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家多有“尚贤”情结，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国家的治绩就显著）；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治国的要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就在于集聚众多贤才）”[57]，于是选贤任能就成为国家的政治要务，培养贤才也就自然成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据《说文解字》所言，贤字的原意是“多财也”[58]。繁体的“賢”字，从“臣”、从“又”、从“贝”，这个“臣”字就是眼睛，这个“又”字就是手，这个“贝”字就是钱财，意思就是用眼睛和手经管钱财，后来引申为“多才”。《庄子》言：“以德分人谓之圣（能够用道德感化他人就是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能够用钱财周济他人就是贤人）。”[59]舜帝摄政时，实行“五岁一巡狩（每5年进行1次巡视），群后四朝（其余4年让四方诸侯分别赴京朝见）。遍告以言（向诸侯讲说安邦治国的道理），明试以功（公开考察他们的政绩），车服以庸（以车辆和服装奖赏有功绩官员）”[60]，开始形成干部考察制度；舜帝即位后又进一步规定；“三岁一考功（每3年考察1次政绩），三考绌陟（以3次考察成绩决定升迁或降职）”[61]，实现天下大治，司马迁盛赞为：“天下明德（清明的德政）皆自虞帝始”[62]，史称“尧舜盛世”。夏启将“天下为公”的禅让制改为“家天下”的世袭制，选贤任能的考察从此局限于“士”一级基层官吏，正如俞正燮先生所言，“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虑其不能贤不足共治，则选国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吏、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63]。
周文王访贤图
西周将干部考察制度推行于学校，创立了学业考察制度。《礼记》记载：“命乡论秀士（命乡大夫考察评选民间的秀士进入乡学），升之司徒（乡学的优秀者推荐给主持民政与教育的司徒），曰选士（称为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司徒考察评选选士的优秀者送入国学），曰俊士（称为俊士）。升于司徒者（推荐给司徒的选士），不征于乡（可以免除地方政府的徭役），升于学者（推荐进入国学的俊士），不征于司徒（可以免除中央政府的徭役）。”[64]据专家研究，《周礼》所谓“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65]“指的就是‘乡论秀士’之制。‘比’是考校之意，也就是乡大夫每三年要考校乡内的学士，选拔出贤德多才的人”[66]。(www.xing528.com)
《礼记》记载：西周的大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太）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67]这就是说，西周的大学以《礼》、《乐》、《诗》、《书》4部经典造就人才，王太子、王子、诸侯的太子、卿大夫和元士的嫡子，以及考察推荐出来的俊士、选士，都要学习这4门课程，入学者一律按照年龄长幼安排学习进度。
西周大学的学业考察内容是：“比年入学，中年考试。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68]意思是：大学每年招生入学，隔1年进行1次考试；入学1年者，考察其读经断句的能力，辨别其学习志趣；入学3年者，考察其是否专心学业及能否与同学和乐相处；入学5年者，考察其知识是否广泛及对老师的态度；入学7年者，考察其所谈论的学问及结交的朋友，合格者评价为“小成”；入学9年者，考察其能否触类旁通，能否遵从老师教导，能否形成独立见解，合格者评价为“大成”。毕业考察的规定更为严格：“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69]意思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必须接受小胥、大胥、小乐正的考察，将不遵循教导者报告大乐正，由大乐正报告国王；国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到学校施行教诲；如果情况没有改变，国王就将亲临学校视察，予以告诫；如果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国王就会接连3天吃饭不演奏音乐，宣布把不肯悔改的学生流放远方；流放到西方者称为“棘”，流放到东方者称为“寄”。这些被流放者将终身不予录用。考察合格的毕业生报告给王之后，王按照规定将其提拔为司马的部属，称为“进士”。司马经过进一步考察辨别，提出具体的任职意见，然后由王发布正式任命，确定其爵位及俸禄待遇。由此可见，西周沿用尧舜时期的干部考察办法，通过严格的学业考察，形成了从下而上的升学出仕制度，既有考察推荐的程序，也有选拔试用的规矩，为后世的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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