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战时音乐的历史功用及当代价值

在全民族抗战的残酷岁月中，重庆所使用的音乐教材，无疑是那个时代烽烟弥漫、艰苦卓绝与团结抗敌的历史见证。它们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对当时的抗战态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对我国当代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小学爱国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音乐教材对全民抗战斗志的影响

用音乐串连和凝聚起全民持久抗战的意志和决心。长期的战争折磨容易消解民众失去战斗胜利的信心，所以，在抗战期间坚持鼓舞和凝聚人心，激发起人民斗志刻不容缓。而音乐具有感动、团结、振奋、激励人的力量，通过音符和节奏的配合，可以将所要表达的意图直接地传达到人的内心。对于尚未成年的中小学生，采取最直接的，最易接受的教育形式，最让人澎湃的音符和节奏方式，就是选取一本合适的音乐教材。在歌声中了解战争，在咏唱中感受苦难，在旋律中激励精神，在节奏中体会团结，在合唱中感受排山倒海的力量。

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教材多将爱国救亡之精神贯穿其中。这些教材中有很多优秀抗战歌曲，有描写战时沦陷区惨遭轰炸后艰苦环境的歌曲，如冼星海等人编写的《抗战歌曲集》中的《苦命人》：“我们是少衣，没有穿哪……我们是空空的饿肚皮呀……我们是国破，家也亡呵……我的丈夫，打仗死啦……我过了今天，挨明天哪……我是讨饭，走四方呵！”^[1]这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了解战争带来的苦难，激发他们对祖国受难同胞的共情。重庆是战时首都，不断有沦陷区学生逃难至此。这时，重庆学生若是已从音乐教育中了解到沦陷区所遭受的苦难，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自然会对迁入的同学抱有更多的接纳和包容，以增强各地区学生的团结统一精神。还有一些歌曲，着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如1937年《小学活叶歌曲选》中的《我爱中华》：“我爱我的大中华，我爱我的大中华。五千年文化跨世界，四万万同胞甲东亚。国风淳朴国疆大，三民五权行新法。世界大同从此发，我愿卫护我的大中华。”^[2]或此教材中的《我爱我的中华国》：“我爱我的中华国，历史悠久疆土阔；祖先创造很费力，哪容他人来强夺！立志杀贼求生存，献身工作救贫弱。保卫自由和平等，快快乐乐过生活。”^[3]通过歌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并结合历史地理等科目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及辽阔的疆域，潜移默化地使学生意识到“中国疆土不可丢”，使其明确地认识到抗战的严峻性。还有一些歌曲直接明了地表达抗战已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无论是学生、工人、教师、商人都应肩负起这一历史的重任，如1939年梅耐寒的《战时中学音乐教材》中《起来！工农兵学商！》：“炮口下没有和平！炮口下没有和平！起来！工农兵学商！起来！起来！”^[4]内容直接明确，让学生了解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激发他们的革命精神。作为抗战后方的学生群体，也可以适时地为前线战事和沦陷区难民尽一份力，这在音乐教材中也曾出现，如1943年惠子编选的《新歌丛》中《寒风吹战场》：“青山秃了树林光，阵阵寒风吹战场，战场多战士，战士没衣裳，衣裳破了志不破呀，坚决勇敢打东洋！”^[5]还有很多同类型歌曲，启发中小学生向战士和难民投去力所能及的帮助。另外还有许多类型的歌曲，如描绘前线英雄奋勇杀敌、烈士浴血疆场的歌曲，使学生了解前线战士为保卫国家所付出的努力，激发他们进取向上和像英雄一样勇敢的精神；劝导入伍从军的歌曲、祛除陋习的歌曲、锻炼体魄的歌曲等等，都在慢慢地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和精神。

音乐最易触动人的情感，中小学生的情感很丰富也极易塑造。具有民族性、爱国情感的音乐教材，无疑在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勇敢坚强的意志、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祖国同胞的热爱和友善团结等等。只有民族团结、坚持抗战，民族才有解放之时，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之日，抗战时期重庆中小学的音乐教材，通过歌曲培养和影响学生，这些方式和做法必然是众志成城，争取抗战胜利不可缺少的一环。

2．音乐教材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音乐教育资源总体极其匮乏，但重庆的音乐教育资源高度集中，音乐教育的发展却十分迅猛。各种版本的中小学音乐教材层出不穷。这些教材不仅有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教育家们编写的，还有部分学校或个人编写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后出版发行的，这些教材对当时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20世纪20年代到抗战时期，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体系基本确立，但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深度还相对薄弱，所以在教材编写上不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歌词内容不适宜学生身心发展，音域超过儿童适宜范围，音程跳跃过大或节奏过于复杂等问题。但总的来说，战时音乐教材在炮火下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初步形成教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战时音乐功能提上新高度。通过发挥音乐功能，直接达到为全民抗战，团结抗战服务的目的，音乐教材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理想生活的歌唱，如《欢呼歌》等，号召学生进取向上；通过对难民生活的披露，如《苦命人》等，激发民族团结精神；通过对英雄烈士的歌颂，使学生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通过对山水景色、辽阔疆土的描写，增强学生对祖国大地的保卫意识，等等。战时音乐教材通过音乐的社会功能对数万中小学生进行精神教育和鼓舞，为推动全民抗日发挥了不小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它客观存在，不容忽视。抗战音乐教材的编写和利用，善于利用音乐社会功能，将音乐教育与中小学生现实生活和精神建设深度融合，不断完善青少年身心发展，这也是抗战音乐历史带给我们的思考，音乐教材编写工作者需要注意现实问题在音乐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战时音乐教材对歌曲选择的规定性。这也是抗日战争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特点。程懋筠（1900—1957）在谈到如何编选音乐教材时说：“非常时期民众音乐教材，除在形式上须求简易，词句浅显，在内容上，必须具有下列的几种精神：（一）爱护祖国的；（二）鼓舞敌忾的；（三）坚韧不挠的；（四）努力奋斗的；（五）合作互助的；（六）锻炼体魄的。”^[6]这些编辑原则在抗战时期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得以体现，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选择精神昂扬向上的歌曲，以培养学生优秀之品质；选择符合学生学习兴趣与学生生活环境联系紧密的歌曲，以保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效率；选择热爱祖国、坚定抗战必胜精神的歌曲，为民众带来胜利信心。这些歌曲，是抗战历史的一面镜子、是战时社会历史文化的生动呈现。

3．战时重庆中小学音乐教材和当代中小学爱国教育的联系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中小学校园是对青少年实施教育的重要平台，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中小学教育的始末，是更好地促进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更好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举措。对战时中小学音乐教材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措施，可了解和增强对当时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认知，对当下中小学生爱国教育有所启示。(www.xing528.com)

首先，战时中小学音乐教材为我国当下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良好素材。战时音乐教材在抗战背景下，其内容涉及民族精神、国家兴衰、社会风尚、团结统一等各个方面。中小学生通过对这些内容的了解和习唱，会加深他们对抗战历史的了解，激发爱国情绪，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达到“不忘国耻，振兴中华”之目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培养，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折射出来。战时中小学音乐教材可以说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善用这些教材，将其渗透在当下的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使学生通过音乐历史的认识，音乐歌咏的习唱，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其次，战时中小学音乐教材为我国当下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很好借鉴。当下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较大的问题是爱国主义教育与学生实际生活脱节。教师主要采取说教的方式让学生感觉伟大、英勇、壮烈等概念比较空泛。英雄烈士、民族英雄缺乏具体化，离我们遥远，较难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战时中小学音乐教材最大的优点便是联系抗战背景编写，使学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危机、英勇杀敌的勇敢和沦陷区民众的苦难，从而达到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愿意共赴国难的教学目的。当今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应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利用时事新闻、周边先进人物和英雄事迹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其具体化、生动化、情感化，必将事半功倍。

抗日战争时期，音乐娱乐功能相对弱化，音乐更多的是发挥其极大的鼓动作用，以激发人民的激昂斗志。虽然这一时期教育资源有限，音乐教育发展不够完善。但就战时重庆地区音乐教育讲，其发展十分迅速，中小学音乐教育体系基本建立，反映在教材上，各中小学使用的音乐教材版本众多，有国民政府教育部编订的、个人编订的，有歌本、活页歌单，也有专门的乐理教材等等。从音乐功能发挥，音乐教育形式多样等方面来看，其教材形式更加丰富和完善。战争期间音乐教育的发展，要求有更多版本和种类的教材诞生，以应付不同的音乐教育环境，而各种音乐教材的出现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音乐教育的多样态发展。抗战时期音乐教材是一个丰富的音乐文化载体，在历史、政治、文学、乐曲及其与社会的联系等多个层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冼星海等：《抗战歌曲集》，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61页。

[2]陈恭则、陈宗秀合编：《小学活叶歌曲选》，万叶书店1937年版，第84页。

[3]陈恭则、陈宗秀合编：《小学活叶歌曲选》，万叶书店1937年版，第84页。

[4]梅耐寒：《战时中学音乐教材》，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页。

[5]惠子：《新歌丛》，普及出版社1943年版，第79页。

[6]程懋筠：《非常时期民众教育之音乐教材》，《教育与民众》193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