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尚书》所言，舜帝制订的“五刑”第2条，就是“扑作教刑”[41]。孔颖达解释：“扑，槚（jiǎ）楚也”[42]，就是用槚木制成的棍子，被列为当时专门惩罚学生的刑具，可见舜帝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育活动已开始形成举世瞩目的社会事业。《礼记》记载：“有虞氏（舜帝）养国老（大夫以上退休者）于上庠（xiáng），养庶老（士以下退休者）于下庠。”[43]郑玄解释：“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44]由此可见，舜帝时代的“庠”已经从最初的托儿所、幼儿园，发展成为具有不同教育层次的专门机构，堪称是学校的雏形。
据专家研究，“庠”本是指饲养牛羊的棚屋，后兼作储粮的米廪。看守者大多是老人，于是派生出奉养老人的功能，同时兼有照顾小孩的作用，由此逐渐演变成为实施儿童教育的场所。舜帝时代是原始社会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代，原始社会素有尊老爱幼传统，视为社会道德的重要内容，正如《礼记》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45]《诗经》记载：“九月肃霜（寒露结霜），十月涤场（打扫谷场）。朋酒斯飨（捧上两壶美酒），曰杀羔羊（宰杀一只羔羊），跻彼公堂（大家一起走进学堂），称彼兕（sì）觥（举起犀牛角杯），万寿无疆（祝老师万寿无疆）！”[46]陈奂先生考证：“公堂，学校也。”[47]可见“庠”作为氏族公社的公共教育场所，既是学校的雏形，也是最先享有“公堂”称谓之所。正如孙培青先生所言：“成均和庠都是原始社会末期开展多种活动的机构，包括当时的教育活动在内，它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学校，但它开始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为以后专门教育机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48]
半坡遗址模型
【注释】
[1]黄万波《寻踪揭秘》（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2]陈秉才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7页。
[3]李守奎《尸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4]郭彧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0页。
[5]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6]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0页。
[7]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138页。
[8]李国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卷第34页。
[9]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卷第340页。
[10]李国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1卷第39页。
[11]同上。
[1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13]同上书第299页。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15]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页）。
[16]王玉哲《中国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17]郑若葵《解字说文》（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8]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页。
[20]许匡一《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页。
[2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9页。
[23]同上。(www.xing528.com)
[24]李学勤《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4页。
[25]同上书第1485页郑玄注。
[26]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27]江灏《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28]同上书第32—33页。
[29]关贤柱《吕氏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30]同上。
[31]同上。
[32]同上。
[33]关贤柱《吕氏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34]同上书第155页。
[35]同上。
[36]同上。
[37]李国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1卷第40页。
[38]《姜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39]同上书第52页。
[40]《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41]李学勤《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42]同上。
[43]李学勤《礼记正义》第425页。
[44]同上书第426页郑玄注。
[45]杨天宇《礼记译注》第265页。
[46]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7页。
[47]陈奂《诗毛氏传疏》（商务印书馆）第79页。
[48]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10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