《礼记》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1]这就是说，周天子的诸侯有5等，诸侯的部属也有5等，其中“士”有上中下3个等级，是诸侯的陪臣，属于最末等的统治者。西周爵禄制度规定：“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2]意思是：西周下士的收入相当于一个上等农夫的贡献（可供养9人），中士的收入是下士的两倍，上士的收入是中士的两倍。周平王姬宜臼迁都洛阳之后，诸侯各国的争霸斗争愈演愈烈，原有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已经名存实亡，原为统治阶层的“士”逐渐沦落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统治之下的“民”。《春秋谷梁传》记载：“古者国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3]，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但由于“士”长期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人才储备较多，即使沦为庶民之后仍占有诸多优势，始终是特殊的阶层。新兴地主阶级出于巩固统治权的需要，纷纷礼贤下士，极力争取士人的支持。此时一些武艺超群的士人开始出售勇力，或充当政治谋杀的死士，或潜伏江湖充当除暴安民的侠士；一些精通工艺技术的士人也开始授徒传艺，或创制商品发家致富，或研发武器显身扬名；一些满腹经纶的文士则兜售知识，或出谋划策，或游说邦交，或教书办学。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到处都有士人的身影，无处不是士人的舞台。其中影响最大者，就是文士们创办的“私学”。史籍记载创办私学较早者，一是鲁国的柳下惠，二是郑国的邓析。
柳下惠就是那位以“坐怀不乱”闻名的道德君子，姓展名获字禽，是鲁国的宗室，生于公元前720年，卒于公元前621年，是一位百岁人瑞。展获的先人是鲁孝公第3子公子展，后来以展为姓。展获早年也曾出仕官场，担任鲁国的士师，也就是监狱长之类的官职。由于展获为官清正，不肯媚事权贵，因此接连3次被免职，不得已只好回到他的封地柳下（安徽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柳林村）办学，死后追谥为“惠”，史称“柳下惠”，被视为柳姓的始祖。据《论语》所言，柳下惠免职回乡办学时，曾有人劝他到国外找出路，柳下惠断然拒绝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4]意思就是：我如果坚持道德原则认真做事，去了国外也难免再遭3次免职；如果要背离道德原则去干违心的事，那又何必要远离故乡。柳下惠创办的私学很兴旺，直到他90高龄之时仍然有学生百余人。《孟子》言：“柳下惠不羞污君（不以事奉污浊的君主而羞愧），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做官时不隐藏自己的贤能），必以其道（坚持按道德原则办事）。遗佚而不怨（被遗弃时不抱怨），厄穷而不悯（穷困时也不发愁）。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怡然自得不肯离去）。‘尔为尔，我为我，虽祖（xī）裸裎（chéng）于我侧（即使赤身裸体躺在我身边），尔焉能浼（měi）我哉（你也无法污染我）？’故闻柳下惠之风者（凡是听说过柳下惠为人作风的人），鄙夫宽（鄙陋者就变得宽宏大量），薄夫敦（刻薄者变得温柔敦厚）。”[5]孟子非常赞赏柳下惠的谦和与明智，将柳下惠与伯夷、伊尹、孔子并列为4大圣人，认为：“伯夷，圣之清者（最清高）也；伊尹，圣之任者（最负责任）也；柳下惠，圣之和者（最随和）也；孔子，圣之时者（最识时务）也。”[6]于是柳下惠又有“和圣”之称。
邓析揽讼(https://www.xing528.com)
邓析是郑国人，生于公元前545年，卒于公元前501年，年仅45岁。邓析精通法律，是中国历史上资格最老的律师，也是名家学派的创始人。《吕氏春秋》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儒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huān）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7]这就是说：子产在郑国推行改革时，邓析与他为难，公然与打官司的人约定，代理大的官司收取一件长袍，小的官司收取一套短衣裤，就可以帮助当事人胜诉。于是有许多人纷纷送来衣裤，向邓析求教。邓析利用他的法律知识，把错的说成对，把对的说成错，根本没有对与错的客观标准，可受理与不可受理的标准也随时改变。希望胜诉者，就帮他胜诉；希望别人被判刑者，也可以帮他实现愿望。由此引起郑国一片混乱，民间舆论为之哗然。子产对此很担忧，只好捕杀邓析。其实《左传》记载：公元前542年，“郑人游于乡校（郑国人聚集于乡村学校），以论执政（评论子产执政的得失），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为甚么）？夫人朝夕退而游焉（这些人利用早晚休息时间聚一聚），以议执政之善否（议论一下国家政令好与不好）。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为甚么要破坏这样的学校）？我闻忠善以损怨（我听说忠善可以消除怨恨），不闻作威以怨（没有听说用强制手段也可以消除怨恨）。岂不遽止（我并不是不能立即封堵他们的议论），然犹防川（这就像防止水灾一样），大决所犯（一旦河堤决开大口），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我就没法挽救）。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开个小口子因势利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让这些批评意见成为治病的药方）。’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之信可事也（我现在才知道你确实是能成就大事的人）。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如果按照你的办法做下去），其郑国实赖之（郑国就有希望），岂惟二三臣（不仅是对我等属下有利）？’仲尼闻是语也（孔子听说这段话之后），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8]此时的邓析还只是3岁孩童，当时郑国乡校与子产改革的冲突显然与邓析无关。更何况《左传》还有另一则记载：公元前522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你必然会担任执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够推行宽和的政策使民众服从），其次莫如猛（其他人就只能实行严厉的政策）。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不注意）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因此实行宽和的政策难度很大）。’疾数月而卒。”[9]可见子产比邓析早死21年，根本不可能捕杀邓析。继子产之后担任郑国执政的子太叔游吉，仍然推行子产的开放政策，既没有取缔邓析的私学，也没有查封邓析的“律师事务所”，邓析还私下编撰法律教科书，并写成竹简传播，史称《竹刑》。公元前502年，驷歂（chuǎn）继任郑国执政，实在难以容忍邓析的挑战，第二年就下令“杀邓析，而用其《竹刑》”[10]可见邓析是被后任执政驷歂所杀。由于驷歂继续沿用《竹刑》，因此受到广泛批评。后人认为“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驷 从此就没法勉励有才学的人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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