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战时音乐组织与传播

战时首都重庆音乐文化的组织传播主要由传统舞台、文化团体和音乐演出团体三部分组成。传统的舞台传播是一种具有模糊性传播效果的近距离组织传播。音乐由A传给B，B再传给C，C得到的音乐信息与A最初传出的音乐信息相比已经相对模糊。歌咏活动是重庆抗战时期最为盛行的一种音乐传播方式。周恩来曾指出：诗歌、漫画、美术、木刻等各艺术门类在抗战中都发挥了突出的救亡作用，但救亡歌咏是最明显的，最能代表大众发出内心的呼喊和齐心协力的心声。^[1]抗战时期，音乐文化的组织传播成为宣泄民众情绪、鼓舞民众斗志、抒写时代战歌的有力工具，其宣教和社会功能已远大于接受者对音乐本体欣赏的审美、娱乐功能。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群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开始在重庆如火如荼地展开，成为战时重庆地区最直接有效的近距离音乐传播渠道。1937年9月，重庆市救亡歌咏协会成立，重庆市青年民众歌咏会、暴风歌咏会等10多个歌咏团体参加其中。1938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随即，普及群众歌咏运动委员会等歌咏组织也相继成立。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委员会决定把每年3月5日—4月5日定为“陪都音乐月”，内容包含：扩大音乐演奏会、个人音乐会、管弦乐演奏会、团体音乐会、独唱会及歌咏大会等，马思聪、刘雪庵、吴伯超、盛家伦、李凌、赵沨等人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创作内容，群众歌咏为主要音乐表现形式，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舞台音乐传播在重庆的发展，把中国新音乐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1941年3月，为纪念孙中山逝世16周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在夫子池新运模范区广场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千人大合唱”，李抱忱担任指挥。由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21个单位组成的千人合唱团在由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等8家军乐队组成的108人的联合军乐队伴奏下，演唱了《我们是民族的歌手》《满江红》《战士之歌》《锄头歌》等11首歌曲，并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录音。1942年3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江津白沙举办了首届“陪都音乐月”万人大合唱。组织者是本土进步人士和流亡大后方的艺术家。活动由吴伯超指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院校的大中学生组成歌咏主体，共演唱了9首歌曲：《总理纪念歌》《精神总动员歌》《天下为公》《我们是民族的歌手》《苏州河北岸》《满江红》《青天白日满地红》和《白沙镇歌》，现场观看人数达7万人之多，呈现出了演出规模宏大、传播范围宽广、受众感受强烈的特点。白沙万人大合唱充分展示了重庆音乐教育成果和抗战精神，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次创举，为推动抗战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期，国民政府也在对外来访者的接待中把中国民乐和抗战音乐作为“接待礼仪”的一项重要内容向外国官员和国际友人进行展示，为中国音乐对外传播、争取国际支援做好了“公关”工作。国乐队的舞台演出和《满江红》《大刀进行曲》等大批抗日救亡歌曲成为最快速有效的传播内容，最大限度地宣誓中国的抗战决心，表达中国民众的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情绪。

除传统的舞台传播外，新兴的文化团体和音乐演出团体也是战时首都重要的传播组织。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采取了官方斡旋和民间外交双管齐下的外交策略。一时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中德文化协会、中法文化协会等半官方的中国民办外交协会在重庆应运而生。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为宗旨，采用灵活多样的手段、广播、期刊、茶话会、欢迎会以及派员出国等丰富多元的形式，开展了包括音乐、美术、文学在内的国际文化传播活动，有力地弥补了官方外交的不足，为中国的抗战尽可能地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苏文化交流协会、中缅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战时重庆的对外音乐交流文化传播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外交流中，受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差异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抗战的了解亟待加强。音乐作为一种无国界语言，缩短了民族之间的意识、观念距离，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民主同盟的相互了解。重庆抗战音乐，是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得到了音乐双向传播的丰润和滋养。1940年6月6日，由中英、中美、中法等文化协会及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励志社国际宣传处等文化组织团体发起创办的中华交响乐团在重庆嘉陵宾馆成立。中外音乐的双向传播在这些国际抗战文化组织的推动下得以顺利实现。

中苏文化协会在所有文化组织团体中表现最为突出，它出版杂志，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合作展开了丰富的广播、赠谱、书信等音乐活动。1940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予中华乐团乐谱，有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贝多芬、莫扎特、卡里尼古夫等所作全部交响乐谱。1940年12月28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宣扬我国儿童爱国精神及抗战歌咏艺术，特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孩子剧团、育才学校、巴蜀学校等少年儿童，在国际广播电台举行对苏广播，并在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儿童音乐晚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及在渝的苏联友人莅临欣赏。1941年4月6日，为庆祝中国儿童节，苏联电台举行了对华儿童音乐广播。为庆祝新年，中苏文协儿童之家组织两国小朋友一起参加跳舞、唱歌、诗朗诵、合唱、小提琴等游艺活动；1945年4月11日，中苏文协音乐沙龙开幕，沙龙分音乐室和周末夜乐会。音乐室负责播送世界名曲大乐、小歌、民谣，并对古今名音乐家及作品造诣作详细系统的介绍；每逢周六晚上的周末夜乐会，总会邀请各演奏家奏唱中外作曲家最新作品，有提琴曲、钢琴曲、声乐曲、室内乐、重奏、重唱、国乐等多项节目。

其次音乐传播较为活跃的是中美文化协会。1942年，中美文协为招待重庆文化界同仁、在渝盟友和该会会员，于7月12日在道门口银行公会举行音乐会，音乐会由李抱忱领导表演。节目分10项，有张权的独唱、陈振铎的二胡独奏以及特邀由蓉返渝的重庆五大学合唱团的演唱等；1944年12月30日，中美文化协会请中华交响乐团演奏美国国务院赠送介绍的美国现代名曲，给受众群体留下了深刻印象。中英文化协会、中韩文化协会等也分别举办了音乐歌咏大会和动员大会等。(www.xing528.com)

1938年和1942年，先后成立的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和中国音乐学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社会部和教育部。作为传播主体的这两个组织有相同的职能：通过歌咏团体、器乐团体、报刊、广播、成立机构（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昆明、桂林、晋察冀分会）、组织音乐活动、协助建立民众音乐团体、培训音乐人才的方式传播抗战音乐文化，并担负对外交流，传播抗战音乐的职能，主张音乐家深入抗敌前线，音乐为民族战争服务。亦有不同的职能：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更着眼于音乐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和抗战的宣传，而中国音乐学会则更加立足于学术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如以组织音乐教育社会活动、研究继承传统音乐、编订音乐年鉴、举行音乐座谈会，开展多样活动，邀请“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吴道一（1893—2003）讲演音乐与播音之关系等方式传播音乐文化，比较重视推动音乐学术水平的提升和发展。由于有了这样的全国性音乐组织统筹协调重庆音乐文化的传播，使得传播方法、方式、途径、通道日趋成熟，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重庆音乐界不仅与国际文化组织交流，并创建专业音乐文化团体和音乐教育机构。为有目的、有计划、规范地传播音乐信息，与受众建立良好的音乐沟通，成立了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国立实验剧院等音乐演出团体。通过音乐受众的传播反馈，凝聚民族情感，动员民众力量，最终形成社会情感舆论，鼓舞中国民众的抗战斗志，促进了战时重庆的音乐文化繁荣发展。

中华交响乐团在抗战时期系重庆音乐界三大交响乐团之首，成立于1940年6月6日，以树立新音乐、介绍世界音乐、沟通中西文化艺术为宗旨。该团为我国第一个配备齐全、演奏水平较高的双管编制管弦乐团，对抗战精神和西洋音乐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演出的经典交响乐作品有：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第四十一交响曲》，鲍罗丁的《第二交响乐》，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第七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马思聪的《思乡曲》《塞外曲》，歌剧《郑成功》片段，合唱《满江红》等。从演出作品主题看几乎都是命运的抗争或是对美好家园的回忆和向往等，让深处战争苦难的广大受众群体产生了共鸣。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交响乐团还是中国首家录制唱片的团体，录制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和《命运交响曲》，并在《中苏文化》杂志发表文章，专门对苏联进行交响音乐会广播，以加强与苏联民众和音乐界的密切联系。

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前身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管弦乐队，1940年9月成立于重庆青木关，全团40余人。在重庆近6年的演出中，举行露天、室内、广播、劳军等各种形式的音乐会，曲目如《魔笛》序曲、歌剧《轻骑兵》和《未完成交响曲》《大兵交响曲》《圣母颂》《中国小鼓》《中国花鼓》等中外名曲，还为在重庆轰动一时的五幕历史剧《屈原》伴奏。传播主体做到了用高雅音乐宣传抗日，陶冶了民众的心灵，慰劳、鼓舞前方将士英勇抗日。1940年12月1日，由济南山东省立实验剧院管弦乐队发展而来的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也正式定名。次年3月5日，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在国泰大戏院参加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的三乐团联合演出音乐会。由郑志声、马思聪、吴伯超分别指挥，音乐会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马思聪的《思乡曲》《塞外曲》以及韦伯的《自由射手》序曲、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等9首交响乐作品。中央电影摄影场及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场为其拍制影片，中央广播电台现场转播，震动了重庆文艺界。在重庆大轰炸期间仍能传播出交响乐乐音，高扬中国不会亡，坚持抗战的精神，彰显了团结抗战的意志。

[1]唐正芒：《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