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救助文化人：抗战时期首都重庆的音乐研究

1937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就曾明确指出“应该到处公开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胜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与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1]。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深刻领会这一指示精神，深入分析文化界的思想状况，积极向文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事迹，鼓励文化人士到抗日前线去开展工作。1938年4月7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专论，他指出，“要使各歌咏团体能出动到、漫画能张挂到各个公共场所及交通要点”，^[2]倡导各文艺团体，歌咏队分赴前线去慰劳慰问。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虽然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胜论”的论调，但悲观情绪在大后方甚为弥漫。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分裂、倒退成为时局中的最大危险。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物资缺乏、投机活动猖獗，大后方物价急剧上涨。文艺界人士除了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压力，更要面临精神上的压迫和人身安全上的威胁。

1938年，田汉应周恩来邀请加入三厅，任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并与洪深等共同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

1939年春，群众歌咏运动倡导人刘良模（1909—1988）撤离上海到浙江金华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主任。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从江西上饶去皖南检查新四军的工作，途经金华，首先接见了刘良模，鼓励他把抗战歌咏工作和为抗日军人服务工作继续干下去。据刘良模事后回忆，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之后，周恩来连续召集文化界人士进行座谈，对金华文化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赞许，还鼓励大家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使文化工作成为抗战中的一个重要阵地。周恩来的肯定和鼓励使刘良模和文化界人士倍感温暖，备受鼓舞。

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要求：“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3]根据这一指示，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大力救助文艺工作者。

1939年，李凌（1913—2003，又名李绿永）从延安来到重庆，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与赵沨（1916—2001）、林路、沙梅（1909—1993）等人在重庆成立“新音乐社”、筹办大众化音乐刊物《新音乐》。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对李凌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殷切的勉励，并对新音乐运动的开展作了具体指示，要求《新音乐》加强与音乐界知名人士的联系，在音乐界上层人士中建立统一战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凌积极联系了方连生、黎国栓、马思聪、缪天瑞等音乐名人，在他们当中展开工作，动员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

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高度重视和支持创办育才学校。1940年12月26日，育才学校音乐组在抗建堂举行首次儿童音乐会，周恩来、叶剑英（1897—1986）、邓颖超（1904—1992）等前往观看。

1940年，田汉应三厅召唤赴重庆从事抗战文艺活动。(www.xing528.com)

1940年10月，麦新（1914—1947）经周恩来批准，从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39年10月，马思聪一家三口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重庆。周恩来指示李凌常与马思聪接触交谈，从音乐艺术谈到民族命运。1940年5月，在重庆嘉陵宾馆的晚宴上，马思聪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关怀对马思聪产生了深刻影响。

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加紧法西斯文化专制，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革命文化统一战线受到严重摧残，进步文化团体遭到封闭，公开活动被禁止，进步文化人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大后方文化界异常沉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南方局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有计划的隐蔽和转移。该项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和部署。能留在重庆的，周恩来鼓励他们留下来为抗日民主文化活动继续战斗；不能留在重庆的，南方局帮助他们转移，并为其指明路线，筹划经费和护送人员等。其中，经“文委”疏散的有100余人，有的去延安、昆明，有的去香港、仰光、新加坡等地。南方局一方面向香港、南洋等地转移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保护了文化统一战线的主干力量；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改变斗争策略，减少统一战线公开和集体的活动，保持同进步文化人士的个别联系，使文化的统一战线在白色恐怖加剧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这次大规模的文化人士保护和转移，很好地保存了文化界的实力，拉近了文化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的距离，使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1941年12月9日，日军主力向香港发起猛烈进攻，香港沦陷。在港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险。中国共产党心系他们的安危，毅然决然挺身相救。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要求尽全力保护滞留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撤离香港并转移到安全地带。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1908—1983）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并对具体细节作出明确指示。1942年1月11日，游击队的武工队护送数十名扮成“难民”的文化人士撤离九龙，经秘密交通线穿过日军封锁，翻山越谷，于13日到达宝安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此后的百余天，上千名滞港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等，从香港神奇“蒸发”竟无一人被捕。这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7页。

[2]周恩来：《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3]熊飞宇：《中共中央南方局文艺政策的依据：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宜宾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