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尚书》记载，舜帝继位之后，曾任命22名官员分掌政务。其中有两名官员兼有教育职责，一是司徒契，二是典乐夔。司徒契是黄帝的曾孙帝喾（kù）之子，即尧帝异母弟，也是后世商侯的先祖。舜帝对司徒契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27]当时一般民众还没有姓，所谓“百姓不亲”，是指有身份的贵族不团结，所谓“五品不逊”，是指父母兄弟之间关系不够和顺，因此要求司徒契施行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准则的“五教”，特别强调要以宽和的方式施行教化。这是中国史籍将教育纳入政府官员职责的开端，也是倡导思想教育工作的发端。典乐夔是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文教部长”。舜帝给典乐夔的任务是：“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28]意思就是要典乐夔用音乐教导贵族子弟，使之养成正直而温和的品格，宽大而谨慎的作风，刚毅而不粗暴的性情，简约而不傲慢的态度，以促成和谐相处的社会文明。舜帝倡导的这种以音乐传授文化，以音乐实施教化的模式，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影响很大。
中国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很深刻，认为“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29]，将音乐视为天地和谐、阴阳调和的产物，也就是所谓“道”的产物。“道”就是自然规律，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30]只能“强为之谓之太一（姑且称之为太一）”[31]。但是人一旦明白“太一”的基本道理，就可以“知一则明”[32]“能以一听政者（能够按太一的规律施行政务），乐君臣（君臣关系就可以融洽），和远近（远近四方就可以和平相处），说黔首（民众就会乐于支持），合宗亲（宗族亲情就会和谐）。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尽享天年）。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教化兴盛）。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成）为圣人”[33]，“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 [34]由此可见，中国古人的社会生活中，乐教与礼教都具有特殊意义，是教育民众、推行道义的重要途径。
［3］李学勤《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www.xing528.com)
郑玄解释：“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35]就是说，西周已将音乐列为教育贵族子弟（国子）的必修课。董仲舒甚至认为成均就是“五帝之学”[36]。据专家研究，所谓“成均”，是古人开辟的广场，“这类广场在适于耕稼的农民部落地区较为普遍，在夏秋收获季节用于打场或堆积收获物，同时，也是全体氏族成员聚会、娱乐、举行某种规模较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或向氏族成员宣告氏族首领教令的场所”[37]。殷商甲骨文的“学”字，最初并没有表示教室的“冖”，表示学生的“子”，这表明校舍和学生都是商代之后所形成，此前的“成均之学”只是在公共广场上实施教育的一种方式，表现形式就是倡导和谐的音乐。1979年，陕西临潼发现的“姜寨文化遗址”，是一处6600年前古人聚居的村落，其“中心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38]“广场总面积达4000平方米左右”[39]。1978年，陕西宝鸡发现的“北首岭文化遗址”，是一处7000多年前古人聚居的村落，“村落的中心是一块南北长100米、东西宽60米左右的场地……这里当是公共活动场所”[40]。由此可见，原始氏族公社的“成均之学”，确实是在公共广场开展的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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