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重庆战时音乐交融

抗战期间，大批音乐家或北上秦晋，进入抗日根据地；或南下巴渝，来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除了大批外国人入户外，也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音乐家和音乐团体。这些音乐家与重庆本土音乐家们进行大量交流，并对比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发展之路进行反思，使中国音乐不仅在音律、调式、和声、配器等内在创作上有所改进，而且在创作形式、体裁、样式等外在呈现上与西方音乐进行融合，产生了大批具有浓厚中国风格，且被中国百姓和世界人民所接受的优秀作品。

1937年，马思聪创作的管弦乐《思乡曲》，运用西洋管弦乐创作手法，以内蒙民歌作为主要素材进行创作。《思乡曲》主题音乐来自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原是马思聪大型管弦乐曲《绥远组曲》^[1]中的第二乐章。这首具有怀念和忧伤情调的《思乡曲》激发了广大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中华民众，并鼓舞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勇气，成为中华交响乐团的保留曲目之一，也成为了第一首真正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管弦乐和小提琴曲。另外，郑志声创作的管弦乐伴奏合唱曲《满江红》，小提琴家黎国荃创作和改编的《金蛇狂舞》《牧羊姑娘》《渔舟唱晚》等管弦乐作品均是抗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在音乐融合方面的优秀代表。同期，中华交响乐团增设歌剧部，招收对声乐、戏剧有相当研究的人员，继而成立了“中国实验歌剧团”。大批作曲家也在大量抗日宣传剧的基础上，对西方大型歌剧创作进行了大胆尝试，但由于歌剧创作和演出的客观要求，许多尝试也未能实现大型歌剧的成型。而身处大后方比较繁荣的重庆，有着优越的物质和文化条件，黄友葵、陈田鹤、郑志声、王沛纶、谢绍曾、吴晓邦、戴爱莲等聚集在渝州大地上的艺术名家，以及黄源洛弟弟为代表的乐队演员鼎力相助，使得中国正歌剧的肇始之作《秋子》于1942年1月得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成功上演，为中国新型歌剧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秋子》第一次采用无对白的歌唱形式，改用宣叙调进行表达，音乐的纯东方风格约占1/3，有长约8分钟的序曲，其余咏叹调、宣叙调、合唱、重唱、叙事曲、间奏曲、舞曲等分别占有各自比重，全剧均按照西方歌剧的结构和样式进行创作。纵观中国歌剧发展之路，歌剧《秋子》无论从创作理念、歌剧思维还是创作手法和音乐素材的使用来看，在80年前都体现出了它的创新性和先进性。这部借鉴西方歌剧形式创作的中国歌剧，可以说是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交融的典范之作。另外，陈田鹤作曲的清唱剧《河梁话别》以及刘雪庵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所谱写的交响乐配乐等戏剧音乐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发展水平。1942年4月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了郭沫若先生用10天时间完成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剧中音乐由重庆本土音乐家刘雪庵创作。此剧曾在苏联和日本上演。刘雪庵为该剧共创作了6首插曲，其中包含3首男生独唱曲《橘颂》《渔父吟》和《惜诵》，两首合唱作品：女生合唱《礼魂》、混声合唱《招魂》以及管弦乐伴奏朗诵《雷电颂》。刘雪庵根据剧本歌词的内容与思想为依据，以西洋调式为主导，采用并列的单部曲体曲式结构，突出中国五声音阶的旋律组织和欧洲浪漫派晚期的和声特征，将6首音乐作品创作与话剧剧情放在同一主题和同一动机下进行诠释和烘托。话剧《屈原》在重庆上演了17场，在救亡图存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2年4月2日，《新华日报》在宣传报道中称《屈原》是：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实验。^[2]首演结束后，《新华日报》又对《屈原》的音乐进行了评论：“……音乐部门由名制曲家刘雪庵氏制谱，名音乐家郑颖孙氏顾问，名音乐家金律声氏指挥，名歌六阕，由乐队数十人伴奏，古香古色，堪称绝唱。”^[3]从《屈原》的音乐创作中可以看到，尽管刘雪庵的曲式结构、和声使用、配器手法等都相对传统化，创作手法显得有些中规中矩，但总的来说，他能够始终紧抓音乐在剧中的职责——“塑造人物形象和烘托舞台效果”^[4]，能够靠动机旋律以及音乐形象内容来塑造剧情，已然算得上当时音乐与戏剧、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交融的成功之作。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乐团也普遍进行了改革，实现了交响化的乐队编制。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在陈济略的带领下，以十二平均律为统一律制，创造并制作了大胡琴、低音胡琴等低音乐器，将南方丝竹与北方吹打乐器有机结合。同时，举办国乐训练班，并创作了大量的多声部民乐合奏作品。另外，以郑玉荪（1894—1969）、许如辉（1910—1987）为中心的重庆大同乐会，本着“研究整理中国音乐以及沟通中西方文化，促进世界大同”^[5]的宗旨，致力于传统民族乐器的改良，探索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建，组织了一个32人编制的民族乐队，分吹、拉、弹、打4个组，根据中国传统音乐改编了一批适合于新型乐队演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作品。^[6]除许如辉的《大同之声》《欢乐乐章》等合奏曲目外，还演出了乐剧《花木兰》等。抗战大后方的音乐界有了众多全国知名作曲家和音乐人的加入后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他们以主力的身份，与重庆本土音乐家一道走在文化战场的前列。将中国音乐作为重要的抗敌斗争工具，与外来音乐相互交融，大量开展反法西斯音乐创作和国际音乐交流，对整个西南大后方乃至全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音乐艺术发展都起到了推动性作用。

抗战时期，中外音乐文化多维交融后的重庆音乐总体上呈现出主题鲜明、体裁丰富、传播快捷的特点。

首先，由于抗战大后方音乐传播的目的性明确，1942年元旦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这一时期传播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发人深省的反法西斯主题的音乐成为主流。1940年6月6日，由“中苏”“中美”“中英”“中德”“中法比瑞”“中缅”等文化协会，以及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励志社国际宣传处等团体发起创办^[7]的中华交响乐团成立。面对战火和重庆大轰炸的双重威胁，中华交响乐团仍然坚持演奏世界名曲，给中国和世界传递着向往和平的信号和抗争的讯息。例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第一交响曲》、韦伯的《自由射手序曲》、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魔笛序曲》、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等，每逢演出都吸引大量观众。1943年6月14日，中华交响乐团首次演出了由苏联青年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Шостакович，1906—1975）创作的《第七C大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曲》，这部专门为描写圣彼得堡军民为顽强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战役的伟大作品，被誉为“反法西斯的人民斗争精神的辉煌的艺术表现”“英雄的编年史”。演奏时长接近80分钟，一经推出便引起轰动，特别得到同样遭受外族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共鸣和热爱。《新华日报》记者徐迟发表音乐文章写道：

今天重庆响起了列宁城的歌声，这是需要一个反法西斯的勇士之歌的……中华交响乐团揣摩这个交响乐毕更甚于揣摩一个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除去它的副标题列宁城，它是一首抗战的交响乐。它是我们所渴求的题材，我们的听众了解它亦必甚于一个贝多芬的东西。^[8]

其次，重庆音乐体裁开始朝多样化发展。大量“外来人口”入渝，重庆音乐界注入了来自各民族、各地区的新鲜血液，独唱、重唱、合唱、器乐、交响乐、歌剧等多种音乐体裁开始在重庆音乐界逐步盛行。《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大量中外音乐交流简讯、歌曲和音乐文章，从1938年到1945年，“西乐”通过交响乐团演奏、音乐学院教育、广播传播等方式实现了高艺术水准的“东渐”，见表5-1。

表5-1　“西乐东渐”部分演出场次表

第三，中外音乐文化多维交融后的重庆音乐还有着传播快捷的特点。除贝多芬、莫扎特等古典音乐外，还有当时流行的、先锋的音乐作品通过广播、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快速传入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华日报》便对苏联从1939年10月开始的对华广播，中央电台转播等做了详细报道，具体内容见表5-2。

表5-2　《新华日报》报道的苏联对华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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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广播、唱片媒介外，大后方时期报刊上刊登的曲谱、音乐文章也是西乐东渐传播快捷性的体现。因《新华日报》对相关西乐的音乐文章介绍以及曲谱的刊登，以《神圣的战争》《夜莺》《海港之夜》等为代表的苏联歌曲，得以在大后方广为传唱。同时期的音乐期刊上也刊载了大量有关西方音乐的文章译作以及中国音乐界对西方音乐的讨论。如：陈洪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一文，用较大篇幅详尽地介绍了此交响曲4个乐章所表现的内容和情绪：“那带着雨点的狂飙咆哮，那最大提琴混沌的呼号，那短笛子尖锐的口哨，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场险恶的波涛已经迫在眉睫了……这个乐章会使人目眩心悸，有许多人在听毕暴风雨之后，殊不易说出他们的感情是快乐或是痛苦。”^[9]这些音乐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民众对西乐知识的兴趣与关注，同时也提高了中国音乐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水平。

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中外音乐交融，扩展了中国音乐的创作传播空间，提升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品质，同时也加强了中国音乐的对外传播，拓展了中国音乐对抗战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发展的差距。

[1]《绥远组曲》又名《内蒙组曲》，是马思聪1937年创作的大型管弦乐组曲，共分为《史诗》《思乡曲》《塞外舞曲》三个乐章。

[2]见《新华日报》，1942年4月2日，第1版。

[3]见《新华日报》，1942年4月4日，第3版。

[4]刘雪庵：《〈流亡三部曲〉与〈屈原〉的音乐写作》，《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第13期。

[5]冯雷：《重庆大同乐会考（上）》，《音乐艺术》2010年第4期，第54页。

[6]许文霞：《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7]王洪华、郭汝魁主编：《重庆文化艺术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徐迟：《请静听：一个反法西斯的热情的乐曲——为中华交响乐团在他的三周年纪念时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列宁城）交响乐而作》，《新华日报》，1943年6月14日第4版。

[9]见《乐风》第3卷第1期，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