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音乐运动”对推动团结抗日和促进音乐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新音乐运动”产生于中国民族危亡之时，其宗旨必然是为抗战服务。因此，再其创作指导思想、创作理路等方面过于绝对，对音乐文化的发展方面也体现出一定局限。
一是音乐体裁比较单一。当时著名音乐教育家陈洪（1907—2002）指出，“音乐就像平日的生活一样，是人们的正常需要，人们在没有战争的时候，需要生活，当战争发生时，同样需要生活……因此，哪怕在战争年代，也不能剥夺人们享受音乐的权利”[1]。他认为，音乐的力量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救亡歌曲中。这一观点遭到李凌等人的批评。针对抗战期间“所唱的完全都是抗战歌曲”的现象，李抱忱也曾进行过理性的分析，他认为，在抗战时期，音乐的创作和宣传上偏重抗战歌曲是无可厚非的。但其他内容的音乐作品，只要有益于身心健康，也是可以鼓励的。可见，李抱忱并不赞成对其他音乐一味压制。他指出，“音乐之所以能作为抗战宣传的好工具的缘故是因为音乐本身是美的，是吸引人的；若是音乐失掉了它的美，它的吸引力，它就不会再成为宣传的好工具；若甚而至于反教人讨厌了音乐，那么它将变为反宣传的工具了”[2]。
二是作曲技术不够丰富。随着“新音乐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海量的音乐作品在广大军民中广泛传播的同时，一些音乐家意识到这些音乐存在的不足，从专业角度讲，有些作品甚至显得稚嫩。如，章枚曾在《1936年新音乐发展的检讨》中指出：“新音乐”发展的迅猛以及成就的斐然，并不能掩盖住它自身的缺陷，即创作技巧上，作曲技术不够丰富。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新音乐”迅速点燃了人们的演唱热情与参与热情，但人们在对“新音乐运动”尚无足够的准备之际便热火朝天参与其中，以至于忽视了音乐创作的技术要求，创作出了“一腔热血式”的作品，造成了数量有余，质量堪忧的“粗制滥造”结果。
这些局限性一定程度限制了“新音乐运动”的作用发挥，也在一定程度局限了之后一段时间音乐文化的发展。尽管如此，“新音乐运动”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的，并在客观上促进了音乐文化的普及。(www.xing528.com)
[1]陈洪：《随笔四篇》，《音乐月刊》（上海）1937年第1期。
[2]李抱忱：《建国的乐教》，《乐风》1944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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