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时期作曲家群体及经典代表作研究

任何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作曲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现实的态度、看法和观点，反映了在社会生活环境影响下不断变革的时代特点。抗战时期，重庆作曲家群体的绝大部分创作，反映了当时各阶层广大民众积极抗战的社会现实生活，起到了鼓励民众的作用。作曲家们也注重表达、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和主观意识情绪，用不同的体裁形式充分展示他们内心的复杂和真挚的情感，以及对复杂的现代社会的体验。如张定和就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写独唱抒情歌曲而著称的作曲家之一^[1]，陈田鹤以一首钢琴曲《血债》来表达对重庆大轰炸的悲愤交加，许如辉用民乐曲《寒夜闻柝》倾诉了贫苦人的共情共鸣^[2]，黄锦培用民族管弦乐合奏《碧血英雄》表现了张自忠（1891—1940）的忠烈肝胆，刘雪庵的艺术歌曲《红豆词》展现了爱情的千回百转，储师竹二胡三重奏《长夜曲》体现了师生间的情深谊长等等。作曲家们用其音乐作品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通过深沉内敛的情感表达、丰富精致的艺术呈现，扩展了在战争状态下中华民族对战争、生死、爱情、家国等情感的真实性记录和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

同一时期，不同地域政治环境的差异性同样会对作曲家群体产生较大影响。全民族抗战时期，延安朝气蓬勃的文艺政策、整风运动的开展，使延安地区的作曲家群体认识到工农兵群众的力量，他们将歌曲融入到边区民众的生活之中，创作技法适应群众的审美趣味。通过新秧歌运动的推动，秧歌剧创作的繁荣，解决了音乐大众化、民族化的问题，让广大民众能够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中国新音乐深入到偏远地区民众的生活中。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是国共两党争夺舆论主导的重要阵地，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文艺政策对艺术风向的压制与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新音乐社”以诚意相邀音乐家群体的团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治局势的复杂化，使作曲家群体呈现出多面性和多样化：既有对国民政府的借古讽今的创作，也有面对各阶层不同领域群众摸索、思考，创作贴近大众、“民族形式”的文艺讨论和作品发表。尽管政治与艺术的密不可分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延安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在这一时期作为我国音乐家群体集中的地区，成为我国抗战音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

全民族抗战时期，重庆的作曲家群体为音乐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的作品多样，体裁丰富、风格突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有些作品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典型的代表，时至今日仍是中国音乐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流传于世。这一时期的创作为新中国音乐风向打下了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西方两种不同音乐文化的交融中逐步壮大，为近现代音乐文化建设和音乐创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重庆的作曲家群体辗转回到北京、上海等城市，在各级文化部门、音乐院校、文艺团体中继续辛勤工作，在音乐理论、创作、表演、教育等多个领域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们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谱写的音乐文化历史，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基本走向，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www.xing528.com)

[1]戴鹏海：《以史为鉴勿忘前人——〈汪秋逸纪念集〉序》，《人民音乐》2009年第8期。

[2]参见忻鼎稼：《一部抹着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读〈寒夜闻柝〉》，发布于2001年9月21日，来源于http：//www.xuruhui.com/viewnews.asp?news_id=2339，引用日期：2021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