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演剧队和抗敌演剧宣传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1]上海失守后，由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各抗敌演剧队同平津等地的抗日宣传团体聚集武汉。周恩来把这批救亡团体编入第三厅建制，组成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此外还有漫画宣传队、战地慰劳总会、新安旅行剧团、寒衣委员会等，是宣传抗日和鼓动人民群众的先锋和主力军。这些演出队伍与田汉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受第三厅的直接组织和领导。其成员很多都是有着较高民族觉悟的知识青年，他们不畏艰难困苦，始终坚持抗战宣传。宣传队员们把剧场当战场，把舞台当炮台，每个人都成长为坚强英勇的民族战士，使得戏剧艺术真正成为宣传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利器。抗敌演剧队在郭沫若、田汉、洪深的主持下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集中训练，然后分赴前线。抗敌演剧队一成立，周恩来就要求他们深入前线向战地军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坚持抗日到底，反对妥协投降。他指出，演剧队要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演剧队一开始就要成为一支深入实际斗争、密切联系群众的文艺轻骑队。演剧队除了演剧外，还广泛开展音乐活动。
由于歌咏活动是短小轻便、能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艺术形式，能很好地适应演剧队经常在战地流动演出的特点，因而各演剧队往往在戏剧演出前后，全体队员迅速集合，以短小而热烈的歌唱，鼓舞起群众的抗日热情；在戏剧演出的幕间，又往往穿插一些独唱、对唱，使整个演出更加紧凑而情绪连贯。闲暇时，队员们还深入连队、乡村、学校，教战士、村民和学生们唱歌。教唱时，结合歌曲内容讲解时事，宣传抗日的道理。有时，队员们还给部队或地方的文艺宣传团体进行音乐辅导，将革命歌曲、音乐知识、政治思想和艺术作风传授给他们。有些进步青年正是受到这种影响而投身于革命行列。
演剧队演唱的大部分是抗日救亡歌曲，如《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丈夫去当兵》等，还包括从延安等抗日革命根据地传来的歌曲，如《红缨枪》《怎么办》《毕业上前线》《延水谣》《纪念碑》等。
各抗敌演剧队建制为28人，队长、副队长由上级任命。演剧队多数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由中共三厅特支领导，其活动在南方局周恩来领导下进行。抗敌演剧队活动如下：
抗敌演剧第一队：是各演剧队中唯一以音乐为主的抗宣队伍，其前身为上海业余实验剧团。1938年8月，一队被派往武汉前线张发奎（1896—1980）部第二兵团工作，后突围到湖南活动。后来，一队随第二兵团进入广东韶关地区，对粤北军民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大量街头剧和活报剧。1939年初，一队根据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指示，到日军临近的桂南，深入乡镇农村，随到随编随演，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流动宣传活动。1939年4月，上海“八一三歌咏队”[2]的章枚（1912—1995，原名苏寿彭）等人加入一队，并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音乐教员；林韵、徐洗尘、唐如韫（1924—2011）、胡振表等具有较高音乐造诣的队员陆续加入一队，使抗敌演剧一队的整体音乐水平明显提高。1939年冬，一队在兴安县排演了由李伯钊（1911—1985）编剧、向隅（1912—1968）作曲的歌剧《农村曲》，被《救亡日报》[3]评价为发出了“西南上演歌剧的第一声”。1940年9月，一队在桂林排练演出了歌剧《农村曲》和《生产大合唱》〔塞克（1906—1988）词，冼星海（1905—1945）曲〕。1940年底，一队排演了来自延安的另一部歌剧《军民进行曲》（王震之词，冼星海曲），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抗敌演剧第二队：前身也是上海业余实验剧团。1938年10月参加长沙大火救灾后，二队配属于第19集团军（驻扎在江西南昌）。1939年初，二队应邀开赴修水前线慰问部队，教战士和群众唱歌。在此演出了《生死关头》《木兰从军》《三江好》《壮丁》《闹元宵》《家破人亡》《人命贩子》等剧目。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由于二队部分队员来自原左翼剧联〔如盟员瞿白音（1910—1979）、吕复等〕，有的队员参加过左翼戏剧活动〔如严恭（1914—2010）、田青等〕，有的来自苏区〔如石联星（1914—1984）等〕，国民党对二队格外警惕。为加强对文艺队伍的控制，国民党当局将二队调往位于湖南长沙的第九战区，对二队进行“突击测验”，对队员进行“甄别谈话”，以寻找“异党分子”，并安排新“队员”加入二队。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二队进一步加强队员思想教育、及时疏散已暴露人员，并以去部队慰问演出的方式来尽量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如1941年春，二队去湘北、赣北前线慰问演出达8个月之久。在长沙九战区工作期间，虽然二队所处政治环境异常艰难，但队伍的业务学习和工作丝毫没有落下。工作之余，二队强化业务学习，开展学术讲座，并协助马思聪（1912—1987）等音乐家举办个人音乐会，还抓紧时间创作、排练了几部大型音乐作品在周边地区进行公演，提高了二队的业务水平和社会影响。
抗敌演剧第三队：前身为武汉拓荒剧团并吸收平、津、沪、汉学生组建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三厅特派员光未然任该队中共支部书记。三队在歌咏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音乐组长邬析零（1920—2011）曾在上海从事救亡群众歌咏活动，不少的队员参加过冼星海指挥的歌咏团队，整体音乐基础好、演唱水平高、活动经验丰富，因此一开始就将歌咏活动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1938年9月，在奔赴西北战场途中，三队沿途进行救亡演出活动。如在西安，他们大力举办歌咏大会和歌咏训练班，演出传播抗战歌曲；在洛川，他们演出了《大兴馆》《沦亡之后》《打鬼子去》《东北一角》《生路》等剧目。1938年底，三队来到位于山西西南边隅吉县的二战区司令部。在这里，他们深入部队和学校教唱抗战歌曲。在决死二纵队[4]举办歌咏干部训练班，教战士们识谱、唱歌和指挥。由于工作生活在敌后，三队多次遭遇日军的围攻、夹击、奔袭，队员们背负行囊和武器，顽强地与敌人周旋，并坚持为军民演出。进入晋西北后，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力支持。1939年1月，光未然带领三队来到延安，演出了《武装宣传》《军民合作》等。4月13日，三队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了光未然和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引起巨大轰动。此后，《黄河大合唱》成为三队的保留曲目。1939年5月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三队返回二战区，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他们时提出的要求，“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和人民工作……”[5]，继续在阎锡山（1883—1960）部队和中央军里进行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的文艺宣传活动，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支持、鼓舞部队官兵英勇抗战，7名同志牺牲在抗战前线。
抗敌演剧第四队：原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十一队。1938年，四队在武汉参加了三厅组织的集中训练后前往湖北，在宋埠镇与抗敌演剧六队等会合，并联合为第五长官司令部官兵和群众演出了《台儿庄》等剧目。随着战局变化，四队跟随司令部转移，途中演出了《飞将军》《凤凰城》《敌》《反正》等大型剧目和10多个独幕剧。当时，朝鲜义勇队[6]正在当地与我国军民共同抗日。抗敌演剧四队与朝鲜义勇队合作演出了《图们江畔》《阿里朗》《朝鲜的女儿》等剧。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四队的处境风雨飘摇，但队员们仍坚持演出，为抗日救亡付出了汗水、眼泪甚至生命。1941年4月，在湖北老河口，四队被战区政治部下令就地解散，走完了其两年零九个月的短暂历程。
抗敌演剧第五队：前身是文明戏剧团上海剧社。1938年9月，五队被分配到第三战区政治部，在浙、皖、闽、赣等地巡回演出。年底，五队随三战区机关转移江西上饶，被战区政治部编为第三工作团。第三工作团沿途为军民演出了《最后一计》《张家店》《拾炸弹》等各类剧目。五队深入群众开展抗战演出，尤其在每次演出前，队长都要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观众气氛热烈，场面十分感人。五队在东战场树立了很高的声誉。1939年6月，五队遭受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7名队员被迫离队。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政策的蔓延，抗敌演剧五队的力量被逐步削弱。
抗敌演剧第六队：前身为平津学生抗敌移动剧团。1938年9月，六队来到湖北宋埠，与抗敌演剧四队（原救亡演剧十一队）联合演出《台儿庄》等剧目。按照第三厅指示，六队深入大别山地区，为敌后游击部队演出了《渡黄河》《飞将军》等剧目。不久，六队随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何伟赴第21集团军某部所在地安徽立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5月，六队应第五集团军于学忠（1890—1964）部要求，并经三厅批准同意，穿越敌占区，横跨湖北、安徽、江苏、山东4个省，辗转来到于学忠部继续从事抗日宣传。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部队和群众中教唱抗日歌曲、举办文艺训练班，并演出了《烙印》《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以来》《鬼在哭》等大量剧目，有效调动了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激情。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六队施以迫害。在进步军官的帮助下，六队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后远赴东北，在东北军111师所在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40年东北军57军因反对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而发动兵变，六队积极配合57军，大力开展宣传演出。1941年2月，57军兵变失败，六队成员全部被捕。后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出狱，六队被战区政治部就地解散，队员分批进入新四军和八路军驻区继续战斗。
抗敌演剧第七队：其队长是1937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冼群（1915—1955）。1938年，冼群和同学联合创办了武汉友联剧社，即抗敌演剧第七队的前身。1938年9月，七队配属三战区政治部，在湖北武汉、安徽屯溪、江西万安等地巡回演出。七队演出的很多剧目都是队长冼群自己创作的，如《复活》《烟苇港》等剧目。1938年末，七队编入战地工作团，一路乘民船，从安徽祁门到浙江新安江、兰溪、金华等地。队员们在船上仍坚持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屠户》等。1940年，七队带着《凤凰城》《魔窟》《流寇队长》《一年间》和《一朵小红花》等剧目在福建崇安，江西铅山、河口等地进行宣传演出。
抗敌演剧第八队：1938年，抗敌演剧八队被安排到湖南的长沙、衡阳以及衡山一带，长沙大火后参与了救灾，然后去湘北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八队被配属九战区并遭受政治迫害。好在事先有准备，战区政治部未能抓到把柄。抗敌演剧第八队前身是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第八队，改为抗敌演剧第八队后，也一直是按照中共党组织和周恩来的指示开展工作。1939年9月，战区政治部强迫演剧队集体加入国民党。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能拖则拖，拖不下去时可以集体“加入”，但是一定要注意：一是必须向全队讲清楚，使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取得队内意见一致；二是个别队员坚决不愿参加和已经被国民党监视有危险的人，应设法保护他们安全离队；三是最重要一点，是不要“弄假成真”。[7]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派驻演剧队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建议，演剧一队、二队、八队、九队4个演剧队借在长沙会演之际召开了队长联席会议，分析当时的严峻形势，制订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应第4军要求，八队还组建了一个“铁血剧团”，在军部和前线各师团巡回演出。1942年，铁血剧团解散，其成员分别进入新中国剧社和各演剧团队。
抗敌演剧第九队：周恩来领导三厅在组建10个演剧队时，九队因故未组建成。周恩来、郭沫若和田汉等人决定，从冼星海和张曙带领的4个歌咏队里挑选了25人组成抗敌演剧第九队。为提高业务水平，三厅安排冼星海作为领队带领九队开展慰问演出等活动，音乐界知名人士张曙、任光（1900—1941）、林路、赵启海（1914—2002）等人经常到队里教授音乐知识、教唱新歌，戏剧演员万籁天（1899—1977）、辛汉文（1906—1969）等常来九队排戏、讲课，教授舞台工作知识和技能。1938年11月，九队到广西桂林，为军民宣传演出，剧目包括《壮丁》《愁城记》《放下你的鞭子》《马百计》《三江好》《黑地狱》等。同时，九队还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歌舞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1938年12月，演剧九队被配属军委会桂林行营[8]。时任行营主任白崇禧（1893—1966），给了九队一些帮助，因此九队获得了难得的成长发展机会。他们招录新队员，组织业务学习，积极排练演出了一些大型作品。中共南方局曾派地下党员何君参加九队，并负责联系西南几个演剧队的工作。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九队也集体“加入”国民党。1939年8月，九队以去桂南前线劳军演出为由，摆脱了行营政治部的控制。1940年2月，田汉将九队托付给好友即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九队跟随张发奎部队再奔赴桂南前线劳军。1940年秋，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周恩来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胡家瑞同志以队员身份加入九队，实际领导演剧九队和一队，并传达指示：一是尽一切努力保护演剧队的生存；二是为此必须广交朋友，特别注意在四战区长官部上中层圈子里广交朋友，争取理解和支持；三是多用“合法”的题目做自己的文章。[9]因此，九队队员们通过多种形式对张发奎及其他高级将领开展社交活动，张发奎等将领也积极宣传九队的工作，支持九队的主张，并多次帮助九队渡过难关。
抗敌演剧第十队：前身为河南省抗敌后援总会巡回话剧第三队。1939年9月，洪深率抗敌演剧第十队到一战区河南工作。他们以洛阳为中心，两次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南和晋东南、河北豫北地区前线巡回演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十队积极参加反投降、反倒退运动，大力开展团结抗战的宣传动员。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战区政治部撤换了十队队长，派特务进入十队，开除和关押了一批队员，十队骨干被迫离开，有的加入新四军，有的进入延安解放区，有的到大学或农村教书，十队逐渐变质、解体，于1941年初被撤销。
1940年9月，国民党当局解除了郭沫若三厅厅长职务，迫使部分抗敌演剧队解散或改组。三厅领导的15个抗日文艺宣传团队解散了9个[10]，国民党当局将剩余的5个演剧队和1个宣传队配属各战区的政治部（实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直接领导，更名为“抗敌演剧宣传队”。为加强控制，各剧宣队番号与所属战区序号相同。
抗敌演剧宣传四队：皖南事变后，抗敌演剧第一队更名为抗敌演剧宣传四队，支部书记由舒模（1912—1991）担任。剧宣四队在广东南雄干训团演出了来自延安的剧目《流寇队长》等；1941年5月，舒模在柳州大桥干训团教唱了《游击队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歌《毕业上前线》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改成“抗日军人”）等红军歌曲。当时的局势很不乐观，日军已经占领越南，并派重兵向中越边境北进。剧宣四队奉命到广西中越边境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深入连队教唱革命歌曲，为官兵将士慰问演出；他们帮助当地的学校、社团组建歌咏队，扩大宣传力量；他们在各地举办音乐讲座和招待演出，不断增强抗日氛围。1942年秋，剧宣四队在桂林首次演唱了由本队支部书记舒模亲自创作的《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
抗敌演剧宣传九队：原抗敌演剧第二队更名抗敌演剧宣传九队，配属第九战区，赴湘北前线和赣北前线演出。剧宣九队的中共党组织采取多种措施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坚持每天练声，钻研音乐理论，提高艺术修养。九队的队员个个都是歌咏能手，即便在话剧开幕前和幕间时间，队员们都要按男女声排列，为观众献上歌咏节目。在艰难的环境中，剧宣九队坚持排练了一些具有较高难度的四声部合唱作品，包括了黄自（1904—1938）的《旗正飘飘》以及部分苏联歌曲等。1942年夏，剧宣九队来到衡阳，慰问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国空军。剧宣九队的慰问演出展现出较高的演唱水准，令美军将士十分惊讶。1943年冬，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戏剧运动处境十分艰难。广大戏剧工作者希望有一次戏剧界的大集会来检查戏剧运动的成绩，迎接新的斗争。1944年2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多方努力下，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桂林拉开帷幕，来自全国的33个文艺团队演出达179场次，参加人员近千人。但是，具备较强演唱水平的剧宣九队竟然没有获得战区政治部的批准，没能如期参加这一盛会。直到剧展开幕一个星期后，剧宣九队才在前线将领们的帮助下，勉强获得批准，匆匆赶到桂林参加剧展。剧展持续了3个多月。其间，日军向湘桂进攻，剧宣九队已经难以返回九战区，队员们也不想返回九战区，通过努力，后经军委会政治部批准，九队转入四战区。在四战区，剧宣九队与剧宣四队和新中国剧社联合演出了《怒吼吧大后方》《同盟军进行曲》等。1944年底，剧宣九队经贵阳抵达重庆，继续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演出，受到重庆文化界的热烈欢迎。此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剧宣九队主要在重庆和綦江、万县等地宣传演出，直至抗战胜利。
你这个坏东西[11]
抗敌演剧宣传二队：原抗敌演剧第三队改组为抗敌演剧宣传二队后，奉命回吉县改编。在吉县，剧宣二队演出了《反攻》《月亮上升》《祖国》等以及三幕歌剧《农村曲》。1941年12月4日，华灵庙抗战取得重大胜利，晋绥军击落敌机、以少胜多，回击了“恐日派”和“投降派”的阴谋，为将士们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剧宣二队队员们也异常兴奋。为提振信心，剧宣二队加紧创作并及时演出了《华灵庙》以及大合唱《华灵庙战歌》，极大地鼓舞了官兵士气。1942年6月至1945年10月，剧宣二队主要在汾西县进行宣传演出。他们深入前线农村，边演出边创作。如他们创作的《民族魂》，取材真实事迹，批判卖国行径；创作的秧歌剧《纺花状元》，颇受民众喜爱。他们还在晋西搜集了500多首当地的民歌，用当地人熟悉而亲切的地方语言和习惯给当地军民演出。剧宣二队在晋西的活动引起了阎锡山的怀疑。1945年，阎锡山以“共产党嫌疑”的名义抓捕了12名队员，关押在特务机关“真理辩证处”[12]。得知这一消息，南方局周恩来积极营救，经过数十个月的斗争，直到1946年5月才将队员们成功营救出来。(www.xing528.com)
抗敌演剧宣传六队：1941年5月，原抗敌演剧第八队改名为剧宣六队，奉命配属驻在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当时的恩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剧宣六队刚抵达恩施不久，特务就逮捕了队里的共产党员李虹。李虹自杀后，特务反咬一口，竟准备在剧宣六队捉拿“凶手”。危难之际，剧宣六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公开举行追悼会，并通过在报纸上刊登讣告的方式主动揭露事实真相，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迫害的阴谋。后来，剧宣六队争取了到前线劳军演出的机会离开了恩施，在万县驻留一年有余，以公演收入维持业务和生活费用。剧宣六队这才逐渐摆脱了战区政治部的控制。1944年初，剧宣六队来到重庆，受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文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剧宣六队的演出除了戏剧外，歌咏也是其重要的内容。如在长沙时，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新年大合唱》；在恩施举行了“新歌试唱”等音乐专场演出；在万县时举行了《黄河大合唱》专场音乐会，等等。
抗敌演剧宣传五队：军委会政治部1941年决定将原以冼星海、张曙为首的抗敌演剧第九队配属给五战区、改名为抗敌演剧宣传五队。由于五战区所在的鄂豫皖地区反共气焰嚣张，不便开展工作，剧宣五队争取到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支持，并协调军委会政治部办理了调令，剧宣五队继续留在四战区。1941年6月，剧宣五队随“四战区南粤宣传慰问团”去两广南部前线慰问受日军侵害的民众。在慰问演出的3个月里，剧宣五队顶烈日、冒酷暑，徒步行军达3000多里。在台山，剧宣五队还首次演唱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1943年春，剧宣五队应邀前往黔桂铁路施工工地巡回演出，沿途受到工人和当地同胞们热烈欢迎。1943年夏，剧宣五队配属于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经过千余里跋涉，剧宣五队于1944年春节抵达云南楚雄，沿滇缅公路在下关、保山等地宣传演出。1945年，剧宣五队受命出国赴缅甸慰问我国远征军和美国盟军演出达110天。剧宣五队在缅甸演出的《八路军军歌》《黄河大合唱》等昂扬振奋的“红歌”深受国民党官兵喜爱，并在军中广泛传唱。其中，演唱的《八路军进行曲》深得驻缅国民党新一军军长孙立人（1900—1990）的喜爱，要求文工团教习全军的将士演唱这首歌。剧宣五队演出内容丰富，包括歌舞、独唱、重唱、合唱、说唱等多种形式，曲目包括大量中、英文歌曲，深受将士们的欢迎。
抗敌演剧宣传七队：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唯一幸存的一支抗敌宣传队（即抗敌宣传一队）配属七战区，改名为剧宣七队。剧宣七队在七战区驻地广东曲江为官兵演出了几部歌剧。1941年6月，剧宣七队编排了歌舞剧《生产三部曲》[13]。该剧清新、优美而有力，很好地反映了解放区大生产运动和军民抗战生活，深受军民群众的欢迎。1942年初，剧宣七队公演了大型民族歌舞《新年大合唱》[14]，其中巧妙地融入了采莲船、金钱棒、踩高跷等民间歌舞，亲切而新颖，颇受观众喜爱。剧宣七队还创新编排了音乐造型表演《黄河大合唱》，成为独具特色又通俗易懂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剧宣七队常通过到别处流动演出等方式，尽量摆脱战区政治部的控制。如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剧宣七队代表七战区去四战区和九战区慰问官兵和粤汉湘桂铁路工人，在湖南、广西、广东巡回演出达1年之久。1944年西南剧展期间，剧宣七队在桂林公共体育场免费公演歌剧《军民进行曲》3天，这也是剧展中唯一一部歌剧，颇受欢迎，许多报纸还发表了著名人士的评论文章。剧宣七队还到柳州演出了《军民进行曲》和《农村曲》两部歌剧，也很受观众欢迎。剧宣七队还多次举行民歌演唱会，演出包括独唱、民歌联唱、表演唱、民歌合唱、山歌对唱等多种形式，曲目包括《要伢背枪伢就背枪》《山林果》《朱大嫂送鸡蛋》以及一些抗日救亡歌曲。剧宣七队是各队中唯一以演出音乐节目为主的队伍。由于音乐表现抗战比较抽象，国民党不多干涉，剧宣七队因此躲过了集体加入国民党的难关。在大后方复杂而艰难的政治环境里，剧宣七队竟取得丰硕的艺术成果，被媒体誉为“剧七的破冰船”。
总的来说，抗战期间，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各类文艺演出宣传队伍，既要面对日本鬼子的疯狂袭击，还要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迫害，他们克服工作、生活的艰难险阻，为民族团结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事业无私奉献，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汗水、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他们深入战区和前线，他们穿梭于农村和城市，在广大地区开展抗战话剧、歌剧、歌曲和群众歌咏等培训和演出等活动，向军民宣传抗日救亡。他们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演出内容和形式逐渐丰富，艺术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创作和传播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音乐，成就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
[1]《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抗敌演剧队的性质及其他几个问题的通知》（〔78〕组通字8号）：1938年夏秋，在武汉成立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是党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由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亲自组织建立的。
[2]上海“八一三”歌咏队隶属于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上海沦陷后，“八一三”歌咏队到后方演出，每到一个地方都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战歌咏运动。
[3]《救亡日报》：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后迁广州，再迁桂林出版。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包围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后的2月28日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0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同月24日被迫停刊。
[4]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在太原山西国民师范礼堂成立。决死队下设4个纵队，决死二纵队是其中之一。后经过整编，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4个纵队全部编入八路军序列。
[5]向延生：《乐苑史迹：向延生音乐学研究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章节“三史学研究”。
[6]朝鲜义勇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我国华北前线的一支由朝鲜人组成的抗日队伍。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失败后，大批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流亡中国继续进行复国运动。1938年，经中国共产党倡议，并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大力支持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协助下，于10月10日在汉口成立朝鲜义勇队。朝鲜义勇队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抗日军民一道，战日寇、抓敌特、散传单、阵前喊话，出生入死，谱写了一首国际主义的悲壮战歌。
[7]王仕琪：《抗战时期活跃在湖南的抗敌演剧队》，《档案时空》2012年第5期。
[8]桂林行营是抗日战争时期负责中国南部战场的军事指挥机构，1938年12月至1940年5月底期间白崇禧任职桂林行营主任。
[9]黄铮主编：《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10个演剧团队被解散了5个，4个抗宣队被解散了3个，孩子剧团也被强迫“改组”，实为“解散”。
[11]由于乐谱所占篇幅较大，本书中除《吃果果》《欢喜见面》《打黑狗》《出钱劳军歌》等篇幅较小的乐谱外，其余的谱例均为节选。
[12]1945年5月，日本人与阎锡山达成默契，阎锡山再次进驻隰县，将省府也迁到隰县办公。阎锡山在隰县设立了“特种警宪指挥处”“流工队”“真理辩证处”“感召所”“劳先队”等特务系统，加强了隰县的特工网点，特别在城内南街，白军、警、宪共同组设联合稽查处，随时随地侦缉所谓坏人及可疑的人。
[13]将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垦春泥》，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二月里来》，仁荪作词、张锐作曲的《播种之歌》，何士德作曲的《收获》等歌曲以剧情组织起来编排而成。
[14]李凌将冼星海的《九一八大合唱》改名填词的音乐，以“庆祝新年、抗战到底”为主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