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小学教育发展成果

1938年8月，国民政府曾经做过因战争学校损失的相关统计。据统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年间，学校损失巨大。其中，大专学校由108所减至83所。中小学损失更为严重，初等学校原有294000多所，现仅有129700余所；中等学校原来有3184所，现减少到1962所。失学学生数量巨大，难童流浪，有不少失学和战争中失去父母家庭的学生流亡到大后方。^[1]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接受的难民和学生最多，重庆人口1936年约为33万人，战争胜利后已经达到125万人。^[2]抗战时期重庆人口的骤增，尤其是大量流亡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给重庆的学校教育带来巨大压力，重庆原有的学校根本无法满足这些儿童、青少年的入学要求。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国民党政府也积极着手开展流亡学生的接收工作。仅在重庆市，抗战期间就创办了10所国立中学。它们分别是国立二中、国立九中、国立十二中、国立十五中、国立十六中、国立十七中、国立中大附中（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国立社教附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国立女师院附中、国立华侨二中。具体校址及创办情况列表如下：

表2-9　抗战期间重庆创办的国立中学^[3]

从上表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创办的国立中学多数都是对应接收各地的流亡学生。同学们从沦陷区辗转来到重庆，一路上目睹山河破碎，亲身体会流亡痛苦。因此，绝大多数同学们复学后，加倍努力学习，通过各种方式报效祖国。虽然大家课业比较繁重，但依旧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歌咏队、戏剧社等，通过演唱抗战歌曲、排演进步话剧，进行抗战宣传和自我激励。抗战期间，在重庆各个国立中学，培养了大量优秀学子。例如，毕业于国立九中的邓稼先（1924—1986）后来成为我国“两弹元勋”；毕业于国立十六中的董辅礽（1927—2004）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并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附中的许靖华（1929— ）后来成为世界著名地质学家，曾获世界地质学界最高荣誉“乌拉斯坦”勋章等等。^[4]

抗战期间，国力不济，除开办国立中学外，国民政府还鼓励社会力量开办私立中学。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出了改进中学教育，私立中等学校在抗战期间应予奖励”等决议。不少社会进步人士也热心教育事业，积极开展“教育救国”。这期间重庆私立中学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一批极具特色的学校。例如，陶行知（1891—1946）创办的育才学校、梁漱溟（1893—1988）创办的私立勉仁中学等。一大批私立中学被评为优良私立中学，并有不少私立中学被社会广泛认可，成为名牌学校，如私立南开中学、私立清华中学、私立树人初级中学、私立巴蜀中学、私立育才学校等。抗战时期重庆的私立中学数量比公立中学多出很多，社会影响力大，为国民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5]现把主要重庆私立中学列表如下：

表2-10　抗战时期重庆私立中学创办情况简表^[6]

相对中学发展，重庆的小学教育发展更为迅速。据朱章《重庆市五年来之国民教育》记载，重庆市原来仅有市立小学5所，中心小学12所，国民基础学校25所，合计仅42校。而据相关统计，重庆学龄儿童1941年有93505人、1942年99499人、1943年96345人、1944年88834人、1945年108486人。为满足重庆学龄儿童的入学需求，重庆市自1941年开始大力推行国民教育，设置中心学校，积极建设各类小学校。1941年当年就完成镇中心学校27所，国民学校45所，加上代用中心学校4所^[7]，和私立小学60所，共计126校。从1941年开始，重庆市小学学校的数量逐年大幅度增长，学龄儿童入学率大幅度提高。到1945年，重庆已建成中心学校57所，代用中心国民学校3所，国民学校112所，迁建区小学11所，私立小学111所，共计294校，班级数2165班。入学儿童达到了92960人，占学龄儿童的85%。^[8]此数据充分说明，抗战期间重庆初等教育成倍数快速发展。下摘录“1944年重庆市立镇中心小学一览表”以资参考：

表2-11　重庆市立镇中心小学一览表（三十三年下期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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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食米每月分配数”无计量单位，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计量单位为“担”，故推测此处计量单位为“担”。

从上文不难看出，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中小学教育在抗战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入学人数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一般情况下，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从属于中小学教育，只有在中小学教育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其音乐教育才会有较大的发展。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中小学教育的大发展，为中小学音乐教育提供了基础。

[1]苏光文：《大轰炸中的重庆陪都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165页。

[2]周勇：《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

[3]根据《重庆市志（第十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重庆教育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等综合而来。

[4]吴伟：《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40页。

[5]吴伟：《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42页。

[6]根据《重庆市志（第十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重庆教育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等综合而来。

[7]“代用中心学校”是指按照区域划分，如当地尚未有公办小学校，根据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则由私立学校充当中心学校。

[8]朱章：《重庆市五年来之国民教育》，《陪都教育季刊》1946年第1卷第2期。

[9]原载《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第3卷第6、7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