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音乐会的统计与分析

通过检索《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我们可以搜索到这28种期刊共计2983篇文章（曲谱）。其中，办刊时间较长，一本杂志刊载超过50篇文章（曲谱）的有12种。现列表如下：

表4-1　抗战时期大后方音乐期刊刊发文章（曲谱）数量统计表^[1]

这28种音乐期刊刊发的2983篇文章（曲谱）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大后方音乐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来讲，可以分为推动音乐教育发展、普及音乐实用技术；抗战音乐活动经验总结和交流；新音乐运动理论与实践；地方抗战音乐活动介绍与解读；号召和鼓舞抗战激情；音乐活动演出评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思考；西方音乐文化介绍等八个方面。

1．推动音乐教育发展、普及音乐实用技术

大后方音乐期刊刊发的文章中有一大批是对音乐教育的讨论，对音乐教材的丰富和补充，起到普及音乐实用技术，推动抗战音乐运动的作用。我们知道，近代音乐发展道路十分坎坷。中国音乐教育纳入学堂教育从清政府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开始计划实施。该章程规定包括一系列有关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目标、课程设置及章则规程计17种，并在《学务纲要》中提到学校设置音乐课，只是囿于教材等原因，并未立即实施。^[2]1907年3月8日清政府学部又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在课程设置方面第一次将“音乐”列为初、高两等小学的随意科目。自此，中国才有正式的“官学”音乐教育。1912年1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同年1月9日成立国民政府教育部。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强调美育的重要地位。至此，中国音乐教育才开始逐步探索，近代音乐教育掀开新的篇章。试想，从中国开始在学校实施音乐教育，到抗战爆发不过20年光景，音乐教育基础薄弱，政府对其重视程度有限，音乐人才稀少可想而知。加上战争期间经济困难，纸张、印刷等各种材料缺乏，常常出现“教材荒”现象。音乐教材需要文词乐谱配合，印刷难度较一般教材更具难度，音乐教材的缺乏更甚。针对这一现象，《乐风》等音乐期刊旗帜鲜明地提出创刊宗旨之一，即为“是以中小学及一般社教团体为主要对象，它的目标之一是供给中小学与社教具体的音乐教材”^[3]。除了提供教材作用之外，这些期刊中的文章还具体推动音乐教育发展。例如，熊乐忱《如何解决中小学音乐师资问题》，李抱忱《战时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学情形调查摘要》等等，就中小学音乐教育建言献策。

同时，利用音乐期刊，担负起培养音乐人才任务。抗战救亡紧要关头，迫切需要迅速培训音乐实用人才。为此，政府和各类机构举办多种形式的音乐人才训练班。例如，1938年10月27日音乐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举办音乐推广人员训练班等决议；193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沙坪坝小龙坎开办音乐教导人员训练班等。这些培训虽然在抗日救亡宣传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但毕竟培训学员有限，不能完全适应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些有志之士，开始着手进行音乐技术推广、音乐技巧解读，把抗战音乐运动中的实用技术以文字叙述、图示等形式通过各专业音乐期刊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从中学习抗战音乐技巧，更好地推动抗战音乐活动的开展。其中，在歌咏指挥方面，李抱忱在《新音乐》和《乐风》杂志上发表了《歌咏指挥讲话》和《歌曲指挥应用》系列文章。在《歌咏指挥讲话》中李抱忱开篇就提出：“我国目前歌咏工作在积极推动，歌咏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滋长着，但我国现在出版界最缺乏的是音乐书籍，而关于指挥法的书竟一本也没有。本篇文字不作学术检讨，仅仅提纲挈要的介绍一些指挥的基本常识，献给一些正在指导歌咏工作而苦于缺乏指挥参考书的人及勇敢的歌咏战士。”^[4]《歌曲指挥应用》在《乐风》杂志上从新一卷第二期到第八期，用半年左右时间，较为详尽地介绍指挥姿势和动作，具体的练习方法，怎样起拍，怎样打二拍子、四拍子、六拍子，以及《出征歌》等具体歌曲的指挥方法。利用文字和图示把指挥技巧通俗化，普及了歌曲指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歌咏活动的发展。

2．抗战音乐活动经验总结和交流

大后方音乐期刊的文章介绍抗战音乐活动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抗战音乐活动影响效应。抗战音乐活动开展初期，全国各地抗战音乐活动如火如荼开展，广大民众自发参与，取得了较好的抗战宣传和精神鼓舞作用。这些活动为日后的抗战音乐活动积累了经验，但是在组织、活动的形式等方面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足的地方需要讨论、改进，积累的经验也需要分享给更多的抗战音乐活动组织和策划的同志们。相关抗战音乐活动经验总结和交流的评述，在这方面就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邹伯咏在《教士兵唱歌的方法和任务》一文中就呼吁广大的热血青年义务担任到军队教唱歌的工作，以满足军队的需求，加强抗战的动员和激励力量，并指出，士兵来源多数为农民，不怎么识字，接受音乐教育更是太少。总结了在军队教歌要先教歌词再教唱等具体方法，以及明确教歌的任务，注意言行方式等。这样就使教歌者避免教学“弯路”和一些不必要麻烦，以提高教歌的效果。联抗的《怎样布置音乐会》对音乐会的分类进行了介绍，分析了音乐会的准备工作、音乐会现场的布置和管理。文章详细介绍了音乐会的时间、地点选择，如何发动群众，节目的编排等细节。通过这篇文章介绍，按图索骥，即便是初次举办音乐会，也可顺利完成。这在当时民众音乐素质普遍不高，对音乐会了解不深的社会条件下，对音乐会活动的开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3．新音乐运动理论与实践

音乐期刊展开音乐理论论争，音乐批评，讨论厘定“新音乐”概念，提出建设中国新音乐理想和图景，为新音乐发展明确方向。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较晚，从清末民初音乐文化的大改变，加上政府和社会对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音乐文化发展呈自然状态，音乐学理比较混沌。受西方文化和西方音乐影响，有观点主张中国音乐发展应该完全西化，认为中国现有音乐多优美、萎靡，毫无激烈雄壮之风，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建立西方国家之音乐教育制度，快速发展我国音乐文化。也有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有观点主张要特别注重国乐、国学，恢复我国传统文化之“乐教”制度，彰显中国独特文化面貌和美学价值。也有折中一论，认为应双管齐下，根据中国音乐社会实际，结合西方音乐技术，改造“国乐”或创造“新国乐”，以此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在大后方讨论最多的“新音乐”运动，影响不小。李绿永的《略论新音乐》提出中国新音乐是反映中国现实，表现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与生活要求，积极地鼓舞组织中国人民起来争取建造自己的自由幸福的国家的艺术。赵沨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的考察》提出新音乐运动从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代才开始，“一二•九”运动以后才真正成为一种广大的群众运动。并把新音乐运动分为两个时期，大革命时代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酝酿时期、萌芽时期，“一二•九”运动经过抗战到现时，是新音乐运动正式的开始。通过阐述新音乐运动的发展情况，得出“艺术是离不开社会环境、中国新音乐运动自始即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环节，音乐艺术是曾经服役并且将要服役于抗战的，音乐家是应该更深入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5]。当然，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新音乐运动是新兴事物，再加上国土沦陷、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开展，对“新音乐”有不同的认识和声音也是必然的。也正是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在批评、讨论和论争中，社会各界才会更加了解“新音乐”、丰富“新音乐”的内涵，更好地推动“新音乐”运动开展。陈原的《我们需要研习新音乐运动的历史——用这来回答一些论客对新音乐的污蔑》，李绿永的《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新音乐与新音乐运动——并答陆华柏先生》等文章通过引用及驳斥他人的观点，使“新音乐”这一抽象化的名词更加鲜活起来，正是这种逐一的反驳，使“新音乐”的内涵更加明晰，更有利于新音乐运动的发展。

4．地方抗战音乐活动介绍与解读

一些音乐期刊刊发的文章向全国人民通报各地抗战音乐活动情况，传播音乐信息，有助于吸取抗战音乐活动经验，保持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丰富抗战音乐活动方式以及引导新时期抗战音乐文化运动方向。随着抗战转入相持阶段，社会情绪受到现实影响，人们持续的激情劲儿出现衰减，精神状态归于平常。尤其是缺乏交流、无法知道其他地区抗战音乐活动情况下，新创作的优秀音乐作品较少，民众参与抗战音乐活动的主观意愿会有所下降。通过音乐期刊介绍其他地区抗战音乐活动，进行场面再现，解读新阶段抗战音乐活动的主要形式和方向，有利于引导民众的音乐生活，保持民众抗战激情，吸取宝贵经验，发挥抗战音乐运动更大效应。发表在《新音乐》上的工作通讯如《城固歌声》《万县歌咏运动！》《宜川是怎么样？》《成都的流亡孩子》《武汉华北宣传队》《战壕里的歌咏》《我们到了河北》《银励歌咏队》等。介绍各地情况的讯息，鼓舞了当时民众的劲头，为抗战音乐活动提供经验和方法；同时，这些工作通讯的历史记录也为日后研究抗战音乐运动提供了宝贵资料。另外，关于抗战音乐运动发展到新阶段的解读也帮助民众坚定信心，激励民意，引导抗战音乐运动的新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抗战音乐运动的歌咏活动减少、歌曲创作也少了、工作者好像也疲倦了，也散布一些危险和消极的见解。李绿永在《新音乐运动到低潮吗？》一文中提出，在伟大的民众解放战争中，新音乐运动空前广泛开展，但还存在“阴影”，比如音乐界团结不够，理论指导工作太少甚至被人疏忽，作品空洞、产量太少等；分析了当时有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新音乐运动的发展不像以前那么活跃了，解释了强烈的刺激感情的简单歌曲已不能完全适应新音乐运动的发展，而从各地艺术院校及音干班增多和音乐刊物增多说明新音乐运动不但不是低潮，而是进一步发展了。文章坚定地指出，抗战音乐和新音乐运动是光明的、胜利的；新音乐运动只有能配合抗战才能成为大众解放的武器，否则便是死路一条；现阶段音乐运动的方向已是深入乡村，民众水准提高了。

5．号召和鼓舞抗战激情

音乐期刊刊发的文章呼吁广大音乐工作者，运用音乐武器投入到抗战音乐运动伟大事业中，唤醒和鼓舞民众积极投身抗战。音乐活动和其他文艺形式相比，可以更直接和生动地深入民众内心，发出“民族的怒吼”，凝聚广大民众团结一致抗敌救国。音乐有这样的独特功能，但战时音乐的现实却是音乐人才稀少，民众音乐素质普遍不高，必须动员全国音乐工作者、带领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尤其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战争已经开始，战争动员、精神鼓舞的工作需要强化。当时，群众性的抗战歌咏活动尚未完全发动和壮大，更需要发出号召和呐喊，甚至以批评的态度来刺激、推动音乐工作者们，使其迅速投入到抗战音乐运动的工作中去。1938年，史痕在《全国音乐家动员起来》一文中就发出呐喊：“中国的音乐家究竟到哪里去了？”“军中从来听不到激越兴奋的行军歌声，在学校、在民众集合的场所，也听不到慷慨赴难义无反顾的音乐，中国真是一个无音乐的国家了！说起来，非常可耻，又非常可怜。”^[6]史痕用这样激越的文字来刺激音乐工作者，期望音乐工作者们奋起投入到抗战音乐运动当中去。

6．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思考

音乐期刊刊发的文章对中国民族音乐进行思考和总结。这些思考和总结有关于民族音乐形式的讨论、对国乐改良的建议、民族歌谣的研究和思考、国乐的前途和希望、民族乐曲的创作等等。光未然在《向着民族新音乐的道路前进》一文中针对中国新音乐运动发展的新阶段，指出“要对中国数千年的音乐传统作一深刻的认识，并对现阶段之新音乐运动的意义作一真实的估计，根据这种认识和估计，找出一条道路来，创造中国民族新音乐”，号召“人间本无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让我们向着创造民族新音乐的大道前进吧”^[7]。汪培元的《改良国乐的管见》从乐器的改良和歌曲的整理两大方面提出了国乐改良的意见。有关民族歌谣的研究和思考更是受到大多数音乐家的关注。《新音乐》为推动民族民间歌曲的研究，专门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并发布了《民歌研究会组织大纲》，在全国招募会员搜集民歌、利用民歌、发展民歌、创作民歌。^[8]杨荫浏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阐述了他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现实状况的思考和担忧，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希望和建议。7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担忧并未完全消除，而杨荫浏所提的建议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9]另外，大后方音乐期刊还刊登了大量的民族器乐曲，如陈振铎创作的《山村初晓》《田园春色》等。这些乐曲是创作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融入创作者对国乐发展的新认识，迈出了民族器乐发展的重要一步。(www.xing528.com)

7．西方音乐文化介绍

“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文化强势输入中国，西方音乐文化也不例外。有不少大后方音乐期刊刊发的文章对西方音乐文化进行了介绍。这些介绍文章直接译介于西方文献，有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交响乐介绍等等。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文献主要有张洪岛的《节译贝多芬遗嘱》；罗曼•罗兰著、梁宗岱译的《贝多芬与歌德》；J.Klein著、康讴译的《读贝多芬作曲随录》；C.Wilkinson著、陆素译的《怎样弹奏贝多芬的〈月光曲〉》等。西方理论知识方面，缪天瑞的《作曲练习》分7次连载，详细介绍了“分解和弦”“音进行法•乐句构成法”“小调•变化音•转调•变化乐段•形式”等专业理论作曲知识。不只是理论和文章的译介，还在演奏西方音乐方面获得较大发展。大后方交响乐发展极为迅速，在战时首都重庆同时存在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等“三大交响乐团”，重庆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交响乐的摇篮。由于交响乐团的演出和宣传，大后方民众对交响乐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为了弥合交响乐与中国民众的距离，催生出一批介绍交响乐的文章，例如王云阶的《交响乐普遍化的新设施——史托考夫司基的伟大贡献》、黎国荃的《管弦乐及合唱指挥法》、张洪岛的《管弦乐组织之演变》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三大交响乐团”的存在和民众对交响乐的热情，还催生出一本专门介绍交响音乐的期刊——《音乐导报》。这本期刊集中刊发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的演出》《管弦乐与吹奏乐所使用的乐器及其编成》《乐器常识讲话》《管弦乐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等一批介绍交响音乐文化的文章。^[10]

8．音乐活动演出评论

音乐期刊刊发的文章通过对表演和作品做出评论，促进音乐创作水平和表演质量的提高，同时引导民众欣赏音乐，兼顾普及音乐鉴赏知识，培育民众音乐素质。好的音乐作品往往需要多次修改，威尔第歌剧《茶花女》首演并不成功，通过修改调整，最终成为歌剧历史上著名的作品。在抗战音乐运动中，也存在部分“学院派”音乐家创作的作品不接地气、离民众距离较远、不适合抗战音乐活动开展等情况。也有创作出来的作品很接地气，但音乐技术水平不高，多为口号式内容堆砌，没有音乐表现力，在抗战音乐活动中不能很好的带动民众的情绪。民众通过评论文章的传播也可全面、深入地了解音乐作品，判断表演水平的高低，提高自身音乐素养。1941年《乐风》杂志第1卷第4期就刊登了《记陪都两大音乐会》，其中醒亚在《三大弦乐团联合演奏会》就提出该演奏会至少有四种纪念意义：一是在抗战后方，在敌人轰炸下，仍然能有音乐建设的运动，并不稍懈；二是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数年来提倡乐教的伟大收获之一；三是在战时的首都能有这许多的音乐人才，从不同的地方荟萃于一堂，真是千载一时的盛会；四是十足地表现了音乐界的精诚团结的精神，而唤起了全国人民对音乐的注意和提倡。木山在《千人合唱大会》中也极高地评价了合唱大会的成功：一是一个创举如期的“创”出，在我国音乐史上开了集体歌咏的新纪元；二是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意；三是在音乐方面，从普及音乐的立场上讲，也可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成功，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11]另外，歌剧《秋子》1942年1月31日至2月6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次公演，被称为我国歌剧史上的第一部大歌剧，现在不少研究者都给予较高的评价。1942年《音乐月刊》（重庆）1卷4、5期刊登了晏青《评“秋子”》的评论文章，对歌剧《秋子》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具体到了音乐风格，宣叙调和咏叹调结构的处理，曲作者对人声的拿捏、和声运用、配器、导演技术等各方面。同时，也表示对有些舞台形象留有很深的印象，“歌剧《秋子》的创作，让我们的新歌剧几乎看到一线光明，对中国实验歌剧团诸君的毅力与勇气表示敬佩”^[12]。

除上述八个大的方面外，大后方音乐期刊出版和刊行的文章（曲谱）内容还有音乐家纪念、学习心得汇报、专业学术研究、中外音乐交流、音乐教育制度讨论以及民间歌谣讨论专项议题等等。这些文章（曲谱）描述抗战音乐活动情况，再现抗战音乐活动场景，进行必要的音乐知识和文艺理论普及、音乐技巧推广和引导抗战音乐活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为抗战音乐活动的推广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这些文章（曲谱）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抗战音乐文化，还原抗战音乐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数据来自：《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编：《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期刊目录第一辑，2000年1月。

[2]吴伟：《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目标考略》，《音乐探索》2013年第3期。

[3]乐风社：《卷首语》，《乐风》1941年第1期。

[4]李抱忱：《歌咏指挥讲话》，《新音乐》1940年第2卷第4期。

[5]赵沨：《中国新音乐运动史的考察》，《新音乐》1940年第1卷第3期。

[6]史痕：《全国音乐家动员起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38年第2卷第5期。

[7]光未然：《向着民族新音乐的道路前进》，《新音乐》1940年第2卷第4期。

[8]汤斯惟：《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期刊的主要特点与关注重点——以最具代表性的7本音乐期刊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9]汤斯惟：《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期刊的主要特点与关注重点——以最具代表性的7本音乐期刊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0]汤斯惟：《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期刊的主要特点与关注重点——以最具代表性的7本音乐期刊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1]醒亚、木山：《记陪都两大音乐会》，《乐风》1941年第1卷第4期。

[12]晏青：《评“秋子”》，《音乐月刊》1942年第1卷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