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局势相对稳定的大后方重庆，是战时首都，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全国许多音乐人才，包括北平（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音乐家迁徙而来，在这里安家、工作、生活。由于战时生活的动荡和工作不稳定等原因，这些音乐家大部分身兼数职：既是教师、又是演奏（唱）家，还兼顾创作，有些还担任音乐编辑等工作，内容繁多且复杂。但是，以其创作作品的类型观察，这些音乐家或作曲家受作曲理论教育程度的影响而有所区别，大致可以分为专业理论和非专业理论两大类。

（一）作曲理论专业作曲家

同为专业作曲家，创作各有特点。虽然有着系统的理论学习，受过良好的专门训练，但由于作曲家各自学习经历的背景不同，加之在重庆时期，他们活跃于不同的乐团、乐队、专业院校等专业团体和单位，在创作上存在着差异性和更细致的区别：有些是有海外学习专业作曲理论的背景，有些曾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专业理论知识，有些是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和分院自己培养的作曲专业学生。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许多有志青年开始向往国外先进的音乐教育体系，先后到欧美等国直接接触和学习西洋音乐，他们受西方音乐传统技法的严格熏陶和训练，整个音乐技术水平表达显得更自信。回国后，这一批人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国宝。^[1]如马思聪、郑志声、吴伯超等一到重庆就受到文化界、音乐界、教育界的关注和重用^[2]。他们在重庆时期创作和发表的作品有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3]、交响乐《第一降E大调交响曲》^[4]、歌剧《郑成功》^[5]（未完成）、器乐改编曲《回春之歌》^[6]、歌曲《自由的号声》^[7]、《机械化部队进行曲》^[8]、《喜庆》（又名《桃之夭夭》）^[9]、《宴请使节》（又名《呦呦鹿鸣》）、合唱作品《和平之光》^[10]等。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国内当时为数不多的交响乐团或乐队^[11]，通过创作比较大型的音乐作品来抒发情感和表达抗战精神，创作经验更胜一筹。例如《朝拜》和《西藏音诗》，两首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能够吸收中国民族音乐素材进行创作，为中国大型作品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设在上海的国立音乐院成为我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留学回国的作曲家（如黄自、李惟宁）和在校的外籍教师（如欧萨柯夫、弗兰克尔等）一起培养了贺绿汀、江定仙（1912—2000）、陈田鹤、刘雪庵、张定和、沙梅、黄源洛、邓尔敬、林声翕（1914—1991）、夏之秋等专业作曲人才。其中，陈田鹤、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林声翕等作为黄自的学生，虽受战乱影响，学习理论作曲时间较短，但受其影响较深，各自有艺术个性的发挥。这批作曲家先后来到重庆，绝大部分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及分院、音乐干部训练班等国民政府管辖下的政府机构或音乐学院、教育单位供职。由于没有过多机会接触乐队或交响乐团，此时的创作作品大多体裁较小巧。他们理论知识较扎实，掌握的曲式结构、技术方面比较在行，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的声乐作品（包含群众歌曲、艺术歌曲、话剧插曲、合唱曲等）、小型器乐作品（包含民乐作品、钢琴作品、小提琴作品等）、歌剧（包括歌舞剧）、清唱剧等，所作类型较为丰富，作品结构相对复杂。如陈田鹤在重庆8年创作了46部（首）音乐作品，占到了他全部207部作品的1/5；^[12]张定和在重庆时期创作总数为112首，占到他一生创作270余部作品的近一半；贺绿汀在重庆一年多的时间里，创作了33首（部）作品，占他整个抗战时期170首（部）作品的1/5。^[13]他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对抗日救亡运动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从作品数量和所占比例而言，重庆时期无疑是他们人生重要的创作时期。

1940—1942年间，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进一步培养更多音乐干部为目的，相继在重庆成立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分院^[14]、国立歌剧学校^[15]等音乐院校。瞿希贤（1919—2008）、洛辛（阙大津？—2002）^[16]、施正镐（1918—1987）、黎英海（1927—2007）、黄国栋、綦湘棠（1919—2007）、赵光跃、董兼济、姚以让（1916—2015）、苏学衡（原名苏夏，1924—2020）、王义平（1919—1999）等卓有成就的作曲家也出自于此。由于他们师出上海国立音专，因此，他们的作曲技法沿袭了上海国立音专的传统，虽然有作曲家试图用新的区别于传统的作曲技法来创作作品，但整体的结构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在和声、曲调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创作类型多以歌曲为主，且形式较为简短。代表性的作品《春耕歌》《无家别》^[17]《放一朵花在你窗前》^[18]《壮士骑马打仗去了》^[19]《开荒山歌》《铁匠谣》《出击歌》《从军乐》《我们要战到底》《越打兴越豪》《爱护伤兵歌》《我折取一枝野花》^[20]等歌曲。此外，在延安开展的民歌运动影响下，国立音乐院有进步思想的有志青年，开始探索创造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成立第一个学生社团组织“理论作曲组1947级”，收集、整理民歌，出版《中国民歌集》，为民族的希望和崛起，找寻“一条真正民族音乐的道路”^[21]。这一举动，得到了杨荫浏、陈田鹤、江定仙等在校老师的鼓励，并以实际行动支持着民歌改编，从学院派角度表达对本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视。

（二）非作曲理论专业作曲家

与作曲理论专业作曲家群体的职业专业性相比较，非作曲理论专业的作曲家群体其职业经历和学习背景就显得更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民乐音乐家；以学校教育为主的作曲家；以演唱（奏）家、音乐理论家、编辑、指挥等职业为主的音乐家。

中国民间音乐传承方式一直是师徒间（或家族式）的口传心授为主。清末民初，西洋音乐大量传入我国，国乐受到巨大冲击。刘天华（1895—1932）以发展中国国乐事业为己任，将“改进国乐”的理想投入于二胡和琵琶的创作和演奏，并培养和影响了刘北茂、储师竹、陆修棠、陈振铎等一批民乐演奏家。在重庆时期，这几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分别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北碚兼善中学等教育机构教授民乐，在推动国乐教育的同时，也为二胡创作了不少新的独奏作品。代表作有《银光》^[22]《明月流溪》《凯旋》^[23]《嘉陵江泛舟》《明月流溪》《田园春色》《花开满园》《芭蕉夜雨》《楚些吟》^[24]《双溪夜语》^[25]《还乡行》《汉江湖》《前进操》《漂泊者之歌》《小花鼓》《飞雪满天》《农村之歌》等，合奏曲《祖国之恋》（原名《不想她》）、《胜利进行曲》、《五台山之夜》^[26]、《私祝》（又名《纪念胜利年》）、《长夜曲》、《凯旋》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乐教育和民乐作品创作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27]内迁来渝，重庆“大同乐会”^[28]成立以及中央广播电台举办的国乐训练班^[29]，客观上汇聚一批既可演奏又能作曲的民间音乐家，包括许如辉（1910—1987）、杨大钧（1913—1987）、黄锦培（1919—2009）、王沛纶（1908—？）等。他们创作了不少民乐独奏、合奏与重奏曲，如《蜀道行》、《巴山夜雨》、《凯歌归里》、《胜利曲》、《步月吟》、《晨曦》、《旭日东升》、《大地回春》、《谐曲》、《新中国序曲》、《灵山梵音》、《往事》、《午夜松涛》、《雄风万里》（又名《风云际会》）、《丰湖忆别》、《华夏英雄》、《阳光华想曲》、《月圆曲》、《水仙花》《捣练子》、《锦缠珠》、《空前大捷》、《寒夜闻柝》、《原野牧歌》、《忆别》、《伯仲曲》、《国家典礼乐章》^[30]等。他们的音乐素养和才干出于个人爱好和自学而成，因此作品多凭灵感创作，音乐结构等方面虽略有不足，但在旋律方面写得很好，很有才气。许多作品真实、深刻、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全民族抗战时期民众的遭遇和痛苦，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和盼望抗战早日胜利的心愿。

七七事变后，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迁入或新建的国立艺术专业学校、中央大学艺术学系音乐组、国立歌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乐剧科）、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及分院等艺术类院校和中小学校，汇聚了如杨荫浏、李抱忱、杨仲子、张洪岛、王宗虞、满谦子、姚牧、许可经、周淑安、唐学咏、邱望湘、熊乐忱（1909—1996）等在内的音乐教育界众多精英。这批音乐教育家“深信音乐教育对于抗战建国有重大的供献”^[31]，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创作，推进中国音乐教育发展。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抗战局势下的抗战歌曲、校歌、乐教歌曲、合唱曲等歌曲为主，题材方面更关注乐教以及实时性作品，富有现实意义。例如，周淑安在重庆编著的《儿童卫生歌》^[32]中写了44首儿歌，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要求声乐专业的师范生对乐曲的熟悉、学生要通过歌咏比赛的形式加以强化、通过广播等方式将歌曲加以普及等方式宣传卫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学习，获得卫生知识，才能真正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33]学校与教育家的汇聚、音乐在“战时教育”^[34]中的特殊作用，使重庆音乐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呈现出突飞猛进之势。另一方面，时逢战乱，教材、师资等教育资源的缺乏仍旧严重。面对客观历史环境的限制和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学生中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创作能手，除张锐^[35]、陈琳^[36]在国立音乐院就读国乐系和声乐系时有作品发表以外，还有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学生，如杜鸣心的《看谁功劳高》《新山歌》《怀念》《薪水是个大活宝》、杨秉荪的《晨歌》、陈贻鑫的《谷子在仓里叫》、黄晓庄（1926—1946）的《往哪里逃》等歌曲创作。另外，还产生小型器乐曲如钢琴曲《小花鼓》^[37]等作品。他们在如此动荡的年代，年纪小，技术训练还不扎实，也没有安定的创作环境，仅仅凭借自己的一腔热情和才气横溢，就创作出几十首作品。尽管有些作品还显得稚嫩，对技法的运用还不够娴熟，但是却体现了他们在那个年代洋溢的生命力，生气勃勃的音乐生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还有一类作曲家以演唱（奏）家、音乐理论家、编辑、指挥等职业为主。他们与其他各界广泛接触交流，结识了不同性质、不同派别、不同地区的作家、艺术家、画家、诗人、戏剧家等文化工作者，在重庆这个历史大舞台上一起战斗、生活、工作，对现实社会有更加深刻的体验。他们创作的作品形式大都为歌曲，类型比较单一。如黎锦晖、任光、王云阶、盛家伦等作曲家均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和西北影业公司三家制片机构供职，作为电影音乐作曲专员，为多部电影故事片创作音乐^[38]。黎锦晖还为郭沫若的话剧《虎符》完成《夷风桥》等歌曲，全部配乐并出版发行。这些影剧音乐均成为重庆抗战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黎锦晖还为《抗战通俗画刊》担任编辑，发表歌曲多首。^[39]李凌、赵沨、甄伯蔚（1903—1999）作为音乐编辑，既联合了一批作家、艺术家与音乐家们协同创作音乐作品并刊登在音乐期刊上，同时也利用《新音乐》《音乐艺术》这些音乐期刊平台，发表自己创作的抗战歌曲^[40]。胡然、叶语、应尚能、莫桂新、潘奇、金律声等活跃在音乐舞台上的歌唱家、指挥家，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积极参加不同党派、各组织机构举行的音乐演唱（奏）会，深切感受到各界人士对抗战的热情、意志和决心！在创作激情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感交织下，他们创作了《我们是游击队》^[41]《搬夫歌》^[42]《赠给英勇抗战的将士》^[43]《凯歌》^[44]《赴战》^[45]等一首首振奋人心、热情洋溢的号召式歌曲。胡然、莫桂新、潘奇还在各种纪念会、音乐会中演唱自己创作的作品，表达自己对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诗人徐迟在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他听了《内蒙组曲》后非常激动，“遂至失眠”，好像看了《屈原》和鲁迅的《阿Q正传》“所产生同样的激动”，并称马思聪为“国宝”，这个称号得到文化界一致的公认。见陈志昂：《抗战音乐史》，黄河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234页。

[2]马思聪先后担任励志社管弦乐队首席、中华交响乐团指挥。郑志声任国立实验剧院（后改国立歌剧学校）训练部主任，兼实验乐团指挥。1941年下半年，马思聪离开重庆后，由郑志声接替中华交响乐团指挥。吴伯超先后担任励志社管弦乐队指挥、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主任、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兼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指挥等职务。

[3]据徐迟《介绍马思聪的乐曲〈西藏音诗〉释》一文中提道：“《寺院》的主题还在他离渝赴港以前以及《剑舞》以前，他就已经整理过一次了。”见《抗日战争时期音乐资料汇集•重庆〈新华日报〉专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页。另参见张静蔚：《马思聪年谱》中第55页写道：“1940年，为影片《西藏巡礼》配乐……其中的三段改写成小提琴曲《西藏音诗》。”《西藏音诗》最早发表于1943年12月《音乐导报》第3期。同时梁茂春：《论马思聪音乐创作的历史贡献》，《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3期，第12页，也提到《西藏音诗》于1940—1941年产生。由此可见，1940—1941年间，在重庆的马思聪已经开始《西藏音诗》的初步创作和构思。

[4]吴伟：《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第125页。

[5]向延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580页。

[6]1940—1942年根据许可经同名歌曲《回春之歌》，改编成器乐曲，并曾在中华交响乐团演奏。见唐守荣、杨定抒：《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7]马思聪：《自由的号声》，《乐风》新1卷第1期，1941年，第6—7页。

[8]《青年音乐》第1卷第4期，1942年6月。

[9]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474页。

[10]马思聪曲、郭沫若词《和平之光》，发表于1945年《音乐艺术》第2卷第1期，第1—6页。该曲是写给罗曼•罗兰的挽歌。

[11]马思聪、吴伯超先后在励志社管弦乐队担任指挥。马思聪、郑志声先后担任中华交响乐团指挥。吴伯超担任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指挥。

[12]汤斯惟、张小梅：《重庆时期的陈田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陈田鹤逝世60周年》，《人民音乐》2015年第10期。

[13]戴鹏海：《贺绿汀创作年表》，《音乐艺术》1983年第4期。

[14]1942年10月，重庆国立音乐院分院成立，其前身是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校址在复兴关（今浮图关）。1943年秋，校址迁至松林岗。参见孙栗、张雄：《回忆重庆时期的国立音乐院分院》，《音乐爱好者》2014年第2期。

[15]国立歌剧院，前身为山东省立剧院，于抗日战争初期从济南迁重庆，1939年秋其训练部开始招收学生。1940年秋改称国立实验剧院。1941年以其训练部为基础筹建学校，1942年正式建成国立歌剧学校，并迁北碚。

[16]洛珍林：《我的父亲洛辛——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纪念》，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专题资料汇编：《铁流》（26），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

[17]瞿希贤：1940年春创作《春耕歌》《无家别》，发表于《新音乐》第2卷第3期，1940年9月。

[18]蒲方：《黄国栋和陈琳的两首抗战时期艺术歌曲》，《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3期。(www.xing528.com)

[19]唐守荣、杨定抒：《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20]姚以让与教师邱望湘合作创办抗战音乐刊物《歌曲创作》月刊，并在期刊上先后创作发表50余首抗战歌曲。

[21]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1947级：《自序》，《中国民歌》，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1945年版，第7页。

[22]陈振铎于1943年创作，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时易名为《红光》。

[23]陈振铎：《凯旋》，《乐风》第3卷第1期，1943年1月。

[24]储师竹：《楚些吟》，《乐风》第2卷第4期，1942年7月。

[25]储师竹：《双溪夜语》，《乐风》新1卷第2期，1941年2月。

[26]储师竹：《五台山之夜》，《新音乐》第4卷第1期，1942年2月。

[27]1938年中央广播电台迁往重庆。

[28]许文霞：《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音乐探索》2001年第4期。

[29]唐守荣、杨定抒：《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67页。

[30]许文霞：《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音乐探索》2001年第4期。

[31]李抱忱：《抗战期间音乐教育工作计划书》（1938年9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11989（4）。

[32]陈果夫著、周淑安作曲：《儿童卫生歌》，正中书局1943年版。

[33]周淑安为陈果夫编著的《儿童卫生歌》中儿歌作品全部谱曲，在陈果夫写的书中自序中提道：“胡周女士复有普遍推行儿童卫生歌之意见寄来特抄附于后：（一）全国专修声乐之师范生，应熟悉儿童卫生歌。（二）全国小学生应背唱儿童卫生歌若干首始准毕业。（三）提倡儿童卫生歌比赛会以资鼓励。（四）由广播电台广播儿童卫生歌使家喻户晓。（五）将此集儿童卫生歌制成留声片以便教员之放习。”

[34]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193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发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宣言》，阐释蒋介石的“战时教育要当平时看”的抗战建国教育理念，并随即推广在音乐教育中。

[35]张锐在重庆时期的创作有《奴隶恋歌》《西南之恋》《青年颂》《播种之歌》《玛丽，你草原的歌手》等歌曲。

[36]陈琳创作有歌曲《燕子》。

[37]汪毓和：《怀念黄晓庄同志——为纪念“四八烈士”遇难60周年而作》，《人民音乐》2006年第4期。

[38]王云阶为《青年中国》《塞上风云》配乐；任光为电影《东亚之光》创作主题歌《游击队之女》；盛家伦为《塞上风云》创作主题歌《蒙汉青年团结起来》等。

[39]《抗建通俗画刊》1940年第4期上黎锦晖出现在编辑一栏，之前只有歌曲创作发表。目前搜集到的歌曲有《管仲歌》《春雨连绵》《血与汗》《悼“伤兵慈母”》《收粮捐粮》《松柏林》等。

[40]甄伯蔚的歌曲有《新相思曲》《哨岗上的玫瑰》《富春江之歌》《青春进行曲》；李凌创作的歌曲有《青海情舞》《救火之歌》《秋春之花》《好嫂子》《奔向吹来的暴风雨》《洗衣曲》。

[41]胡然词曲，应尚能和声：《我们是游击队》，《青年音乐》第1卷第6期，1942年8月，混声四部合唱。

[42]方殷词，潘奇曲：《搬夫歌》，《战歌》第2卷第1期，1938年9月。

[43]庾家骅词，莫桂新曲：《赠给英勇抗战的将士》，《青年音乐》第2卷第4期，1942年12月。

[44]唐守荣、杨定抒：《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45]刘雪庵词，应尚能曲：《赴战》，《青年音乐》（月刊）第1卷创刊号，1942年3月，二部合唱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