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音乐交流：以《中苏文化》为基础

《中苏文化》一直担负和坚守着中苏文化交流使者的神圣使命，特别是在重庆的发展期，为两国音乐和文化交流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也是中国战时外交舞台。国共两党人士，重庆音乐界、文化界人士都在《中苏文化》杂志平台上，关心和推动中苏两国音乐文化的互动、交流与传播。

中苏文化杂志社根据时局变化共出版过3次“创刊号”，对办刊缘由、目标、意义、编辑方针、办刊宗旨等纲领性内容作出了明确说明。1936年5月15日，《中苏文化杂志》（发刊5期后更名为《中苏文化》）在南京出版。中苏文协会长和杂志负责人孙科在创刊号上明确指出，中苏两国地域横贯欧亚，繁荣欧亚两洲是中苏两大民族肩负的历史重任。同时，也说明了刊物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促进今后中苏文化的沟通，使中苏关系日益密切而谅解，于东亚和平当有相当的贡献”^[1]。发刊词中，孙科对苏联革命胜利后的重建所取得的成绩予以了肯定，同时对中国革命先于苏联，却迟迟未能步入正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以为：“若论革命的主义，并非三民主义不如列宁主义的博大，其间只有能与不能实行的区别；何况苏联革命以后的一切建设，实际上也并不离我们三民主义的范围。”^[2]显然，《中苏文化》自创刊起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介绍苏联、宣传苏联建设成就、带领读者了解苏联的历史使命。1937年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肆虐侵犯和日益深重的国家危难，杂志社于11月1日在武汉汉口将《中苏文化》改名为《中苏文化抗战特刊》，卷期另起，以半月刊的形式在南京出版3期后从武汉辗转至重庆。孙科再次以负责人身份在创刊词中明确刊物在抗战期间的宗旨：“人道立场即维护世界文化立场，揭露并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暴行”；“本世界和平立场，及维护东亚和平立场，促进中苏两国之提携抗日”；“本复兴民族立场，鼓吹彻底抗战”^[3]。同时认为：“抗战是具有全体性和持久性的。”^[4]作为报刊媒介，“应面向着人民大众，把一切力量集中到训练民众，组织民众，在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来广泛地开展民众工作及民众的抗日运动。这是本刊改为战时特刊的主要意义之一”^[5]。《中苏文化抗战特刊》以保证中苏文化的顺利沟通为名，要求继续增进两国邦交，加强两国人民间的接触。在全面介绍苏联的基础上，大力渲染和维护中苏友好气氛，宣扬中苏合作是世界和平的关键，为寻求最大限度国际支持担当起了沟通中苏文化、促进中苏关系和东亚和平的重任。1943年1月30日，杂志社为扩大对苏联研究的深度新增了《中苏文化》季刊并发“创刊号”。相对来说，此季刊更偏重于对学术与文艺的系统介绍。^[6]孙科在发刊词中强调，新中国的建设上，苏联是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国家，应扩大和增强对这个国家的学习和研究。季刊中不再继续满足于对苏联通俗的介绍和直接的选译，而是要扩大包含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对苏联的各个领域进行精密具体的探讨，为实现“全民抗战”，争取民族自由独立，让“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在中国民族革命在抗战中得到保障”。^[7]

从3份发刊词中不难看出，《中苏文化》总是能够及时根据时局变化、政治需要调整杂志的办刊目标和内容定位，以顺应时代发展，满足读者群需求。但无论如何调整，杂志社始终秉承“沟通中苏文化的伟大工作为主”这一办刊精神，不仅对国际形势演变与革命、和平外交进行大量分析和研究，也为两国艺术、文学方面的交流互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苏文化》积极宣传苏联、介绍苏联各领域状况和中苏外交动态，为塑造苏联友好形象、营造中苏两国合作氛围不遗余力，担当起了沟通中苏文化、促进中苏关系和东亚和平的重任。

中苏文化杂志社为了能够将苏联文化界的论争及其重要文艺介绍到中国，加强中苏文化的积极沟通，于1936年特地增加了“文艺版”。姚蓬子（1891—1969）担任编辑，主要负责系统地介绍苏联的文艺理论及文学作品，以期对中国文艺界有所帮助。1938年8月，《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2卷第4期开始在重庆出版发行，同年11月24日成立中苏文艺研究委员会，分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五组。盛家伦、安娥（1905—1976）分别任音乐组正、副组长，专门负责该杂志音乐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宣传工作。《中苏文化》在重庆的发展期是两国文艺交流较为频繁的时期，共出版15卷，占总出版量的3/4，其中，1938年1月创刊至1939年6月停刊以“抗战特刊”名义出版34期。目前搜集到的《中苏文化》杂志共186期，缺第3卷第11期、第10卷第5—6期、第11卷第3—4期、第12卷整卷（共7期）以及前线增刊第2—3期，然而好在《中苏文化》或定期发布过去半年总目录，或有预告信息，使得所缺卷期均有迹可循。此外对音乐文献的分析研究立足于除沪版外的所得文本材料，即以46期半月刊、66期月刊、33期合刊、34期《中苏文化抗战专刊》、7本专题特刊、2期季刊和2期前线增刊为主要对象，对其进行微观的统计和分析。

图5-6　《中苏文化》第11卷第3—6期预告消息^[8]和第12卷总目录^[9]

通过对《中苏文化》的梳理，共搜集音乐类文献102篇，根据具体内容，暂把它们分为四大类：音乐文章、曲谱、乐讯、书信以及图片。其中音乐文章41篇，乐讯22条，书信12封，插图和曲谱共27个。《中苏文化》在音乐方面的文献主要以乐讯和文章两大类为主，音乐文章的比重相对最高，包含了音乐启蒙、音乐专业理论、外国音乐家介绍、苏联电影音乐以及抗战音乐的评论和传播等内容。乐讯作为最具有时效性的音乐信息传递，也是受编辑和读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重庆时期的《中苏文化》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进行编辑。除介绍“苏联建设成绩”和“苏联军事及战争技术”^[10]供我国非常时期的抗战和各种建设事业以参考外，“纠正恐日思想，妥协思想之谬误”^[11]也是办刊的主要任务。《中苏文化》为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全面胜利，用文艺作为宣传抗日精神、争取民主和平的有力武器，主张用现实主义题材和手法创作音乐作品，积极开展面向广大群众的新文艺、新音乐，成为了中苏两国音乐界交流的主要平台。

《中苏文化》中的中国现实主义新音乐在抗战大背景下，更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现实性和实际性。侯外庐（1903—1987）强调，应该打破旧文艺氛围内的平衡，从思想上团结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思想及和平民主的主张，用世界新生活的新文艺教养，去完成更高级的现实主义的战斗。^[12]沙梅先生针对抗战歌曲在初期产生的问题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他认为，首先作曲家并不理解抗战的政治形势，“老是一些‘冲啊，前进，我们要抗日呀’一类的东西，想想，这是多么概念化，口号化与原则化……”^[13]；其次，创作作品应该有针对性，根据社会各阶层的要求出作品，使各阶层都能够唱适合自己的作品；再次，创作态度不严肃，作曲对歌词理解不深，放弃了批判的责任，作品缺乏民族性和艺术性。虚生先生针对新文艺不能贴近民众现实生活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作品的实际价值，直至抗战以后，才遇到了它的试金石。因为一到现在，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固然是文艺的对象；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下层民众（农民、工人与由他们组成的士兵），更是文艺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是抗战的主力与建国的基础。”^[14]另外，还有两篇关于苏联电影音乐方面的文稿：《苏联电影中的音乐》（VOKS原稿，贺绿汀译）和《对于苏联戏剧电影之感观特辑：关于苏联电影中的音乐成分》（贺绿汀作），文中对音乐和电影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共通点给出了明确的诠释。VOKS原稿的作者认为：“电影与音乐总是互相联系着的。……由于苏联电影中革命与英雄的主题，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这些世界的正宗派音乐如贝多芬英雄的序曲与交响曲，柴可夫斯基，韦伯……这些英雄主义的正宗派音乐与其精深的立项的内容证明了与苏联电影有近似与相同致电。苏维埃曲作家在他们的电影音乐中常采用交响曲式的结构。”^[15]贺绿汀认为，苏联无论是在文学、音乐、电影还是戏剧方面都有着一些共通的特点，那就是大量的现实主义题材的运用，且认为“苏联人的民族性有好些地方近似东方人……旧俄作曲家许多人都用过东方的曲调作他们乐曲的主题，在苏联的电影音乐中也时常可以听到用各种木管乐器奏着的东方趣味的音乐……这也许是我们热爱苏联电影的另一个原因”。当然，要建立中国的新音乐并不是靠热情和激情就能够实现的，“我们要写中国的管弦乐曲，写中国的歌剧，我们必须先埋头去研究那些高深的西洋音乐理论，去研究和分析那些古典派、近代派各家的作品”。^[16]贺绿汀当时所提出的这个观点在今天同样适用，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外来，不忘本来，才能建立适合中国的音乐理论体系，才能创作出有世界价值的中国民族音乐。

《中苏文化》刊载的文章中介绍性文献也相对丰富，共计13篇。如：马琴的《柴可夫斯基：进步的俄国音乐底创造者之一》、《贝多芬与俄国》（格莱兹特著，沙梅译）、《音乐指挥莫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著，凝晖译）、《乐理家奥高列维茨的名著》（肖斯塔科维奇著，凝晖译）、《夏波林及其圣乐〈为俄罗斯土地而战斗的故事〉》（波埃尔萨著，庄寿慈译）、《草原上的歌手江布尔》（苏鲍莱夫著，李葳译）、《列宁城：音乐文化的中心》（R.达维朵夫著，里拉译）、《三度获奖的肖斯塔科维奇》（李士钊著）等。这些文章主要对苏联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团体进行介绍和分析。

除文章外，音乐消息是每一本音乐杂志的必要组成部分。《中苏文化》也不例外。21条乐讯大多是来自苏联方面的消息，主要是关于苏联音乐家、歌曲、歌剧、团体、比赛和一些音乐活动方面的内容。从农村歌手到音乐巨匠、从中国的儿童剧团到苏联的国立乐队，从话剧、歌剧、舞剧、交响乐到苏联文艺最高奖项，可以说《中苏文化》对音乐方面的报道是广泛且全面的。文、艺不分家，在这些信息中与普希金有关的就有10条：《普式庚名著改编歌舞剧》、《苏联作曲家制作关于普式庚之作曲》、普式庚诞生150周年系列剧照等；而音乐家中备受关注的是被誉为“旋律大师”的柴可夫斯基以及在“强力集团”中鹤立鸡群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中苏文化》刊发了与他们相关的《柴可夫斯基诞生百年纪念》、《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查科夫斯基百年诞辰》、《柴可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苏联民（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一百诞辰》（VOKS特稿）、《李谟斯基——可尔萨可夫：纪念氏诞生（一八四四、三、一八）百周年》；另有关于歌剧、舞剧、交响乐的讯息《普氏庚名著改编歌舞剧》《献奏美斯科夫斯基第二十四交响曲》《苏联国立乐队全世界最大的乐队之一》《俄罗斯——苏联音乐演奏会》《舞剧“佐洛希卡”》《美歌剧在莫上演》《（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音乐，戏剧》，以及对第五次斯大林奖金、一九四七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七次斯大林奖金等比赛中获奖的音乐巨作和舞剧进行的介绍。当然，也不乏中国方面对两国交流所做努力的介绍，如《在中国第一次对苏音乐广播招待会上》《中国儿童的歌声首次到苏联》《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晚会》，以及1941年3月，中苏文协组织的一次面向全苏联听众的广播夜会报道《歌声高亢向友邦倾诉衷曲：本会对苏联音乐广播夜会特写》。此次广播夜会有包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商务代办、塔斯社社长、会长孙科等130余人到达现场，用独唱、二重唱、合唱的形式演唱中国歌曲《青天白日满地红》《抗敌歌》《旗正飘飘》《飘零的落花》《中国父母心，皆愿儿女上前方》《远征轰炸歌》《勇士骨》《西风在那里哭泣》《凭悼》《红叶轻轻地抚着白骨》《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和《中国一定强》。^[17]

自1940年中苏文化协会向全社会发出公开号召，发动中国人民向苏联民众写信运动^[18]开始，《中苏文化》便自然而然成为了传递两国文化交流的信使，频繁的书信往来也成为了《中苏文化》的办刊特色之一。正如重庆本土音乐家刘雪庵致苏联音乐界同志的信中所说：“以往我们彼此虽然举行过音乐对播，送音乐刊物及作品来贵国展览，推广贵国的名作，如《祖国进行曲》及《快乐的人们》等。我们的抗战歌数十余首也曾由贵国同仁译印出来介绍给大众认识欣赏。可是借通讯方式来发挥贵我两国乐坛同仁的思想要求，以取得密切的联系进一步的融合，总算仅有。”^[19]刘雪庵也在不久后得到了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R.格里埃尔和副主席A.哈查杜里安的回信，信中表示：“我们是以最大的兴趣得悉了中国音乐的传统形式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发展着……对建立中国与苏联音乐界间的密切联系的愿望完全和我们自己的愿望一致。”同时，苏联作曲家协会通过苏联对外协会中转，也随信寄给中国一些乐谱，并希望能够看到中国音乐界关于爱国斗争的合奏作品。^[20]苏联音乐家马良•郭凡尔也曾赠谱给我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在向马思聪提及对梅兰芳剧团的赞赏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从马思聪这里提高自己对于中国音乐的认识。比如：中国“是否有音乐会等之组织；作曲家之创作，有何种特征；如何汇集及整理中国之民间歌曲，其对于声乐与器乐方面有何种造就”。马良•郭凡尔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相关的乐谱，也希望中苏音乐家所建立的联系能够日渐发展。^[21]此外，中华交响乐团、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都通过《中苏文化》与苏联音乐界进行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他们交流心得、互赠乐谱和音乐书籍，在《中苏文化》所刊载的音乐书信中不仅包含着庄严、尊重的氛围和真挚、友善的情感，同时也实现了两国音乐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鼓舞着正在英勇奋战的中国人民。

丰富的音乐会、歌舞剧剧照、音乐家、音乐厅等插图是《中苏文化》音乐文献的另一个特点。“苏联北方民族之女琴手”“涅尔格斯歌剧之一幕”“可宾国际钢琴赛中之优胜者爱姆列诺伐”“中国第一次对苏音乐广播：孙会长在麦克风前”等插图以最直观的方式让中国民众了解了苏联的音乐界，了解中、苏音乐界为两国文化互动交流做的努力。《中苏文化》虽为综合性期刊，但它也与同时期的音乐期刊《乐风》《新音乐》等杂志一样，也对乐谱进行了刊载。并且《中苏文化》上的这13首歌曲中，除了含沙、云阶创作的《中华的女儿》和戏曲说唱词《送寒衣》是中国作品以外，其余11首均是来自苏联的译介。它们是：歌曲《最后神圣的战争》《青年游击队》《青春之歌》《一个贝加尔湖的青年》；《森林之曲》插曲《贝加尔湖之歌》和《歌唱未来的日子》；合唱曲《苏联军队》（钢伴谱）、《斯大林格勒近郊辽阔的田野》《世界民主青年歌》《青年战士之歌》《金色的小麦》《战士歌》。梳理文献后不难发现，这些歌谱大多由徐艺延进行译配，除一首转载用的简谱外，其余都是五线谱记谱，且大部分有钢琴伴奏谱，合唱谱通常是2至4个声部。战争年代，通信和邮寄乐谱、书籍也许是最为有效的交流方式。《中苏文化》的音乐文献，无论是书信、乐谱、插图、消息还是文章，都在表现其原有的交流性、国际性、文化性同时，也体现了其政治鼓动和社会动员。

《中苏文化》的编辑工作起初是由中苏文化协会杂志委员会成员共同负责。1938年5月16日，编辑委员会在汉口成立，袁孟超（1905—1991）任主编，金戈、赵康、蓬子、含沙、李孟达、黄操良、于绍文、金云峰组成编辑团队^[22]，之后，主编工作分别由侯外庐和郁文哉（1907—1953）接手。编委会向读者介绍两国历史、地理、文学、思想、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交流情况，也刊登会务汇录等内容。同时，通过对一系列座谈会、展览会、俄语讲习班、讲演会、音乐会，与苏联各界互通信件等方式，介绍苏联在抵抗德国法西斯战争、争取民族胜利方面的经验，鼓舞民众奋起抗战。

中国方面音乐文献的撰稿人主要是国共两党人士和音乐家。如：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萧弦、吕骥、马思聪等，他们在音乐启蒙、电影音乐评论、抗战音乐评论类、传播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也不乏当时的文化界名人，如：田汉、老舍、郭沫若等，他们的文章在谈及艺术时对音乐也有不同方面的阐述和涉猎。苏联方面的撰稿人通常是专业音乐人。如：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Шостакович，1906—1975）、亚历山大洛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 Григо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1903—1983）、乔治赫波夫等20多位从事作曲、指挥、音乐评论等方面的专家，他们涉及的领域更为宽泛，内容多与苏联音乐和抗战音乐介绍、音乐巨匠介绍、音乐审美、音乐走向和音乐家的政治倾向有关。作者群及其立场、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中苏文化》的音乐思想，通过这些作者们的传记、通信、回忆录以及相关文献梳理，发现《中苏文化》中的作者群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苏文化》编委会成员中有信仰三民主义的也有信仰共产主义的，所以他们选择翻译文章的角度呈中立态度。《中苏文化》编委会成员即是组织编辑者，也是杂志乐讯、文章的主要撰稿人和译介人。1936年第1卷第6期的文艺版中“苏联形式主义论战特辑”的《混乱代替了音乐》（《真理报》社论）和《论形式主义》两篇文章，就是由中苏文化协会杂志委员会委员莲子翻译的。在这两篇文章中发出了两个声音：一是批驳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歌剧《麦克白夫人》是形式主义；另一个是评价肖斯塔科维奇是苏联的莫扎特，反对给艺术家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两篇截然不同论点的文章出现在了同一版面中，予以读者思考和评论的空间。再比如曾翻译过《资本论》的杂志主编侯外庐，在《中苏文化》1940年第6卷第5期中发表《新的时代新的文艺》一文，就新文艺和左翼文化进行了对比性阐述。此类文章还有老舍的《抗战中的中国文艺》^[23]、郭沫若的《中苏文艺交流之促进》^[24]、贺绿汀的《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25]等。

第二，翻译音乐文献是两国交流过程中获取音乐讯息、音乐思想和音乐发展现状的直接手段。中苏文化杂志社编辑和撰稿人均具有良好的俄语基础，这为中苏音乐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力保障。杂志的41篇音乐文章中有很大部分是对VOKS的苏联文献直接进行的译介，或是通过阅读苏联音乐文献后所作出的评论，在现掌握文献中，以葛一虹（1913—2005）、沙梅、贺绿汀、萧弦为代表的音乐文献翻译作者有21人，他们主要从事与作曲、音乐评论、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相关的研究。他们的努力对推动中苏音乐交流、中国新音乐及其新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1940年，贺绿汀翻译了VOKS原稿《苏联电影中的音乐》，同时，也在《关于苏联电影中的音乐成分》一文中发表了自己观看苏联电影后的评述；另外，凝晖翻译的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所写的《乐理家奥高列维茨的名著》、骆肯翻译的巴天洛夫对柴可夫斯基的介绍以及音乐评论等都来自于VOKS的特稿。这些来自苏联学者们的文献能够让中国直观清晰地了解当时苏联音乐界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同时，苏联的音乐传统、乐观精神和战斗民族的坚强昂扬也给在战乱危局的迷茫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音乐界指明了方向。

第三，活跃在文艺界的音乐家、文学家是中苏音乐文化交流主力军和中国新音乐浪潮中广大音乐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引路人。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吕骥、郭沫若等我们熟知的音乐家和文学家积极投稿，把新的音乐思想和作品通过《中苏文化》和苏联音乐界进行互动交流，推动了中国音乐在苏联乃至世界的传播，同时也为中国抗战音乐的建设和近代音乐的向前发展指明了方向。就像贺绿汀发表的4篇文章中，不仅有涉及苏联电影音乐的翻译和研究，也有关于中国新音乐发展和歌咏运动的思考。在《新中国启蒙时期歌咏运动》一文中，他明确指出早期中国把日文歌曲重新填词的这些创作节奏呆板、旋律单调。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迫使中国救亡工作者、艺术家扬弃旧日创作形态，将他们的满腔怒火通过一首首爱国歌咏作品宣泄出来，激发和鼓舞着广大的人民群众。二部、三部或是四部合唱曲以及作曲家们中国风或是西洋风的创作开始为大众所欢迎，现实主义歌咏作品以战斗的姿态作出了飞跃的进步，完成了中国普遍民众音乐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26]

《中苏文化》能够在战争期间坚挺存活，完全得益于中苏文化协会领导层特殊的人员构成；得益于它始终坚持以文化交流为切口的办刊思想及宣传抗战、统战的历史使命；得益于中苏两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相对统一的政治立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因素的存在，才让这条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化纽带得以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人紧紧连在了一起，让中国现实主义音乐文化和中国抗战音乐文化在战争烽火中得到快速的发展。

[1]孙科：《发刊词》，《中苏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第18页。

[2]孙科：《发刊词》，《中苏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第17页。

[3]孙科：《创刊词》，《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1期，1937年，第4页。(www.xing528.com)

[4]孙科：《创刊词》，《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1期，1937年，第4页。

[5]孙科：《创刊词》，《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1期，1937年，第4页。

[6]《本刊启示》，《中苏文化》第11卷第5、6期，1942年，第66页。

[7]孙科：《扩大对于苏联的研究——代发刊词》，《中苏文化》（季刊）第1期，1943年，第1页。

[8]《本刊预告》，《中苏文化》第11卷第1、2期，1942年，第77页。

[9]《中苏文化半月刊第十二卷（共七期）总目录》，《中苏文化》第13卷第1、2期，1943年，第46—47页。

[10]《启示》，《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1期，中苏文化杂志社1937年，第43页。

[11]《启示》，《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1期，中苏文化杂志社1937年，第43页。

[12]侯外庐：《新的时代新的文艺》，《中苏文化》第6卷第5期，1940年，第14—16页。

[13]沙梅：《检讨一下目前的歌运》，《中苏文化》第3卷第1、2期，1938年，第41—43页。

[14]虚生：《再论通俗文艺与地方性》，《中苏文化》第3卷第4期，1939年，第26—28页。

[15]贺绿汀译：《苏联电影中的音乐》，《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第163页。

[16]贺绿汀：《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中苏文化》第7卷第3期（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第262—266页。

[17]谭得先：《歌声高亢向友邦倾诉衷曲：本会对苏联音乐广播夜会特写》，《中苏文化》第8卷第3—4期，1941年，第77—78页。

[18]林君：《向苏联民众写信运动》，《全民抗战》第126期，1940年，第1902—1903页。

[19]刘雪庵：《致苏联人民书》，《中苏文化》第7卷第6期，1940年，第67页。

[20]R.格里埃尔、A.哈查杜里安：《苏联作曲家协会复中国作曲家刘雪庵的信》，《中苏文化》第10卷第1期，1941年，第31页。

[21]马良•郭凡尔：《苏联音乐家马良•郭凡尔致马思聪书》，《中苏文化》第8卷第5期，1941年，第107页。

[22]见《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

[23]老舍：《抗战中的中国文艺》，《中苏文化》第3卷第10期，1939年，第28页。

[24]马良•郭凡尔：《苏联音乐家马良•郭凡尔致马思聪书》，《中苏文化》第6卷第5期，1940年，第107页。

[25]贺绿汀：《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第262—266页。

[26]贺绿汀：《新中国启蒙时期歌咏运动》，《中苏文化》第3卷第8、9期，1939年，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