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学校音乐组：师资豪华，教学成果突出

育才学校创办于1939年7月，是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抗战时期战时首都重庆创办。相对于重庆其他中小学校，育才学校是一所“新型的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1]。育才学校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在建立之初就有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四组，后又增加了自然组和舞蹈组。^[2]

据育才学校第一批学生陈贻鑫（1926—2013，1946年7月为育才学校音乐组组长）回忆，育才学校的创建至少有三个动因：一是受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的成长经历启发，认为教育应该从小入手，这样才能更好地挖掘人才，呵护好科学的幼苗；二是在武汉沦陷前夕，陶行知曾和任光一起前往汉口看望临时保育院的难童，发现孩子的音乐天赋可以在很小的时候显现出来，应抓住孩童的天赋予以专门培养；三是陶行知到达重庆后又去当地难童保育院看望难童，听闻保育院院长介绍，经常有达官贵人们到保育院挑选难童收做干儿子，但这些达官贵人们经常当着难童的面像挑拣物件一样，直接放言秃子不要、麻子不要、嘴唇缺的不要、长得不好看的不要……给难童们造成二次心理创伤。^[3]陶行知也曾撰文写下关于创办育才学校的直接动机：“几年来普及教育中的遗憾须求得补偿，选干儿子的做法，应变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他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于是我便发生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4]

陶行知受王阳明（1472—1529）“知行合一”和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1859—1952）“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多重理念影响，最终自成一家提出“生活教育论”三大主张，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其音乐教育思想深受蔡元培“美育”思想影响。1922年，陶行知就曾与蔡元培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通过教育能达到救国之目的，认为如果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受到了良好教育，有了科学文化知识，就能使国家强盛。陶行知十分赞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五育并重”的主张。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美育组，陶行知和刘海粟（1896—1994）等人积极主张把美育作为重中之重，开设了包括音乐、图画、工艺等课程，用以养成良好的精神品德。^[5]1927年，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他不仅把音乐课列为主要课程，还亲自填词创作《锄头舞歌》《镰刀舞歌》等歌曲，并进行手把手的教唱。

1932年，陶行知在儿童自动学校成立了音乐室。1935年，陶行知还在普及教育助成会、晨报馆及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教唱由他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歌曲，长达4个月。^[6]可以说，从陶行知办教育的这些轨迹来看，音乐从未缺席。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北碚北温泉小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因校舍等原因，校址最终定在重庆合川草街子镇凤凰山古圣寺。开办之初，学校设备简陋、物资缺乏。音乐组教学器具仅有1架钢琴，5架风琴及其他若干乐器。音乐组师生的教和学都依靠这些少量乐器进行。平均下来，每位同学每周只能练习一次钢琴，每次大约40分钟。风琴是可以保证同学每天练习的，但每天也只有40分钟。小提琴平均3至4人可以共同使用一把，但是琴弦十分稀少，如果琴弦断了仍要利用断的琴弦重复使用，直到两头实在不能接上为止，有时候实在没有琴弦就用二胡的琴弦来代替，小提琴的四根弦时常不能对位准确。^[7]面对这种情况，陶行知动用一切力量来解决乐器紧缺问题。1939年，陶行知给在新加坡的任光写信，“我们虽然有了钢琴和风琴，但是其他乐器缺少甚多，希望你们在新加坡为我们捐一些来”^[8]。1943年1月14日，分别给张治中（1890—1969）、冯玉祥写信，为了能争取到教学设备，言辞之恳切，几近哀求。

文百部长勋鉴：^[9]

久未晤教，至今系念。鄙校音乐组为培养音乐幼苗而设，现因就名师便利，迁至歇台子上课。近闻贵部抗战歌咏团结束在即，深望将该团全部家具及钢琴一架、风琴两架，捐助敝校，以惠难童，使敝校有年音乐培养可立更坚固之基础。倘蒙批准，全组感奋。余冯焕公代达。专此奉商。

敬颂

勋安！

教弟陶行知再拜

三十二、一、十四

焕公赐鉴：^[10]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结束在即，其设备、钢琴、风琴类合音乐组之用。拟请代文白部长捐与音乐组。万一有困难，愿以原件二万元购之。我想成功与否，还有赖于九鼎一言。

敬颂

勋安！

教弟陶行知再拜

三十二、一、十四

不过，相对于捉襟见肘的教学设备，育才学校音乐组师资力量堪称豪华。从1939年5月筹办开始，音乐组先后由贺绿汀、李凌、黎国荃、陈贻鑫担任音乐组的组长。同时，在音乐组担任过教师的还有马思聪、任光、范继森、常学墉（任虹）^[11]、夏之秋、胡然、姜瑞芝（贺绿汀夫人）、潘述（卫禹平）、姚牧、巫一舟（1913—1997）、丁孚祥（大提琴）、朱崇志（大提琴）、庄严、苏鹏邑等。从这份名单里不难看出，音乐组的不少教师在中国音乐史中是熠熠生辉。教师的专长涵盖了音乐理论、小提琴、钢琴、声乐、铜管、作曲等多个专业方向。这样的师资团队，为育才学校音乐组的教学实践提供极为坚实的基础。

音乐组的课程主要由普修课、专业课和劳动课3种类型的课程构成。每天上午安排普修课程，劳动课程是每天下午第一节课和每周五的整个下午，剩余的时间则为专业课程。其中，劳动课程和音乐课是育才学校每组学生的必修课程，音乐组学生可以免修其他组开设的音乐课程。普通课程是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开设。小学主要课程有：国语、社会、自然、算术、美术、体育、音乐等。初中主要课程有：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自然科、生理卫生、图画、体育、工艺、公民、童子军等。高中主要课程有：公民、国文、英语、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卫生、伦理学、图画、音乐、军事训练等。^[12]劳动课程则主要是去学校附近的山坡上开荒种菜或修筑学校道路，美化环境等，体现在“生活即教育”。音乐组的专业课又分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有乐理、视唱练耳、键盘、和声、音乐欣赏等。专业课程有声乐、钢琴、作曲、小提琴等。

教材比较匮乏，整个音乐组仅有乐谱十几本。钢琴教材采用拜尔初步钢琴教科书、哈农六十首手指练习、各种音阶及和弦音奏法（Burgmüller Op.100，Czerny Op.849）及巴赫的小序曲与赋格等。视唱教材采用法国固定唱名法教本（Solfege Des Solfeges）。^[13]囿于专业教材匮乏，同学们只好手抄乐谱。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育才学校采用的其他方面的教材则非常丰富，把一些进步报纸、文章都纳入课堂教学当中。陶行知和贺绿汀对教材的采用十分注重灵活性，不仅选用国民政府和沦陷区的教材，陕北边区的读本也进入到课堂当中。另外，还把《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面的优秀文章选入课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曾出现在育才学校的课堂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尤其是皖南事变后，这种选用教材的做法不仅要有开明的思想，更需要有极大的魄力和勇气。

图2-2　1940年12月26日，育才音乐组儿童音乐会合唱演出

（见唐维华：《为新中国培育音乐天才——周恩来等一组题词和育才学校音乐组》，《红岩春秋》2004年第1期。）

音乐组特别注重各类音乐会的开展，让同学们在实践中提高音乐技能，这也正是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实践。在音乐组开办一年后，陶行知为了向重庆各界人士介绍育才学校音乐组，特让音乐组参加了1940年12月28日在纯阳洞举办的儿童音乐会。这次音乐会是中苏文化协会妇委会为宣扬我国儿童爱国精神及抗战歌咏艺术而举办，并且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对苏联广播。^[14]音乐会邀请了国共两党重要人物及在渝苏联友人，国民党方面出席的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苏联大使及使馆的一些官员、塔斯社的记者等。音乐会上几乎所有的育才音乐组同学都上台表演了节目，有二重唱、独唱、钢琴独奏、四手联弹等。这里面的节目有不少是音乐组的师生创作的。例如，陶行知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手脑相长歌》《变啊变》，庄严创作的合唱曲《山林果》。^[15]

图2-3　题词(www.xing528.com)

（见唐维华：《为新中国培育音乐天才——周恩来等一组题词和育才学校音乐组》，《红岩春秋》2004年第1期。）

在这次演出休息间隙，音乐组廖意林老师用纸折成一个32开的小本子，并且找了两名最小的女同学，请出席晚会的各界人士题词留念。遗憾的是，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3页，5个人的题词。分别是周恩来“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的题词、邓颖超“以歌声唤起大众”的题词、叶剑英“为世界而工作，为工作而学习”的题词以及塔斯社M.雅克沙明“向中国儿童们致敬，他们正积极和大人们一道，为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战斗！”和苏联记者C.安德烈耶夫的题词“你们的歌曲给人留下了最愉快的印象。你们的歌曲非常有益于伟大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幸福的斗争。祝你们在创造性工作中获得成功！”^[16]

1943年，为了更好地进行音乐会实践活动，同时也方便就近接受住在城里的名师指点，育才学校音乐组从凤凰山校本部搬到了重庆江北观音桥。观音桥当时也是中华交响乐团的驻地，这个时期马思聪、李凌、黎国荃、范继森、巫一舟、夏之秋等亲自指导同学们学习。同学们的技艺提高很快，并组织了一支十五六人的小型弦乐队，演奏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等。^[17]音乐组的实践活动更为频繁，《新华日报》曾多次报道该组的实践活动。摘录三则以资参考：

育才学校音乐组为庆祝音乐节，特于昨晚八时假座上清寺广播大厦，举行第三音乐演奏会，节目有该学校学生合唱，钢琴独奏，独唱等，到会听音乐者，计有中外来宾三百余。最后由冯玉祥将军独唱，歌词雄壮激昂、勖勉青年人要努力打回老家去，恢复国土，听众皆为之动容，亦有感奋而泣者。私立启明小学，纪念儿童节举行游艺会，到学生及家长五百余人，冯玉祥将军亦参加祝贺。^[18]

育才学校舞蹈音乐会定今晚起在抗建堂举行，预计演出六场，到本月八日止，有名舞蹈家戴爱莲表演。出场演奏的是音乐组的学生。^[19]

中苏文协儿童之家，今天下午三点举行儿童联谊会，育才音乐组有节目演出，庆祝新年，有小提琴、歌咏。儿童之家小读者歌舞、金钱板，苏联儿童也准备参加游艺节目。^[20]

抗战胜利后，一些政府机关迁往南京。音乐组就从观音桥迁到红岩村，使用原国民政府参政会的两排宿舍继续学习。1947年5月，音乐组和戏剧组、舞蹈组迁往上海北郊大场。1948年冬，又搬到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1859弄，原犹太侨民离开后的一幢楼房里。1949年8月，音乐组转迁塘沽路一幢三层楼房里。1951年，育才学校划归上海市教育局直接领导，育才学校由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学校，为了纪念陶行知先生，改名为“行知艺术学校”，地址迁往沪西区梵王渡路76号，在万航渡路设艺术部。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音乐组并入上海华东音乐分院附中。^[21]育才学校音乐组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1]李凌：《回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从育才学校音乐组谈起》，《人民教育》1979年第9期。

[2]郭登杰：《抗战初期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办学理念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09年6月。

[3]陈贻鑫：《回忆育才学校音乐组》，《人民音乐》1958年第3期。

[4]参见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编：《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1981年版，第660页。

[5]褚灏：《陶行知音乐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音乐研究》2001年第4期。

[6]郭登杰：《抗战初期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办学理念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09年6月。

[7]陈贻鑫：《回忆育才学校音乐组》，《人民音乐》1958年第3期。

[8]原载《行知书信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9]陶行知：《请捐钢琴风琴、以惠难童——致张治中》，《陶行知全集》第八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页。

[10]陶行知：《〈赖公九鼎一言〉——致冯玉祥》，《陶行知全集》第八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11]常学墉（任虹）：1911年12月15日生于贵州黄平县，1956年6月1日创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担任第一任院长。

[12]参见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13]参见《贺绿汀全集•第四卷•文章一》，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14]《新华日报》，1940年12月28日，第2版。

[15]唐维华：《为新中国培育音乐天才——周恩来等一组题词和育才学校音乐组》，《红岩春秋》2004年第1期。

[16]唐维华：《为新中国培育音乐天才——周恩来等一组题词和育才学校音乐组》，《红岩春秋》2004年第1期。

[17]陈贻鑫：《回忆育才学校音乐组》，《人民音乐》1958年第3期。

[18]《育才学校音乐组纪念音乐节》，《新华日报》1943年4月6日，第3版。

[19]《新华日报》1944年11月3日，第3版。

[20]《新华日报》1945年1月5日，第3版。

[21]郭登杰：《抗战初期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办学理念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