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战时音乐教育成果

1．国立音乐院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国音乐教育发展历史的重要时期。把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梳理清楚，理清史事，分明人事，阐明其发展历程，总结其历史经验尤其必要。在当时的文献中，“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称谓更迭出现，极易引起人们产生错乱。另外，抗战期间重庆青木关建立的“国立音乐院”是否由上海迁建而来，也长期引起人们的争论。为更好阐述抗战时期重庆专业音乐教育，有必要梳理一下上述问题。

前文提及，继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后，1927年萧友梅前往上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定名为“国立音乐院”。1927年11月，该院正式行课。起初，院长由蔡元培兼任，萧友梅担任教务主任。仅一个月后，蔡辞去院长职务，由萧友梅代理院长。1928年9月，萧友梅被正式任命为院长。由于该院建立在上海，后来也被俗称为“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大学组织法中无音乐、艺术两院之规定”，下令改组“国立音乐院”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从法理上讲，学校建制从大学降为专科学校，但办学内涵没有实质改变，只是名称改变，实则为同一所学校。以1929年为界，前称“国立音乐院”，后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因为在上海办学，人们俗称“上海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专”，以代替原来正式的名称叫法。不同时间阶段，由于办学原则的变化，雅号与俗名变化，历史流传，越往后，人们就被弄得越“糊涂”了。竟以为是不同的两所学校。抗战全面爆发后，萧友梅希望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迁往桂林。1938年4月，由于道路阻断，萧友梅辗转香港、广州后到达汉口，向国民政府建议进言，希望得到政府的迁徙资助，但未得到应允。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因诸多缘故，没有主动迁徙后方，留在了上海。直至1942年，“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被迫由汪伪政府接收，改组成汪伪“国立音乐院”。^[2]

重庆的“国立音乐院”成立于1940年11月1日，建立在重庆巴县青木关，后来学界常称为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国立音乐院”建立的时间节点和上海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被改组成伪“国立音乐院”前有较长一段时间重叠。换言之，在上海汪伪“国立音乐院”前，重庆“国立音乐院”和上海“国立音专”是同时存在的两所名字不同的音乐专门学校。重庆国立音乐院列入国民政府教育部序列，由其资助，是政府举办的一所艺术高校。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没有随国民政府主动迁徙，留在了上海，后来的历史命运坎坷甚至难堪，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虽然重庆“国立音乐院”吸纳了一些从上海“国立音专”逃亡到重庆来的师生，从学校体制、学校主体和师生人员构成看，重庆“国立音乐院”由上海“国立音专”迁建来的说法不能成立。上海汪伪“国立音乐院”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员上海，把建设在重庆的“国立音乐院分院”（1943年1月，由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班改组而成）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从名称到体制和人员都来了一次大换血，以示去垢汪伪，张扬国民政府所办音乐院校的正统，也可进一步说明此问题。

重庆“国立音乐院”开始筹建于1939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顾毓琇（1902—2002）（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吴俊升（1901—2000）（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陈礼江（1897—1984）以及音乐教育委员会的胡彦久、应尚能（1902—1973）、周学昌、戴粹伦（1912—1981）等为筹备委员。1940年8月17日，筹备组拟定招生简章，开始招生。10月，筹备工作圆满结束。11月1日“国立音乐院”正式建立，院址定于重庆青木关。^[3]当时的《学生之友》专门介绍国民政府教育部筹设国立音乐院的情况：^[4]

教育部为推行音乐教育起见，特设立国立音乐院，已派定政务次长顾毓琇，司长吴俊升、陈礼江及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胡彦久、应尚能、周学昌、戴粹伦等为筹备委员积极筹备。闻该音乐院以整理发扬我国固有音乐，介绍世界高尚音乐，培养音乐专门人才及推广音乐与教育为宗旨，设专门部，培养音乐专门人才，招收初中毕业生，肄业五年，或高中毕业生已有音乐训练者，肄业二年。附设初级部，招收高小毕业生，肄业三年。又设研究部，整理并发扬我国固有音乐。又设实验管弦乐团及实验歌咏团，实验新创乐曲，介绍世界名曲，公开演奏及广播。开办费及经常费已奉行政院核准，现正寻觅院址，本年暑假后可正式成立云。

设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第一任院长本拟由谢寿康（1897—1974）^[5]担任，但由于其一直在国外未归，并未实际履行院长职权，院长一职暂由顾毓琇兼任。直到1941年8月，才任命杨仲子（1885—1962）为代理院长。1942年1月，正式任命杨仲子为院长。不过，杨仲子为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曾当面质问过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据说，正是因为这次质问事件，杨仲子在同年9月被调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6]1942年10月起，“国立音乐院”的院长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亲自兼任。1943年4月，吴伯超被任命为院长。之后，直到1949年1月吴伯超不幸罹难，一直是吴伯超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接管国立音乐院，宋广祥代理院长。^[7]由此可见，抗战期间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院长，其实只有杨仲子和吴伯超两位专门音乐家，这两位音乐家为国立音乐院乃至中国音乐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筹于乱世，虽位于战时首都，但毕竟受客观条件所限。该院原计划设初级、中级、专门三部及实验管弦乐团、实验歌咏团、研究室，于必要时设师范科。但由于战时音乐器材购置不易，物资设备未臻完善，故只暂设五年制专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实行五年的专科训练。^[8]分系及师生情况，据1940年《教育通讯》第2卷47期及1942年《青年音乐》1卷2期记载，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第一学年于1940年9月在渝招生一次，10月底在青木关为远道而来的考生补考一次，合计录取80余人。同年，11月初学生陆续入学，至11月中旬共计报到新生68名。截至1942年，音乐院分国乐、西乐两系。国乐系因为初办，仅一个年级，并未分组。西乐系分为理论作曲、键盘乐器、管弦乐器（暂设小提琴、长笛）、声乐4组。合计有教员50余人，学生128人。课程设置主要分为“普通基本科目”“音乐基本科目”“分组专门科目”三类。其中，“普通基本科目”主要有“公民”“三民主义”“国文”“英文”“本国史”“外国史”“艺术概论”“美学”。“音乐基本科目”主要有“视唱”“练耳”“乐学”“音乐欣赏”“音乐物理学”“音乐史大纲”“和声学”“歌曲作法”“国乐概论”“国乐器”。“分组专门科目”则安排各专业方向课程。同时，要求除键盘乐器组外，其余各组均要以钢琴为必修副科。^[9]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从1940年成立到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前后在重庆计6年左右时间。在这期间师生们克服各种困难，推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在不少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尤其，在两位专业音乐家主持音乐院的时期，为中国音乐专业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杨仲子主持国立音乐院时，积极推动民族音乐发展，开创国乐系。杨上任不久就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窃职到院以来，抱最大之决心致力推动国乐，以符钧座中西并重、殊途同归、昌明乐教之宏旨，拟具增设国乐系计划大纲呈请鉴核”^[10]。在当时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更“高级”的社会环境下，在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下创办国乐系实属不易。正是在杨的任期内，杨荫浏（1899—1984）、曹安和（1905—2004）、储师竹（1901—1955）、陈振铎等国乐大家受聘“国立音乐院”，不仅在专业技能方面进行传承，还积极完善国乐教育体系，注重理论梳理、研究和建构。正是在这个时期，杨荫浏完成了《中国音乐史纲》，曹安和、杨荫浏合编《文板十二曲琵琶谱》等著作^[11]。“国立音乐院”的国乐系为中国民族音乐系统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伯超担任院长时，倡议开办了“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这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一大创举。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开办在重庆青木关半山腰上，1945年9月1日正式开班上课。“幼年班”的主要生源来自重庆周边的战时儿童保育院（教养院），“幼年班”第一期招收了133名学生，其中有29人来自璧山第五保育院，21人来自璧山第四教养院，16人来自北温泉慈幼院。^[12]这些学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战时失去双亲的难童。“幼年班”免收学费，并提供食宿^[13]。虽是招收难童，但“幼年班”的招收和考核是相当严格的。招生考试是以美国的《西肖尔音乐才能测试》为主，对应试者的音高、时值、节拍等方面的能力进行考查^[14]。通过招生考试进入“幼年班”后的学习过程考核也是很严格的，“幼年班”实行淘汰制，考核不合格即被淘汰。并且淘汰率极高，第一学期期末的时候就淘汰了40人，淘汰率达到30%。并且考核坚持统一标准，不搞“法不责众”。在1947年10月的时候就有一次大规模的淘汰，淘汰了62人，占当时总人数的31%。这里面淘汰的学生不仅是考虑专业水平，还注重个人的品行。第一学期期末淘汰的40人中，仅有12人是因为专业能力被淘汰的。^[15]“幼年班”开始分为钢琴、小提琴、大提琴3组，分成4个班，其中1班和2班是高班，3班是中班，4班是小班。主要课程有文化课、体育课、音乐共同课和专业主科等。其学制为10年，分为初中、小学两部，小学6个年级、初中1个年级。教材采用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审定的教材，学生的成绩评定中有操行、文化成绩、主科成绩。由此可见“幼年班”不但重视学生的专业技能发展，还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音乐艺术家。^[16]“幼年班”把儿童、少年纳入到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音乐专业人才，对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期间，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代表了抗战大后方音乐教育的最高水平，为战时供给了宣传抗战的专业音乐人才。同时，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在战争期间，积极抢救挖掘中国民族音乐。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西学普遍受到重视、民族音乐频遭诟病的时代，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国乐、西乐并举，杨荫浏等一批大家，受聘于此，研究民族音乐，推行理论化、系统化以构建中国民族音乐体系，培养大量民族音乐人才，为我国系统民族音乐教育奠定基础。

2．国立音乐院分院

国立音乐院分院虽名为分院，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单独拨款，单独设院长、教务主任，单独招生，单独设置本科和师范科，运作体制独立，实为一所独立运行的专业音乐院校。这也可由当时报刊报道及抗战胜利前夕更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等方面得以印证。^[17]

国立音乐院分院，是由国民政府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改组而来（简称“中训团音干班”）。中训团音干班的筹建目的和国立音乐院有较大差别，招生时间也比国立音乐院要早。中训团是蒋介石为培养一支忠诚自己的干部队伍，于1938年设立的。该团的团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陈诚（1898—1965）担任教育长（1940年9月离任）。自1938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该团以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目的，先后为国民党政府培训了数万名中高级干部。^[18]

中训团音干班是在华文宪（1899—1940）的直接推动下增设的。华文宪和中训团渊源颇深，中训团的团歌就是由其作曲。^[19]1939年初，中训团由湖南祁阳辗转桂林抵达重庆，先在重庆南温泉，后搬往复兴关。^[20]为办好音干班华文宪特地乘飞机前往香港买了二十几台钢琴。^[21]1939年9月份音干班开始招生，11月份正式开始训练，中训团音干班主任由中训团教育长陈诚兼任，华文宪任副主任。音干班采取军事化管理，第一期被编为一个中队，番号为十七中队。有教职员53人，其中讲师和教官29人。学员大多为各军事单位调训人员，考试入学者仅占总人数的1/3。该班必修课有音乐基本理论、声乐、钢琴、指挥和作曲理论等项。修业期满后成绩优异者可升入高级班继续深造。高级班有作曲和声乐两个专业，期满不合格者则编入下期继续训练。^[22]1940年10月，受军政部军乐组委托，音干班又成立了一个中队，番号为十八中队，主要培训军乐学生。中训团音干班存在期间一共进行了三期培训，于1942年奉令结束。其中，后成立的十八中队被军政部接收，成立军乐干部训练班，在1942年10月改组为陆军军乐学校。十七中队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改组为国立音乐院分院。^[23]

1943年1月1日，国立音乐院分院正式成立，戴粹伦任院长，满谦子（1903—1985）任教务主任。校址由复兴关迁往璧山松林岗（原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址），距离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仅1.5公里。成立之初，校舍的协调并不顺利，至同年7月底才把校舍改造好，把教学设备等搬迁完毕。国立音乐院分院开设了五年制本科和三年制师范科，相对国立音乐院更偏重音乐师资培养。其中本科分声乐、理论作曲、键盘乐器、管弦乐器4组，分组几乎和国立音乐院西乐系完全重合。教师则有范继森、李翠贞（1910—1966）、杨体烈（？—1966）、洪达琳、应尚能、蔡绍序（1909—1974）、斯义桂（1915—1994）、李惠芳、邓尔敬（1918—1996）、姜希（1912—1994）、杨树声（1918—2002）、田鸣恩（1918—1994）、邱望湘（1900—1975）、^[24]胡静翔、谢绍曾（1914—2004）等。学生60余人。其中，部分是音干班留下继续深造的，另外则是重新招考进来的。^[25]不过，到9月份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学生人数已经补充到定额人数140人。

国立音乐院分院虽是由中央训练团音干班继承改组而来，但其创办人华文宪颇能争取资源。遗憾的是华文宪英年早逝，加上处于战争期间，1943年国立音乐学院分院搬到松林岗时，其办学条件也比较艰苦。^[26]据原分院学生孙栗（声乐）后来回忆，学生宿舍其实是山上的一座碉堡，全校的男生女生都住在这个改建的碉堡内。学校大礼堂的大部分是草房，平时是作为饭厅使用。不过，大礼堂上有一台旧的斯坦威钢琴还是不错的。即便在物资条件这么艰苦的情况下，国立音乐院分院师生的教学和生活也充满了活力。孙栗回忆中有这样两个细节，可以略微反映出国立音乐院分院的教学生活。其一，1945年寒假，分院全体师生前往重庆市区开展音乐会活动，演出节目中有抗日歌曲，也有外国经典歌曲，音乐会非常成功，观众反映极其热烈。其中，胡雪谷用法文演唱了《浮士德》中的咏叹调《珠宝之歌》，台下观众正好有法国友人听了胡的演唱。音乐会结束后，法国的朋友专门到后台祝贺胡演出成功，称赞胡演唱的法语准确，甚至比法国人还要准确。其二，当时在国立音乐院分院学习的同学，有不少已经年纪不小了，部分高年级的同学有的已经娶妻生子，一边读书，一边生活。高年级学习小提琴的盛雪（天洞）（1919—1984）当时已经有3个儿子。由于条件艰苦，缺少玩具，盛天洞就用硬纸板剪成小提琴的形状给孩子们玩。孙栗就看到过有个小朋友拿着筷子在“小提琴”上装模作样地演奏。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盛中国。^[27]

抗战胜利前夜，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把国立音乐院分院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45年8月1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正式挂牌，仍然由戴粹伦担任校长。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6年10月“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全部迁往上海，并接收上海汪伪“国立音乐院”。上海解放后，该校几经易名，于1956年11月20日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至今。

3．国立歌剧学校

国立歌剧学校于1941年在重庆开始筹办，以“国立实验剧院训练部”为主要基础，筹办期间拟定名为“国立歌剧专科学校”，1942年4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歌剧学校”，王泊生（1902—1965）任校长。该校设有专门的歌剧科，专门培养歌剧人才，这在我国歌剧发展史上迈出的巨大一步。

国立歌剧学校前身最早可追溯到山东省立实验剧院。该院1929年在山东济南成立，赵太侔（1889—1968）任院长，王泊生时任该院教务主任。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1891—1969）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加上经费及其他原因，1931年初山东省立实验剧院被迫停办。1934年王泊生得到了韩复榘（1891—1938）的支持，拨专款重建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并更名为山东省立剧院，集演出、教学为一体，隶属山东省教育厅，王泊生任院长，吴瑞燕（1904—1981）任教务主任。1937年为解决戏剧伴奏及新歌剧探索等问题专门增设了音乐系，陈田鹤任系主任。音乐系课程设置、教学等参照上海音专的模式，开设了中西乐器演奏、理论作曲等。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进入山东，王泊生带领部分师生和道具设备迁往大后方，1939年5月辗转到达重庆。到达重庆后，王泊生立即组织复校工作，先挂靠在国民党宣传部，后又经过努力改隶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校的经费和教师的待遇均按照当时专科学校的标准。经费有了着落，山东省立剧院在1939年的秋天在重庆正式招生。1940年1月，因名称、经费、隶属关系等问题，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协调，将山东省立剧院收归国有，改为“国立实验剧院”，用于“实验戏剧艺术，辅助社会教育”。拟定招收戏剧学校的毕业生或受过戏剧训练者为学员，后增收高中毕业有艺术特长的学生。主要课程有“声乐、视唱练耳、和声、作曲、指挥、戏剧概论、艺术概论、发音学、国剧、昆曲、外语、舞台装置、编剧、管乐、弦乐、国乐”等。1942年4月把“国立实验剧院”改组成立了“国立歌剧学校”。该校分成训练和演出两部，有附属交响乐团、剧团和剧场。学校、剧团、剧场分设三处，学校设在北碚，剧团在中大梁子47号，剧场设在黄家垭口。学生规模有300来人，教员近30人，师资有郑志声（1903—1942）、杨荫浏、刘雪庵（1905—1985）、张洪岛（1913—？）、胡然、蔡绍序等。学校分初级部和高级部。高级部在一年级的时候不分科，然后分成歌剧、理论、管弦乐3科。歌剧科主要培养歌剧演员，理论科主要培养歌剧作曲、舞台和服装设计理论，管弦乐科主要训练组织歌剧乐队。^[28]

1945年国民政府有意把国立歌剧学校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合并，学校师生不愿合校，遂于2月24日联名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政府不予合并，同时要求把“国立歌剧学校”名称改为“国立歌剧专科学校”。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1893—1963）批复“教职员学生联名干涉教育行政计划，实属不成体统”^[29]。2月27日，国立歌剧学校师生又在校内召开护校运动会议，此举惊动了重庆卫戍司令部。6月1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训令，要求学校必须在7月底停办。国立歌剧学校无奈解散，原音乐组的学生并到国立音乐院^[30]。

国立歌剧学校是重庆抗战期间唯一冠以“歌剧”名称的专业学校，该校的创办人王泊生擅长京剧和昆曲，是个全面的戏剧、歌剧人才。王泊生积极推动戏剧的改革和发展，尝试新式歌剧推广，不仅创作了《岳飞》等歌剧，还亲自上场演唱。同时，王还工于理论著述，曾撰写过《中国近代戏剧之演变》《新歌剧创造的回忆》《中国戏剧之演变与新歌剧之创造》等专门论著。在当时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不少文人对旧戏持批判态度，王泊生则认为新、旧剧不应互相排斥，应赋予戏剧新的思想内涵，提高戏剧音乐。王不仅和梅兰芳（1894—1961）、程砚秋（1904—1958）等名角交好，还积极和新音乐家们交流，王办学的过程中一直聘任著名音乐家。“国立歌剧学校”在他的带领下，为抗战培养了大量歌剧人才，创作了《荆轲》《苏武》等歌剧，附属交响乐团（国立实验剧院交响乐团）也誉为当时大后方“三大交响乐团”之一。^[31]

[1]《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第1101号，参见上海国立音专校刊第1期，1929年11月，第4页。

[2]肖帆：《从上海国立音专内迁问题说起》，《音乐研究》1984年第3期。

[3]冯雷：《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10年6月。

[4]编者：《教育部筹设国立音乐院》，《学生之友》1940年创刊号，第95页。(www.xing528.com)

[5]谢寿康（1897—1974）：又名亦銮，字次彭，江西赣县苑田村人。民国初年，进入汉口法文专科学校学习。1912年6月28日被择优选送留学欧洲，当年入比利时自由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4年，转入法国巴黎法政学校经济科，获得学士学位。1918年，入瑞士罗山大学攻读政治学并获硕士学位。1923年，入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次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在比利时获皇家学院院士，为华人获欧洲国家院士第一人。另外，谢寿康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1925年，谢曾用法文创作了五幕悲剧《李碎玉》，并在1927年春季在比利时首演，颇多赞誉，被誉为“国人文艺创作饮誉国际之先驱”。

[6]郭存孝：《著名音乐家和书法篆刻家杨仲子》，《钟山风雨》2010年第5期。

[7]吴伟：《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8]静仙：《在抗战中长成的国立音乐院》，《青年音乐》1942年第1卷第2期。

[9]静仙：《在抗战中长成的国立音乐院》，《青年音乐》1942年第1卷第2期。

[10]汤斯惟、张小梅：《杨仲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再认识》，《音乐研究》2015年第2期。

[11]俞玉姿：《中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拓荒者、奠基者——（重庆）国立音乐院院长杨仲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2]冯雷：《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10年6月。

[13]冯雷：《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文中还详细记载了“贷金制”这一资助学业的方式，阐明了当时幼年班里的同学“读书、住宿、吃饭、穿衣”全部由政府负担，也有部分同学需自付部分“读书、生活”费用。

[14]宋歌：《音乐家的摇篮——关于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58—65页。

[15]冯雷：《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10年6月。

[16]宋歌：《音乐家的摇篮——关于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58—65页。

[17]《新华日报》经常把国立音乐院分院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和其他单位一起报道。例：1943年3月7日三版，“十二日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周年纪念日，本市将举行大规模音乐大会，由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办，参加音乐团体计有国立音乐院本院、分院，暨该院管弦乐、国立歌剧学校，中华交响乐团，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大同乐会，国民政府军乐队，中央训练团军乐团、军政部军乐队等十余单位。”1943年4月16日三版，“中国音乐学会1943年4月17日开音乐演奏会，邀请杨大钧、陈振铎、王人艺、黄友葵等音乐家多人，暨中华交响乐团，实验管弦乐团，音乐院分院等担任表演”（陈振铎、黄友葵均为国立音乐院教师）。

[18]敖凯：《陈诚与中央训练团的创立》，《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19]华文宪（1899—1940）：浙江临海人。1913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在校期间对文学艺术倍感兴趣，热衷于声乐。1916年毕业后，由于经济困难，无力继续学业。次年，华文宪经人引介，任职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一年后，因经济困难，再次辍学。华文宪只好自购琴谱，自修音乐。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华文宪投身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19军政治部宣传科主任。1929年夏，他辞去军中职务，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科声乐，师从周淑安、苏石林，副科钢琴，并跟随校长萧友梅等名师学习作曲与指挥。1933年，国民政府于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陈诚向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邀聘教员，萧友梅推荐了华文宪。华文宪去庐山任音乐教官，指挥千余名军官练习歌唱，成绩斐然。1934年，华文宪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音乐教官。后又受陈诚邀请，任南京“励志社”音乐股总干事。之后，历任委员长行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武昌军官训练团、峨眉军官训练团、庐山军官训练团等处音乐教官。

[20]原名浮图关，又名佛图关。1941年提议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寓抗战建国、民族复兴之意，50年代改回原名。

[21]张德琴：《重庆复兴关训练》，《民国春秋》2001年第2期。

[22]冯雷：《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10年6月。

[23]肖帆：《从上海国立音专内迁问题说起》，《音乐研究》1984年第3期。

[24]邱望湘：作曲家，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原名文藻。早年毕业于上海专科师范图音科。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音乐教员、重庆“国立音乐院分院”作曲系主任。

[25]肖帆：《从上海国立音专内迁问题说起》，《音乐研究》1984年第3期。

[26]1940年8月23日，华文宪病逝于重庆，终年41岁。蒋介石闻讯后，指令专人筹备治丧事宜，并择复兴关音干班升旗台右下侧朝阳山谷予以安葬，追赠中将军衔。

[27]孙栗、张雄：《回忆重庆时期的国立音乐院分院》，《音乐爱好者》2014年第2期。

[28]李亚妮：《王泊生与山东省立剧院——一个创新实践的先行者》，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10年6月。

[29]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30]李亚妮：《王泊生与山东省立剧院——一个创新实践的先行者》。

[31]吴伟：《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