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后方音乐教育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培养更多音乐人才为抗战建国服务，面对音乐人才匮乏、音乐师资不继等问题，1939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专门开会研究，提议部分大学恢复或增设音乐系、科、组。会议结束后，各高等教育单位纷纷响应，部分学校恢复或建立了音乐系、科、组。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学校，分别恢复和建立了专门的音乐教学机构。

1．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音乐组

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音乐组的办学始于第四中山大学时期（1927—1928）。^[1]1928年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9月，因战事紧急，学校决定内迁到重庆。由于办学经费、师资等各种诸多原因，音乐组停办。直到1943年，才在重庆沙坪坝复办。

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的办学虽始于第四中山大学时期，但其创办过程比较曲折。1927年6月，在第四中山大学的改组计划中，拟建立10个学院，其中包含有艺术学院。但在其颁布的院系设置中，艺术学院“因资金不足，且该科系一时无相当人才，决计缓办”^[2]，第四中山大学9院36系，唯独缺了艺术学院。此举遭到广大学者的非议，丁衍镛（1902—1978）^[3]更是直接在《申报》上发表了《第四中山大学应设艺术学院的意见书》，认为“第四中山大学的建设中已设文理等9个学院，独‘艺术学院’缓办是不合理的”，并列举了美术教育的社会作用，对于战争、舆论的渲染功能，并指明第四中山大学应实施艺术教育与设立艺术学院的必要性。经过学者们的积极争取，192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将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附设的艺术专修科并入第四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成立艺术专修科，内设图画、音乐、手工3组。^[4]音乐组办学初期，师资力量、教学设备都比较匮乏。1928年开学时仅有3位教师，配有“音乐教室一间，配有五线黑板、钢琴、风琴及谱面台。钢琴教室1间配有钢琴，国乐教室1间，内有国乐器具。留声机1件，钢琴2件，唱片4件，提琴4件，国乐器22件，风琴5件”^[5]。

音乐组创办以来，一直受校名更改、系科名称变动等方面的影响。先后名称分别有“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音乐组”（1928，学制三年）、“教育学院艺术教育专修科音乐组”（1929年，学制四年）、“艺术教育科音乐组”（1930年，学制四年）、“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1931—1937年，学制四年，授教育学士学位）。^[6]

进入30年代后，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才得以快速发展。1930年，毕业于法国里昂音乐学院的唐学咏（1900—1991）博士来到音乐组任教。次年，唐学咏担任音乐组的主任。这个时期聘请了史勃曼（Mrs.Spemann，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毕业）、史特拉士（Strassel，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毕业）、刚从法国巴黎留学归来的小提琴家马思聪（1912—1987，被聘为最年轻的教授）、李惟宁（1910—1984）、喻宜萱（1909—2008，声乐）等专业音乐家任教，为音乐组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被当时报界称为“非常进步，人才济济”的学校。^[7]

图2-1　1935年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师生合影

〔见《马思聪全集》（第7卷），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战争态势的发展，国立中央大学决定迁往四川。迫于各种客观条件，1937年9月22日，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办公室发布通知“音乐组”停办，学生应即准其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或其他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设有音乐学系之学校借读，以免影响学业。^[8]停办之初，设想仅停办一年。校长罗家伦（1897—1969）呈国民政府教育部函件这样表述：

教育学院的音乐组因为外籍人员居多，无法随同入川，加之各项设备无法搬动，决暂停办一年。所有该组的新旧各生准其转学或借读于国立音乐院以及立案之公私立大学音乐系。^[9]

计划没有变化快，这里写音乐组停办一年，最终停办了6年。

1938年9月，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一年后复办的计划迟迟没有动静。原音乐组全体学生向校长罗家伦请愿，“自抗战以来，全国音乐运动日益澎湃，各地均感音乐干部人才缺乏，每思及此，生等深感自身责任之重大，益觉有急切入校完成所学之必要”，希望学校能够迅速恢复音乐组，“则不特生等无失学之苦，且全国失学音乐学子亦均能有继续造就之机会，国家永恒之音乐文化亦不致中断也……”。^[10]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分别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1月颁布两项训令，要求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立即恢复音乐组，以“陶冶青年身心，培养中等学校音乐教师”^[11]。不过，校长罗家伦认为存在多种困难，上呈国民政府教育部函件，表示暂时无法复办，并请国民政府教育部予以拨款。呈文中表述困难主要体现在：一、音乐组的经费早已另行支配，没有多余的款项；二、音乐组师资无多余人员可以聘用；三、音乐组的设备因交通不便，迁校既没有搬运，重新购置也存在困难；四、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可以供音乐组学生练习使用等方面。呈文上报教育部后，拨款的请求遭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拒绝。因为经费等问题，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复办被搁置了。^[12]

直到1943年，音乐组才得以复办。复办地址在重庆沙坪坝，具体复办工作由周崇淑负责。前文罗家伦校长在上呈国民政府教育部函件中表述，迁校时音乐组设备并未搬运。音乐教学设备购置成了复办工作的首要问题。抗战期间，交通运输不便，加上音乐组复办经费有限，钢琴等大型教学设备购置极为困难。1943年的重庆，已经先后出现了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分院、国立歌剧学校等音乐教学机构，经过这些音乐教育机构设备购置基本完成后，留给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购买钢琴等大型乐器的困难可想而知。原音乐组学生王萃年与方应暄（1927—2016）撰文回忆：

周先生（周崇淑）亲自制订了音乐组恢复筹办计划，得到中央大学校务会的通过。筹备中教学器材也是难题，主要的是钢琴，时值战乱时期，重庆买不到好的钢琴，到沦陷区买也无法运输。周先生不畏辛苦，多方打听，并根据信息找到一些私人家庭商贩，高价收购，终于买到了三台钢琴。用小板船顺长江水运到重庆。随后她又购买了一些脚踏风琴之类的辅助教学器材，解决了音乐组恢复最大的教学器材问题。^[13]

音乐组复办后，改学制为五年：

自恢复音乐组并担任领导，及亲自教授钢琴以来，周先生本着治学严谨，多出人才的教育宗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重视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她四处奔走，广求贤士，先后聘请到一批国内外的著名音乐教授。如蔡继琨、胡然、黄友葵、苏世林、洪达琳、陈洪、马孝骏、章正凡、何作良、马宗符等，他们都先后在音乐组授课或兼课，学生们获益匪浅。^[14]

有了教具设备，有了教师，但招收的学生并不是太多。推测至少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1938年9月，原音乐组全体学生复学请愿未果，经过5—6年的时间，已经散失殆尽；二、当时重庆已经创办了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分院等专门音乐院校，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鼓励综合大学、师范院校开办音乐系、科，极大分散了音乐类报考学生。下图统计的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师范学院）毕业生数量也可说明音乐组招生规模较小。

表2-3　1938—1945年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生数量统计^[15]

表中显示，1943年艺术专修科、1944年艺术系、1945年艺术系毕业生分别为1、21、15人。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虽然办学规模小，但隶属综合类大学，利用专业特点组建国立中央大学歌咏团，经常在院系之间和学校音乐社团一起开展音乐活动，影响非常广泛。如1945年，为庆祝中央大学建校30周年，歌咏团在声乐教师何作良^[16]的指挥下，与中央大学白雪国乐团、青年口琴队联合主办了音乐会，招待校友和全体师生。音乐会上演唱了《歌八百壮士》《洪波曲》《抗敌歌》《松花江上》等抗战救亡歌曲，深受到师生们好评。^[17]抗战胜利后，音乐组随国立中央大学迁回南京。

2．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

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谢循初（1895—1984）、陶玄（1898—1972）、齐国梁（1883—1968）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筹备委员，其中谢循初任主任。同年，9月20日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正式成立，谢循初担任院长，院址定于江津白沙镇。由于筹建时间仓促，校舍等未完全建设完成，11月4日才正式开学。开学后进行了新生训练，11月23日正式上课。^[18]学院设国文、英语、史地、理化、教育、家政、音乐7系和体育专修科。^[19]

音乐系创建伊始就以造就中等学校音乐师资为目的，因此它的招生条件也和国立音乐院等招收专门训练音乐人才的招生条件不一样。报考资格专门规定了“需在中学或师范学校毕业，并曾服务者”。考生需先经学院普通学科的考试，然后加考乐理，合格后，再经过技术方面的测验，如钢琴，声乐，或国乐及视唱听音等。^[20]不过该音乐系音乐专业理论考试，相对比较简单。入学考题大致为以下类型（分一年级新生考题和转学二年级考生考题）：^[21]

一年级音乐常识

（一）音符上面加一小点与左边加一小点有什么不同？

（二）谱号有几种？

（三）世界古今音乐名家，你知道哪几个？试举其名及小传。

（四）说三分损益法。

一年级音乐常识（副）

（一）乐谱上记有6/4，6/16，9/8，5/4或7/8字样是何意义？

（二）休止符有几种？

（三）大调与小调有什么不同？

（四）说五声十二律。

二年级转学生音乐系钢琴笔试

（一）说音阶（Scales）。

（二）说音程（Intervalles）。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的招生范围比较广。从1941年（民国三十年）度招生简章中的“报名地点”和“考点”可以看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几乎是面向抗战大后方所有地区招生。

摘录招生简章第七条“报名地点”和第九条“试验日期及地点”如下：^[22]

（七）报名地点：（1）白沙新桥本学院（2）重庆川东师范内（3）合川国立二中女中分校（4）成都四川教育厅（5）贵阳贵州教育厅（6）恩施湖北教育厅（7）昆明云南教育厅（8）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及其各报名处。(www.xing528.com)

（八）试验日期及地点：八月四日起至八月六日止，分别在白沙，重庆，合川，成都，贵阳，恩施，昆明等处同时举行。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考试取录后，学生的一切费用均免缴，伙食完全由校方供给，每月还发给零用津贴。课程共分三类：一、音乐本系的科目；二、普通基本科目；三、教育基本科目。学制五年，前三年主要为普通基本科目和教育基本科目，后两年才主要学习音乐本系的科目。课程及学分分配如下表^[23]：

表2-4　总学分表

表2-5　普通教育基本科目及学分表

表2-6　必修科目及学分表

表2-7　选修科目及学分表

师范、综合类院校的音乐设备、师资力量以及招收情况，都远比不上国立音乐院等专业音乐院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开办之初仅招收到9名学生。该院音乐系历年教师学生人数，及设备情形，兹列表如下^[24]：

表2-8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设备、教师及学生概况

总体来说师范院校和综合类院校的音乐系、音乐科培养的目标和专门音乐院校是有所区别的。专门音乐院校以培养专门音乐家为主要目标，而师范院校和综合类院校的音乐系、科、组，主要以培养中等学校音乐师资为主。因此，这些院校的音乐系、科、组对文化素质的培养标准更高。虽然，在音乐技能和音乐理论方面较专业音乐院校有所差距，但是，这些音乐系、科、组的开办，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期间音乐师资极度缺乏的状况，对抗战期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和抗日音乐运动的开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第四中山大学”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同年6月，国民政府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江苏境内的另外四所公立专门学校，在南京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因“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名“易致混淆且不合常规”为名，将校名改为“国立江苏大学”。此举遭到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并罢课三天。迫于压力，国民政府大学委员会于1928年5月16日做出决议，把“国立江苏大学”命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2]参见《江浙教育新气象——第四中大设十学院，学生注重军政训练》，《晨报》，1927年6月22日。

[3]丁衍镛（1902—1978）：现代画家，篆刻家。曾名丁鸿，1918年中学毕业后获公费赴日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1925年毕业返国，在立达学园美术科、神州女子学校艺术科、上海艺术大学任教，与蔡元培等创办中华艺术大学，任中华艺术大学艺术教育科主任。

[4]李艳艳：《国立中央大学音乐教育研究（1928—1949）》，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7年6月。

[5]参见国立中央大学编：《中央大学一览》，1928年9月，第588页。

[6]参见李艳艳：《国立中央大学音乐教育研究（1928—1949）》，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7年4月。

[7]刘立新：《唐学咏的音乐世界》，《人民音乐》1991年第4期。

[8]参见《通知音乐组停办一年》，中央大学档案648—820，第2页。

[9]参见《罗家伦致教育部函》，原载《南大百年实录（上）中央大学史料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10]《音乐组全体同学请恢复音乐组以便继续攻读》，见中央大学档案648—820，第22页。

[11]参见中央大学档案648—820，第25页《教育部训令》和第27页《教育部训令令遵前令恢复音乐组并将办理情形具报》。

[12]刘静：《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年5月。

[13]见王萃年、方应暄撰写《情系两岸一代师表——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崇淑教授》一文，原载《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篇》，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写，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4]见王萃年、方应暄撰写《情系两岸一代师表——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崇淑教授》一文，原载《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篇》，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写，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5]出自刘静《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数据根据《国立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录》整理，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全宗号648，案卷号3877。

[16]何作良曾任南京师范大学1981年届民革南京师大支部主委。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师大总支部，2017年11月12日，http：//tzb.njnu.edu.cn/info/1039/1082.htm，2021年1月12日。

[17]唐守荣、杨定抒：《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18]少怀著：《抗战中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原载王觉源编《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独立出版社1941年版。

[19]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40年度第一学期概况（1941年），原载张建中、罗玲、吴波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页。

[20]思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概况》，《乐风》1943年第3卷1期，第24—27页。

[21]摘自《乐风》1942年第2卷4期第31—32页，《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三十年度招生简章及入学试题》。

[22]摘自《乐风》1942年第2卷第4期第31—32页，《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三十年度招生简章及入学试题》。

[23]思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概况》，《乐风》1943年第3卷第1期，第24—27页。

[24]思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概况》，《乐风》1943年第3卷第1期，第2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