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重庆首都角色及时代意义

在特定历史背景、特殊角色定位下，传播主体和受体以及媒介都被争取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原动力动员起来，采用不同传播方式，使用不同传播载体，跨越点线面的限制，朝着历史与未来纵深传播、反馈，形成了战时重庆音乐文化传播独具的目的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影响力的特征。

音乐传播原本的目的在于传承、教化和陶冶情操，而战时重庆的音乐传播由于日本的侵略而迅速转化为抗战所需的引导和宣教。重庆音乐界不再沉溺于取悦和迎合的旧音乐，而是有目的地、有计划地传播一切带着抗战精神、民族精神，能让受众觉醒奋起的新音乐。1942年在重庆诞生的大歌剧《秋子》虽引发了当时评论界褒贬不一的争论，但最重要的是，它相继在重庆、成都、昆明、遵义、南充等地公演了52场，演出效果并未因《秋子》在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而使观众却步，相反由于内容的吸引场场爆满，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歌剧史上的“肇始之作”。《秋子》传奇式的传播效果得益于传播主体对受众情感体验的提前认知，得益于对民众强烈的反战意识，更得益于《新华日报》在首演前一个多月就开始的3次报道预热宣传。这部反战体裁的大歌剧通过戏剧语言（剧情、音乐等）对观众加以引导，从而得到强烈的共鸣和反馈，具有强烈的目的性。

其次，战时重庆的音乐传播无论从传播内容，传播主体、媒介还是受众群体，都体现出了广泛性特征。音乐工作者们主动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研究音乐理论，开辟了歌剧、交响乐、钢琴等外来音乐形式，纷纷展现在重庆舞台上；通过创办音乐类报刊、出版译著、歌曲集等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扩大传播范围；利用新兴文化交流组织、音乐演出团体、教育机构等进行对外广播、灌制唱片、发行电影，将中国民族音乐、救亡思想、抗战音乐和音乐思潮传播至全国、全世界。在南方局指引和帮助下，重庆的一些音乐家摒弃为音乐而音乐的创作观，根植于战争需求，接受并传播一切能够集中体现抗战精神、宣传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音乐形式，以激发军民抗战热情、坚定中华民族夺取伟大胜利的决心。无论是文化组织、演出团体、教育机构，还是以传统舞台、印刷出版、电子传播为主的媒介，都成为战争年代和城市文化的发声载体，承载着对侵略者的控诉和对中华民族的鼓舞。自然，“重庆大同乐会”“国立二中白雪国乐队”“国立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南开中学正声乐社”“蟠桃国乐社”“南风国乐社”等社团也为争取中国国乐在国际舞台上的对话权，积极挖掘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元素，推动和促进中国民族音乐的改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中外交流过程中彰显其强烈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品格。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迁至重庆后，也通过乐器改进、作曲创作、指挥训练等进行乐团编制改革，形成南方丝竹和北方吹打相结合的民乐合奏模式。33名国乐职业演奏员以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器乐艺术为主旨，以抗战宣传服务为己任，将国乐合奏《雄风万里》《飞花点翠》《夕阳箫鼓》，齐奏《鹧鸪飞》《变体新水令》，新笛独奏杨琴伴奏《幽思》，扬琴独奏《霓裳羽衣曲》，二胡独奏《开居吟》，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古筝独奏《梅花三弄》，民乐六重奏《董风曲》等^[1]多声部民乐作品，通过多种传播方式与受众进行交流。中国民族音乐通过广播电台对外宣传，发挥战时鼓动宣传作用，为饱受日军大轰炸的重庆人民带来了精神食粮和心灵慰藉，同时，让同盟国家和关心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在跨文化的音乐互动中了解中国处境、认识中国音乐和中国精神。

重庆在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了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这为音乐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如何表达中国民众在烽火中发出一声声怒吼？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国抗战获取国际援助和支持？如何用音乐文化形象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精神和中国音乐文化？都成为需要思考和进行实践的主流问题，而随之产生的音乐文化传播，对传承和保护中国抗战音乐文化、勾勒中外音乐交流史、启示当代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抗战时期的电影、唱片胶片，以及报纸、期刊、书籍、歌曲集这些印刷物的出版和发行，完成了对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的多维度记录，为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历史的演进、音乐技法发展、中国音乐美学，特别是研究抗战音乐文化与战争音乐的独特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依据，也给予了许多重要启示。(www.xing528.com)

重庆音乐传播过程无疑是我国新音乐发展的历史再现，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堂乐歌单纯呆板的填词到中国第一部成熟正歌剧《秋子》的成功上演；从单旋律的中国民乐到多声部的现代民乐团雏形乃至交响乐的盛极一时；从音乐师资匮乏到国立音乐院、育才学校音乐组、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等专业音乐院系的成立……战时音乐家们排除万难，为提升音乐传播效果，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广大民众心灵共鸣，得到民众的喜爱；通过丰富有效的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最大限度发挥其宣传、鼓舞、教育社会功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支持。

[1]见《乐风》第1卷第1期，1940年，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