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文化》角色扮演在抗战音乐中的研究

1936年左翼音乐工作者提出“国防音乐”的口号，音乐开始作为抗战时期的一种精神武器登上历史的舞台。中苏文化协会是名流荟萃、经常聚会和交际的文化活动中心，重庆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及其《中苏文化》杂志在大后方抗战音乐史和中外音乐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是当时中国了解西方音乐文化的重要窗口，同时也在抗战、统战的宣传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成为了中、苏两国进行音乐文化沟通交流的主要桥梁和平台。

抗战爆发后，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创办了《战歌》周刊。随之，李凌、赵沨等人主编的《新音乐》《音乐艺术》，中华交响乐团创办的《音乐导报》，乐风社出版发行的《乐风》，三民主义青年团创办的《青年音乐》以及《音乐艺术》《歌曲创作月刊》《音艺通讯》《乐坛》《音乐教育》等音乐报刊相继在重庆创刊发行。这些音乐报刊以抗战为主题，或多或少都辟出了一定版面编译介绍以苏联为代表的作曲家、音乐作品、音乐基本理论、音乐创作技法等知识，苏联的音乐文化建设和创作思想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的主要参照。《中苏文化》作为战时重庆唯一一本以传递中苏两国文化为中心任务的期刊，不仅编译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对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与浪漫主义早期作曲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也结合中国音乐的战时需要编译了VOKS对于苏联文化运动、战后音乐文化建设思想以及中国音乐界在与苏联频繁沟通交流过程中所进行的抗战音乐创作实践；《中苏文化》更是以中苏文协为依托，组织宣传各类音乐会、展会、联欢会等，将大量西方音乐作品、音乐家、音乐理论知识、音乐评论和音乐思想等传递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乃至全中国，成为了当时中国了解西方文明和音乐文化的重要窗口。

《中苏文化》在抗战和世界大战局势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重庆，充分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舞台，努力争取国共两党的支持和认可。同时，杂志社还带有浓郁的官方色彩。编委会主任委员王昆仑（1902—1985）、副主任委员翦伯赞（1898—1968）以及大批国民党元老、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社会知名人士都积极为《中苏文化》撰稿，毛泽东的文章《苏联利益和人民利益一致》也刊登在《中苏文化》杂志上。^[1]

1939年12月25日下午两点，中苏文协第二届年会在重庆市银行公会召开，中央社会部部长陈立夫、苏联驻华大使馆参事及秘书、塔斯社记者等700余人参加会议。此次年会讨论并通过了新会章和创办中苏文化学院等提案；^[2]推举宋庆龄（1893—1981）为名誉会长，吴玉章（1878—1966）、梁寒操等25人为常务理事。^[3]1940年5月，由于副会长邵力子出任驻苏大使，孙科指定王昆仑代为主持中苏文化协会会务。王昆仑借机对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机构进行了全面改组，形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改组后的中苏文化协会将周恩来、郭沫若直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一些成员和其他进步民主人士大量吸纳，分别担任各执行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并新增了中苏文艺研究委员会等部门，除秘书主任洪舫属于国民党右派外，其余部门都掌握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手里，特别是郭沫若、屈武（1898—1992）、阳翰笙等重要人物和秘密党员的加入，让中苏文协逐渐成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导的进步组织，《中苏文化》也成了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共为抗战、统战发声的载体。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应邀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庆祝中苏友好同盟签订大会，会见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阐释中共关于国共谈判的立场和愿望，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中苏文化》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抗战和统战宣传活动，为抗战胜利凝聚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同时，通过这个纸媒平台与苏联文化界、艺术界进行书信往来，加强与苏联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联系，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国际环境，为中共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烽火中，中苏两国音乐界为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进行了丰富的交流。特别是在战时重庆的《中苏文化》，更是成为了中苏音乐文化在抗战大后方交流互动中最重要的平台。1946年，《中苏文化》用整8页刊载了一篇名为《俄罗斯音乐中的东方风格》的译文，文章分析了苏联音乐界对东方元素的运用和兴趣，也肯定了苏联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对外传播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实际上，是俄国的作曲家们把东方音乐的宝库向全世界打开的；是他们唤起了大家对这种艺术的非常的兴趣，并且促进它的发展。”^[4]赵沨和李绿永也分别在《中苏文化》上发表文章《关于苏联音乐二三问题》和《苏联音乐与中国新音乐运动》，通过对苏联的音乐团体、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等的研究，分析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和所具备的条件，总结中国音乐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应该加倍努力，如何把埋藏在很深很深的土壤翻上来，把最进步的国家（苏联）的音乐的水流沟通，使得这幼芽不仅获得了肥美泥土的滋养，而且获有了最适合于滋长的外来肥料的灌溉。”^[5]1940年3月，为感谢苏联对中国播送的5次音乐，也为了把中华民族的抗战吼声传播到最关心最同情我们的国家，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对苏广播招待会，苏联及各国驻华大使、外交友人、中国军政要员以及文艺界名流现场聆听了由励志社的管弦乐队和歌咏团带来的音乐会，同时也把马思聪创作的小提琴作品《摇篮曲》《狂想曲》，贺绿汀的《摇篮曲》，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作品《月夜》，以及《旗正飘飘》《巷战歌》《游击队歌》《满江红》《舞曲》《思乡曲》这些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伟大力量的声乐作品，通过重庆中国国际电台向苏联及全世界播放。^[6]不仅如此，苏联军民也经常通过中国的对苏广播，听到重庆的孩子剧团演唱的中国民歌、钢琴作品以及大量的抗战歌曲。^[7]正如《中苏文化》中赞美的那样：“通过这些感人的音乐旋律，将更加强中苏人民密切携手，完成我们共同改造世界的使命。”^[8]

《中苏文化》始终坚持致力于中国抗战和苏联抗战紧密结合下的两国文化交流，在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全面系统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配合中苏文化协会完成联欢会、音乐会、展会等纪念活动，发行各种纪念特刊和特辑。每逢两国国庆或是其他重大节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也都会通过《中苏文化》杂志互致问候，协会本部和各地分会也广泛举行联谊会，放映苏联影片《今日苏联》《我们来自克朗施塔得》《美丽的青春》《空中英雄》等以示庆祝。在苏联音乐家、文学家生辰或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中苏文化》或进行译稿刊登，或组织纪念晚会，如“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查科夫斯基百年诞辰”“苏联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撒科夫一百诞辰”“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晚会：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等。同时，《中苏文化》及其所属的中苏文化协会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合作，积极向苏联介绍中国悠久的文化，组织艺术团在两国间进行互访，邀请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到苏联演出等。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等大批民主进步人士去到北平，积极宣传中苏文化协会的作用和成就，倡议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受中苏文协和“一边倒”政策影响，同时也为了争取苏联更多的援助，1949年10月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刘少奇（1898—1969）任会长，宋庆龄为第一副会长。中苏友好协会不仅继续与苏联加强合作，经常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有关文化团体寄赠资料、图书、期刊、照片、唱片、电影等，^[9]还由杂志社编选出版了多本苏联歌曲集，其中李凌编的《卡秋莎——苏联名歌集》，哈尔滨中苏友协编的《苏联歌选》，朱子奇（1920—2008）、李焕之编的《苏联歌曲选》最具代表性。

总而言之，《中苏文化》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带领下，与整个音乐界、文化界一起，共同创造了战时首都的文化繁荣，成为了推动中国抗战胜利，促进中国近代音乐史向前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1]张小曼：《从〈韧的追求〉谈及张西曼与中苏文化协会》，《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1期，第48—51页。(www.xing528.com)

[2]《中苏文化协会第二届年会》，《中苏文化》第3卷第4期，1939年，第38页。

[3]《宋庆龄被选举为中苏文协会名誉主席》，《新闻报》1939年1月1日，第25版。

[4]乔治•赫波夫著，萧弦译：《俄罗斯音乐中的东方风格》，《中苏文化》第17卷第9期，1946年，第26—33页。

[5]李绿永：《苏联音乐与中国新音乐运动》，《中苏文化》第8卷第5期，1941年，第113页。

[6]黄薇：《在中国第一次对苏音乐广播招待会上》，《中苏文化》第6卷第2期，1940年，第85—86页。

[7]谭得先：《中国儿童的歌声首次到苏联：报道一个儿童对苏音乐广播晚会》，《中苏文化》第8卷第1期，1941年，第91—96页。

[8]张育仁：《论抗战期间中国与苏联文化传播互动的特点及战略意义》，《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70—76、135页。

[9]李文、叶张瑜：《感慨话悠长人散曲未终——原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张再访谈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2—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