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期间，大批音乐家从全国各地汇聚重庆，在音乐教育、宣传活动、发表期刊等各方面付出不少努力，创作了大量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音乐作品。面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国共两党关系不断变化，重庆政治、军事环境格外复杂，但是，音乐家们秉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团结抗战，齐心对外、共同奋斗，创作出了一篇篇佳作，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征。
（一）抗战精神的多样表达
全民族抗战时期，音乐作为战争动员和激发民族精神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社会功能得到极大重视。萧友梅曾说：“音乐是精神上的国防建设者……是建设精神上的国防必需的工具。”[1]国防音乐“推动着人民振作……感动着千百万大众走上救亡战线”[2]。这一时期，大量表现抗战的音乐作品问世，作品表达形式多样，“军歌、国乐，奋起士心，讽刺描摹，晓谕民众，美术、音乐皆战具也”[3]，这些音乐作品在多方面对抗战进行着不同的表达，动员着民众力量，宣传抗战，为唤醒民族意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此时的重庆音乐创作既有“抗日救亡”的抗战救国歌曲，也有反战作品，题材有军队歌曲、儿童歌曲、群众歌曲、艺术歌曲，体裁歌曲、器乐作品丰富多元，形式有合唱（奏）、独唱（奏）等多样性，是中国音乐家结合时代需要、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真实表达。这些作品传达出音乐家对抗战精神的多样性理解和看法，引起社会关注，担当起推动社会前进的责任，是战时音乐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二）民族形式的艺术创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呈现多元化姿态。“五四”以来，西学东渐，学堂乐歌兴起，逐渐将西方音乐灌输至国内，音乐创作开始呈现西方化。黄自曾在《音乐与人生》中指出：“要团结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尤非借重音乐的力量不可。”[4]作曲家们尝试用鲜明的民族风格、接近老百姓的大众化音乐语汇、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来创作抗战音乐，努力接近大众的思想情感，使音乐作品得到更广泛地传唱（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音乐形式的表达。作曲家创作的一些作品，借鉴了西方音乐的创作手法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相结合，旋律极富感染力、情感包含戏剧性，表达的情感慷慨激昂，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誓死反抗侵略者的精神。二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素材的运用。作曲家能够运用民歌进行创作，让作品更接地气，更加贴近大众化，在运用中国民歌进行创作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民间音乐的认识，大规模地采集民间音乐素材，不只是单纯地将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其中，而是明白尊重保留、强调民间音乐特性，再利用音乐技法创作出各自不同的新音乐风格。
（三）时代主题的历史根基(www.xing528.com)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代表这个时期的作品产生。全民族抗战时期，不同区域受不同政治环境影响，音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延安推动的秧歌剧，形成了创作热潮，如《翻身道情》《咱们工人有力量》《兄妹开荒》《白毛女》《翻身秧歌》《打花鼓》等作品，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追捧，标志着新音乐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而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由于其政治、文化的特殊地位，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维护其统治，使重庆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处于受压制地位，一批“借古讽今”、民族性题材作品在重庆出现，体现着重庆在抗战相持阶段独特的文化艺术和音乐特色。为话剧《屈原》配插曲，曲折表达作曲家面对文艺管制压制的反弹和抗争，是在艰难复杂环境下创作，用“借古讽今”手法进行着抗争的实例。
[1]原文出自萧友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由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供稿，载于《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
[2]天（笔名）：《国防音乐在国防线上——北平通讯》，《光明》（上海1936）1937年第2卷第8期。
[3]柳诒徵：《论非常时期之教育》，《国风月刊》第8卷第2期，1936年。
[4]朱守中：《黄自遗作集》（文章分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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