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国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接壤，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和特殊的政治缘由，这给两国在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是与苏俄音乐的双向交流，一方面是通过苏俄介绍欧洲等西方国家的音乐。从《青年团员之歌》《同志们，勇敢的前进！》到《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20世纪外国音乐的影响力和歌曲的传唱度，苏俄在音乐交流和传播上的作用不可小觑。从文化交流的规模来看，中苏之间经历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1896年，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大批俄国技术人员受政府派遣，携家眷迁入哈尔滨。随后日俄战争和十月革命的爆发，致使更多俄国旧贵族、工商业主和知识分子等逃亡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兴办学校，创办报纸杂志，出版书籍，开设书店、图书馆，成立各类文艺组织和团体，带来了丰富的音乐文化，比较深入地影响着中国的音乐文化，成为当时中国音乐界的“半边天”。苏俄富有民族个性特色的音乐风格为刚从学堂乐歌启蒙阶段走来，开始寻求音乐新发展方向的中国近代音乐带来启示，成为学习的榜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以中共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为导向，文化组织和音乐团体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壮大。全国音乐界在“国防音乐”的号召下，抗日救亡音乐思潮高涨，音乐开始作为一种战时的精神武器登上历史舞台。国民政府为寻求国际社会调停，也着手恢复和改善因1929年中东铁路归属问题发生武装冲突而断交的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减弱对国内民众的反苏宣传，进而推行“联苏抗日”主张，甚至对以私人名义出访苏联的梅兰芳予以资金、舆论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1932年中苏复交后，民间社会开始用全新的视角去认识和思考对苏关系和中苏关系。政府和广大民众期望以此为契机联苏抗日。一些留学苏联的学生也积极投身到中苏文化交流工作中，希望通过文化互鉴，将中国的民族文化及新兴的抗战文艺作品介绍到苏联，同时也实时了解苏联的文化动态，学习苏联方面的经验，加强两国的相互了解，为中国抗战积蓄力量和财富。其间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存续时间最久的应数由张西曼（1895—1949）、徐悲鸿（1895—1953）等人发起的中苏文化协会。
1935年7月7日，张西曼向中央民运会提出创建中苏文化协会的申请，15日获组织许可证。7月25日下午，由中苏文化协会各发起人在南京钟南中学召开临时会议，推选徐悲鸿为主席。经过历时3个月的12次筹备委员会议，1935年10月25日正午12时，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华侨招待所召开，中苏双方25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通过了协会章程，规定以“研究及宣传中苏文化并促进两国国民之友谊”[1]为宗旨。推选孙中山之子、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任会长，首任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德米特里•西里耶维奇•鲍格莫洛（1890—1938）、苏联科学院院长卡尔宾斯基（1847—1936）和蔡元培、陈立夫、于右任（1879—1964）、颜惠庆（1877—1950）6人同任名誉会长，张西曼、徐悲鸿、傅秉常（1896—1965）、何汉文（1904—1982）、梁寒操（1898—1975）、王陆一（1896—1943）、于国桢（1900—1952）、沙拉托夫策夫（Саратовцев Павел Гаврилович，1898—1938）等15人为理事，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张西曼任常务理事，处理日常事务。孙科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希望从今天起，对于以往的缺憾有所补救。我们要以这机关为媒介，把中国的文化同苏联的文化时常作相互的沟通，使两国文化得以巩固和发扬；同时，要求促进两国国民之间的友谊，使之相互了解，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2]会后，孙科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3]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得到支持。苏联随即复电祝贺，并表示愿意赠送苏联报刊和文艺作品，希望两国文化界密切合作，共同发扬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
1936年3月1日，中苏文协上海分会正式成立。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1898—1968）任会长，黄炎培（1878—1965）、潘公展（1894—1975）、李公朴（1902—1946）、褚民谊（1884—1946）、杜月笙（1888—1951）等11人为理事，周剑云（1893—1967）等6人为候补理事。南京和上海成为抗战时期首先传播中苏两国文化的重镇之地。1937年12月19日，中苏文协湖南分会成立。抗战全面爆发后，中苏文协总部辗转武汉汉口，于1937年12月迁至战时首都——重庆，随后，分别在广州、兰州、贵阳、成都、桂林、昆明、香港、西安、迪化、延安等地迅速建立分会，各地方分会在中苏文协和VOKS的引领、配合下，如火如荼地为两国文化互鉴开展交流活动（见表5-6）。截至抗战后期，全国会员已发展达5万余人。正如梁寒操所说：“中苏文化协会之成立，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中苏两国都是在远东有广大领土的国家，同时于世界和平、文化建设，彼此都抱有相同目的。而其文化又有各自特长，实有相互联系，辉昂沾溉之必要。”[4]
表5-6 中苏文化协会各地分会成立发展一览表[5]
抗战胜利后，中苏文化协会总部于1946年迁回南京，但随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转变，协会活动陷入困境。协会成立十余年来，尽管辗转迁移，但始终坚持初衷，在复杂的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中，协会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等其他文化机构和团体保持着密切合作，共同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成为抗战时期苏联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
1949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集各民主党派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基础上发起筹备中苏友好协会。郭沫若在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上明确了中苏文化协会和中苏友好协会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之初，本打算用“中苏友好协会”为名，因国民政府方面不同意，才最终定名为“中苏文化协会”。[6]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在中苏建交的第3天正式成立，继续为沟通两国文化，促进中苏友谊贡献力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按照中苏文化协会会章总则第四条规定，出版关于中苏文化刊物[7]，总会和各地分会积极创办各自的宣传刊物，努力创建两国平等对话、自主“发声”的文化交流平台。其中，影响最大的应数总会创办的机关刊物《中苏文化》，以及湖南分会的《中苏》[8]和成都分会的《中国与苏联》[9]。
中苏文化协会总会，除秘书处负责协会日常事务外，另一个主要分管部门就是《中苏文化》[10]编辑部。编辑部在协会的带领下，经历了两年零两个月在南京的初创期[11]和武汉汉口短暂的8个月过渡期[12]，之后便与大量文化机构、组织一起迁往战时首都重庆，开始了长达8年的发展期[13]。中苏文化杂志社到达重庆后，先后在模范市场银行公会三楼，观音岩义林医院（现渝中区观音岩重庆市人民医院）内，渝中区中一路139、206和170号进行办公，最终渝中区中一路这处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成为了中苏文协的会址。据中苏文协编译委员会孙绳武回忆，中苏文化杂志社辗转到达重庆后是在胡同深处的五六十米的大院里办公，这里原是重庆面粉厂老板鲜英的私产，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后借给中苏文协无偿使用。院子的左边是一栋两层高的小洋楼，楼下有两间展室，用于展出苏联的图片和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另外较大的一间是当时的图书馆，而整个楼上就是《中苏文化》杂志的编辑部、编译委员会、秘书处、会议室等办公部门。[14]
《中苏文化》[15]为综合性文化理论刊物，16开本，是从政治性刊物《中国与苏俄》[16]杂志转刊而来。1936年5月15日创刊于南京，月刊，封面以中、俄文并列题名，由中苏文化杂志编辑部（社）编辑、出版，后改为中苏文化协会杂志委员会编辑、发行。
图5-1 中国与苏俄杂志社启事
图5-2 1936年《中苏文化》创刊号封底
关于刊物名称，在过去的研究中出现了《中苏文化》和《中苏文化杂志》两种表述。在孙科的发刊词中提道：“去年协会成立，决定发行一种刊物，专负交换彼此文化之责，筹备数月，今方出版，定名为《中苏文化》……祝《中苏文化》前途无量的光明。”[17]但在梳理过程中，从期刊封底和中国与苏俄杂志社发表的转刊启示中不难看出，杂志在创刊时，中苏文化协会确实定其刊名为《中苏文化杂志》，发刊5期后，自第1卷第6期起，更名为《中苏文化》。
1937年11月起，《中苏文化》改为《中苏文化抗战特刊》，出半月刊，发创刊号，卷期另起（见图5-3），1937年12月16日迁往武汉汉口继续出版；1938年8月19日（《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2卷第4期）迁往重庆出版。
图5-3 1937年《中苏文化抗战特刊》创刊号封面
图5-4 1938年新增《中苏文化》前线增刊(www.xing528.com)
图5-5 1943年新增的《中苏文化》季刊封面
1938年12月，以报纸形式，特地为前线军民发行“前线增刊”（见图5-4），次年8月1日止出版发行《中苏文化抗战特刊》整3卷36期，之后恢复《中苏文化》月刊，卷期不变；1940年4月1日（第6卷第1期）起改为半月刊；1943年7月起，为了扩大对于苏联的研究，杂志社决定增扩了季刊，并于1944年1月（第15卷1期）继续恢复月刊；1946年第17卷起开始兼出沪版、渝版，同年10月迁回南京出版新一期（即第17卷第7期）。截至1949年9月20日，《中苏文化》从南京—汉口—重庆（上海）—南京，历时13年零4个月，共编辑出版22卷202期。
《中苏文化》虽未能在期刊出版周期与发行的连续性属性方面得到准确保障，但却能以“合刊”“纪念刊”“特刊”等形式予以弥补，且能够在这样复杂多变的政治背景下坚守办刊宗旨和风格不变，基本保持版式、图片方面的统一，实属不易。它记录了中苏两国人民在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争取世界和平道路上付出的艰辛努力；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见证了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团结一致，英勇抗战，由衰败走向振兴，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全过程。
[1]真之：《介绍中苏文化协会》，《世界知识》第1卷第4期，1936年，第37页。
[2]《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中苏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第10页。
[3]VOKS：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简称，是苏联政府于1925年设立的组织，以促进苏联作家、作曲家、音乐家、影视工作者、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运动员与其他国家的同行进行交流。该协会为相关文化工作者组织旅行和会议等活动。该组织源自苏联，在世界各国设立有平行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组织。
[4]梁寒操：《中苏文化协会之展望》，《中苏文化》第2卷第1期，1936年，第12页。
[5]表格信息来源于《中苏文化》《苏联文艺》《现代评谈》《新闻报》《中国与苏联》《云南教育通讯》《广西教育通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会刊》等。
[6]郭沫若：《郭沫若在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上的开幕词》，《中苏文化》第20卷第8期，1949年，第2—4页。
[7]王锦辉：《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0年5月。
[8]《中苏》，翦伯赞主编，政治类刊物，半月刊，1938年长沙创刊，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编辑出版。会址位于长沙荷池路东1号附6号。1939年3月，该刊移至沅陵，并于1940年4月创刊《中苏》月刊，会址位于湖南省沅陵老爷巷17号。1941年10月迁往桂林，1940年12月停刊，原因不详。《中苏》共出刊39期，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以湖南、中苏关系和国际局势为主要关注点。
[9]《中国与苏联》（月刊），1939年11月在成都创刊，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出版，社址位于成都祠堂街72号。栏目有时事述评、专论、中苏研究、文艺、特载等。
[10]《中苏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刊名，本书中除需特别说明的地方以外，对该期刊皆统称《中苏文化》。
[11]南京时期：1935年10月至1937年12月。
[12]汉口时期：1938年1月至1938年8月。
[13]重庆时期：1938年8月至1946年7月。
[14]孙绳武：《难忘重庆岁月——在中苏文化协会》，《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第65—75页。
[15]《中苏文化》由中国与苏俄杂志社出版。社址位于南京中山北路西流湾402号。《中国与苏俄》始为月刊，1934年第3卷第3期后改为季刊发行。1936年，《中苏文化》在《中国与苏俄》期刊基础上创刊。该刊设置有论著、译述、记载、史料、讨论、调查、通信、文艺、纪要等栏目，发表文章内容涵盖对苏联社会发展、政治制度、外交政策、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军事力量、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研究评述，后期增设有俄事述评、国际文库、参考资料等栏目。
[16]西门宗华主编：《中国与苏俄》，1933年1月1日创刊于南京。
[17]孙科：《发刊词》，《中苏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第17—1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