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首都的外来音乐文化

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分别在重庆设立大使馆。^[1]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界，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除学习西方音乐文化外，也开始努力挖掘民族音乐以发展国乐。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异国情调也表现出倾慕的态度，身处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音乐流露出崇尚之情。

《琴道》是中国琴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然而它却是由曾以荷兰皇家大使馆秘书身份在重庆工作的汉学家高罗佩，花费大量心血完成的音乐论著。这本由西方人撰写的中国音乐专著为所有爱好中国古典音乐的人所熟悉，是对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对于中国古琴之兴趣的最好体现。高罗佩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尊敬和喜爱，他从不用西方和现代的观点去评判中国音乐和文化，而是从各个角度综合地对中国文化和音乐进行研究和传播。高罗佩搜集了中、西方琴学的大量文献，从中国音乐的传统观念出发，对古琴的起源、特征以及琴人的性情和自我修养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也对琴学的音乐内涵、琴声和演奏指法的象征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鹤、梅、松、剑等意象事物之间进行关联，搜集整理有关古琴的著名故事、文章进行归纳节选，并对中国古琴在日本的流传进行了综述。高罗佩将这种象征中国文人风雅逸趣的中国古乐器和中国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国家，他在自己的序言中写道：“与其说是古琴悠久的历史和迷人的声音，还不如说是它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据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激励自己完成了本书。”^[2]1938年7月到1940年1月，《琴道》的内容分4次在《日本文化志丛》上连载，^[3]高罗佩对中国音乐的热爱可以说得上是执着的追求。他长期与英国的毕铿（Laurence Ernest Rowland Picken，1909—2007）、美国汉学家艾维廉等西方的古琴爱好者，以及查阜西（1895—1976）、胡莹堂（？—1973）、管平湖（1897—1967）、徐芝荪（1882—？）、徐元白（1893—1957）、徐文镜（1895—1975）、杨荫浏、杨大钧等因抗战入渝的外省古琴家一起，汇聚在重庆本土古琴世家杨少五（1894—1959）家中弹琴论艺，并于1945年2月，在重庆杨少五的“清白家风”家中（南纪门凤凰台1号）正式成立“天风琴社”。高罗佩观察到“如今很多的中国人，对于他们自己音乐的无知，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4]。他对1937年所发表的《音乐编年史》一文的作者所持“中国乐器相当粗糙简陋，令人无法运用完善的技巧，音质也毫不悦耳，必须依照西方音律的标准来改造它们”的观点感到惋惜。他认为古琴的每一个音符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都能引发听者内心独特的反应。因此，音色在古琴音乐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同一个音上进行音色的变化是完全可能的。^[5]高罗佩在《琴道》之后又将嵇康的《琴赋》翻译成英文，又发表文章《中国古筝简论》《论三面古董琴》《琴铭之研究》等。1944年，他将多年搜集整理的中国古琴资料以《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为名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无疑，高罗佩在中国古代音乐对外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另一位与高罗佩一起活跃在重庆文人雅士间、沉浸在琴乐之乐的西方人是1943年受英国政府委派，到重庆中英科学馆给英国科学家李约瑟（1900—1995）做助手的毕铿。毕铿跟着他在重庆所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人——高罗佩，经高罗佩介绍，毕铿拜了查阜西为师，李约瑟也为鼓励他学习中国音乐特地带他去书店购买古琴入门书籍。这位英国剑桥生物学家逐渐对中国宫廷燕乐、文人音乐产生浓厚兴趣。1945年底从中国回到英国后，毕铿在剑桥基督学院的音乐学社表演东方音乐并举办中国及远东音乐系列讲座，同时倡导恢复古乐活动。此后，毕铿开始转向音乐学研究，发表大量的音乐类文章，对音阶、谱式、宫调、结构以及旋法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中国唐朝音乐中声辞配合的规则、齐言和杂言曲辞的音乐根源、同调异体的成因进行探究，对《白石道人歌曲》的俗字谱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曲谱翻译。20世纪上半叶，中外音乐交流进入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西方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传播也逐渐深入和广泛，除了在抗战大后方的高罗佩和毕铿外，还有很多外国人也通过研究的方式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其他国家。比如：受到郭沫若特别推荐的日本东方音乐学家林谦三（1899—1976）、十二律的研究人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专注箜篌的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研究笙的伊斯莱克、研究铜鼓的德郝鲁、研究中国乐器名称的劳佛尔，以及撰写《中国音乐》《中国镜》的法国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路易•拉卢瓦（Louis Laloy，1874—1944），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俄罗斯音乐家齐尔品，又名切列普宁（1899—1977）、阿隆•阿甫夏洛夫等。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西方对中国音乐的关注重点是中国民族民间旋律调式、民族乐器及其演奏技法。据1943年10月重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抗战时期重庆的常驻外国人口1129人，其中英国以329人位居首位，其次是美国和苏联，分别有168人和163人。^[6]这些外国人的出现，不仅为重庆各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同时也促进了抗战大后方的音乐文化发展。

迁驻重庆的国民政府执行开放外交政策，不仅吸引各国使者、知名人士、群众团体等络绎不绝的外国来渝者，同时也为树立民族形象，派遣使团访问各国，向西方来访官员和重庆的国际友人开展音乐外交。通过音乐，增进外交影响力。1943年，美国副总统威尔士访华，蒋介石专门为其举行国乐演出；1944年，蒋介石为招待美、苏、英、法四国驻华大使，派国乐队在重庆黄山官邸举行国乐演奏会，所有在场外国人对国乐队的精彩演出赞叹不已。抗战胜利后，国乐队奉命在重庆曾家岩办事处招待中共代表团的晚会上演出，周恩来赞扬音乐组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之民族音乐所取得的成绩；作为“军事调停组”成员的美国上将马歇尔更是赞叹不已，在演出第二天亲自来到上清寺广播大厦（国乐队的驻地）并感慨道：“没想到贵国音乐家的演奏竟如此令人神往，简直就是仙曲，妙不可言！”随即令副官呈送邀请函，盛情邀请国乐队赴美巡演。^[7]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与西方国家以及在重庆的西方人进行紧密联系。国际广播电台每次开播前播放《中华之光》和《义勇进行曲》，结束时播放《满江红》和《总理纪念歌》，并根据制定好的节目时间表，坚持播放国乐、闽粤乐曲、南洋杂曲演讲、评剧、杂剧等，坚持对外播放《抗战歌曲》节目。伦敦《泰晤士报》称国际广播电台为“中国之喉舌”^[8]。为加强宣传力度，使中国音乐能够直观、准确、快捷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各国际文化组织积极与国际广播电台合作，开展各类音乐活动。如：1940年3月起，中苏文化协会在国际广播电台举办每周一次的《对苏音乐广播》节目，把马思聪的小提琴作品《摇篮曲》和《狂想曲》，中国二胡作品《月夜》以及《旗正飘飘》《巷战歌》《游击队歌》《满江红》《舞曲》《思乡曲》等大量中国音乐作品对苏播放；^[9]贺绿汀也曾受国际广播电台邀请主持歌咏团，对苏联广播抗日战歌。^[10]国际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受到了来自英国、瑞典、新加坡等国听众以及旅居中国的国际友人的喜爱，他们纷纷致信与电台进行互动。新加坡华侨在给国际广播电台的回信中说道：“……包括各种音乐，音调适当，节拍清楚，甚为动听。且所选均为救亡之名曲著名歌谱等，甚为适合现代化之有价值的音乐也……”^[11]在民间，重庆音乐界和各文化社团也开设对外音乐广播、大量举行各类音乐盛典，邀请云集重庆的国际友人参与其中，以完成中国音乐的对外输出。抗战期间的重庆，涌现出了一大批以中外文化交流为主要工作的国际民间文化社团，如中苏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法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中外文艺联络社等文化社团。这些文化社团多次举行盛会，通报国际动向、宣传文化作品和接待各国文化人士，中美文协和中苏文协在其中表现最为突出。1942年，中美文协于7月12日下午3点举办音乐会，邀请重庆文化界人士及所有在渝的各反法西斯同盟国盟友欣赏由李抱忱领导重庆五大学合唱团所表演的节目。而中苏文协不仅组织开展了大量对外宣传中国音乐的活动，并且以《中苏文化》为平台，鼓励文人乐士与苏联文艺界建立书信往来关系，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也把中国民族音乐、中国抗战音乐与之进行交流互动，为宣传抗战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最大限度争取国际支持作出了努力。

[1]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57—170页。

[2]〔荷〕高罗佩著，宋慧文、孔维锋译：《琴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宫宏宇：《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页。

[4]〔荷〕高罗佩著，宋慧文、孔维锋译：《琴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荷〕高罗佩著，宋慧文、孔维锋译：《琴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www.xing528.com)

[6]彭进：《抗战时期重庆对外美术交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4年6月，第7页。

[7]何孝廉：《民乐先驱者一代大宗师——甘涛教授生平传略》，《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5年第3期，第99—103页。

[8]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792—797页。

[9]黄薇：《在中国第一次对苏音乐广播招待会上》，《中苏文化》第6卷第2期，1940年，第85—86页。

[10]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804页。

[11]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来信，重庆市档案馆，档案：00040001000900000001：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