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音乐研究：重庆中心的文化交流

据可考史料记载，早在唐朝，欧洲基督教音乐就随《救劫证道经咒》《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中的景教^[1]赞美诗集传入中国，而西方人也在15世纪末发现了中国音乐是一种与西方音乐大为迥异的音乐文化。^[2]但由于距离遥远、语言不通等原因，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音乐交流的发展和影响，直到17世纪后，中西方之间的音乐交流^[3]才开始逐渐繁盛起来。

交流的开始阶段，无论是显示文化优势的西方音乐流入，还是为满足域外对东方世界好奇的中国音乐流出，传播的主要媒介都是西方神职人员——传教士。根据资料显示，15世纪末，葡萄牙人最早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航道，该国传教士开始陆续抵达中国，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也是最早将中国音乐旋律带到西方的外国人。16世纪初，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Gruz，1520—1570）、西班牙传教士马丁•德•拉达、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1545—1618），^[4]以及后来17世纪的意大利利玛窦（Matte Ricci，1552—1610）、西班牙庞迪沃^[5]和葡萄牙曾德昭^[6]，他们通过出版游记、论著等方式把中国乐器、佛教音乐、律吕、五声音阶、记谱法、演唱方式、审美喜好、节拍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其中葡萄牙的克鲁兹便是第一位详细提到中国音乐的来华传教士，也是第一个长期鉴赏并记录中国音乐的欧洲人。^[7]然而，西方国家开始真正得到了可靠的中国音乐信息是在18世纪中下叶，中国古代乐器、乐谱、礼仪实物、音乐文献大量通过官方和民间的方式传入欧洲。18世纪最初主导中国音乐话语权的是法国杜赫特，这个既没到过中国，也没实地接触过中国音乐的耶稣会士，凭借自己耶稣会档案室主管的身份，将27位在华传教士寄回的中国资料与信件进行了编纂，于1735年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书中首次用五线谱刊登了5首中国民歌，并伴有3页关于中国音乐的文字描述，篇幅虽短小，但却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而另一位法国会士钱德明不仅是第一个向西方国家系统介绍中国音乐的人，也最早向世界说明中国有一套自己的音乐体系，他对中国音乐的理解体现在他的《中国古今音乐篇》一书中。^[8]中国民歌《茉莉花》自1795年经德国作曲家坎姆布拉改编出版后，不但作为沙龙音乐进入了英美主流社会，还作为早期民族音乐学教学资料被带入西方大学讲堂^[9]，成为西方音乐学界研究中国音乐的重要素材。当然，英国李提摩太夫妇、德国教士花之安、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比利时阿理嗣等人也为中国音乐推广向西方国家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其中，以比利时阿理嗣所著《中国音乐》反响最大，流传最广，它对中国音乐在欧洲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同期的中国，也由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仪仗乐团。该使团作为被派中国的正式使节，持单簧管、长笛、大管和圆号来到中国进行交流访问，同时也将中国音乐带回到英国，音乐交流的双向性特征在这个使团身上凸显。19世纪，西方音乐被传教士们大规模传入中国。英国是当时传教士人数占比最多的国家，他们在中国大量开办教会学校，并运用各种记谱法教授西方音乐知识及演唱、演奏技法，以推进教会音乐的传播和教育。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用西洋乐器演奏西方音乐的华人管弦乐队便是由英国赫德爵士培养的，1908年乐队解散后，乐手分散各处，继续为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贡献力量。而在西方，音乐家们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东方音乐元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曲家们疯狂追求异国情调和东方主义，通过各种作曲手段尝试把中国传统音乐融入到西方音乐中，希望能够将二者融会贯通创作出新的音乐作品。中国音乐原本的独特魅力和西方音乐界对东方音乐的强烈向往，使得中国音乐开始真正进入到西方国家的音乐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摆脱封建束缚，寻求自强与独立，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学习西方科技、制度与文化。中国开始通过接受租界中的外侨音乐文化传导、留学生对西乐的引进、音乐教育改革等多种途径，对西方音乐和文化进行多角度认识和学习。邻国苏俄和日本是中国与西方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两大传播途径。中东铁路的建设与运营，俄国十月革命引起的国内动荡，使得大量苏俄音乐家来到中国，在哈尔滨创办各类乐团、设立专业音乐学校、进入中国演艺市场，推动了俄罗斯民族音乐以及其他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哈尔滨成为了中国最早大面积接触西方音乐文化的城市。同期，受维新变法思潮影响，新式学堂在中国纷纷建立，并仿照西方学堂的教育体制开设音乐（当时称唱歌或乐歌）课。大多中国留学生选择日本进行学习，许多日本老师也被邀请到中国的新式学堂教授音乐。中国出现了用简谱记谱，运用日本、西欧等外国曲调，由中国人以中文重新填词的歌曲，以《送别》《春游》等为代表的学堂乐歌开始兴起，为推广新兴音乐、普及民众音乐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开端。特别是在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过程中，合唱、歌剧、交响乐等这些西方音乐让中国人感受到了多声音乐的力量，先进知识分子和左翼音乐家们更意识到西方音乐表现形式能够有助于革命事业的宣传、推动和成功。

[1]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年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景教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一个活跃的领域。

[2]宫宏宇：《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3]本书中的西方音乐文化概念采用的是陶亚兵在《中西方音乐史稿》中所提到的泛欧洲音乐文化概念，例如美国、日本等虽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欧洲，但也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4]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编撰，孙家堃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www.xing528.com)

[5]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赠送了一架古钢琴，与利玛窦同来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钢琴教师。明朝皇帝身边的4位太监成为中国的第一批钢琴学生。见《一场始于明朝的中国钢琴发展史——记施忠教授沙龙讲座》，写于2017年10月25日，来源于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025/18/45012190_698067920.shtml，引用日期：2021年1月14日。

[6]曾德昭：《大中国志》，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7]C.R.博克舍编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页。

[8]宫宏宇：《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页。

[9]宫宏宇：《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