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新音乐社在重庆编辑出版了《新音乐》（创刊号），李凌、赵沨、林路、盛家伦等人曾先后任主编。由于政治环境的局限，新音乐社各分社又陆续发行了地方版《新音乐》。《新音乐》与地方版《新音乐》期刊合力共同成为了20世纪40年代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进步音乐刊物。由于新音乐社在团结大后方进步音乐工作者、培养音乐人才、推动抗战进步歌咏活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其主办的《新音乐》也因此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和学生的喜爱，发行量近3万份，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最有影响的音乐刊物。
《新音乐》一出版就受到读者喜爱，发行量很大，对大后方的革命音乐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他在曾家岩50号接见了李凌。周恩来指出，要把《新音乐》作为推动各地抗日歌咏运动的联络工具，有组织地开展工作，使各地群众性的新音乐运动活跃起来，配合当地的青年运动工作，发挥团结青年、教育青年的作用，把广大青年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来[1]。他强调，要把边区（主要指陕甘宁边区）的新歌介绍给大后方的人民，使歌咏运动注入新血液。[2]当时，重庆的文学、戏剧、美术都有定期的刊物，但音乐尚无定期刊物。《新音乐》的出版发行弥补了这一不足。
《新音乐》的创办与发行，为抗战音乐与新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同时也对当时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音乐》大量介绍来自解放区和苏联的革命歌曲，如《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夜莺曲》《喀秋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假如明天战争》等。除了《新音乐》期刊外，新音乐社另外还发行了十几种期刊、出版了二十几种歌集和三十多种音乐丛书；新音乐社的成员，在各种报刊上还专门开辟了新音乐专栏。
1943年6月，《新音乐》被勒令停刊。直至1946年10月，《新音乐》才得以在上海重新发行。(www.xing528.com)
[1]李西安：《李凌同志对中国音乐学院复建的历史性贡献——在纪念李凌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音乐》2014年第1期，第18页。
[2]李西安：《李凌同志对中国音乐学院复建的历史性贡献——在纪念李凌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音乐》2014年第1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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