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重庆音乐研究：战时首都的未来走向

应该承认，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音乐研究从无到有，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发展态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战时重庆音乐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存在着许多有待于我们深入探讨和挖掘的未知问题和新领域；同时，如何进一步发掘和利用丰富史料，突破传统研究视角，深化战时重庆音乐研究，扩大研究范围，对其各个具体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对战时重庆音乐研究可以从如下方面突破：

第一，突破对史料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瓶颈。众所周知，傅斯年有一句名言“史学即史料学”，虽然对于这一学术观点，各方学派众说纷纭，但是，这一学术主张的确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中国音乐历史研究来说同样意义深远。音乐历史，也是历史的一种。音乐学家黄旭东就曾说过：“史学是靠史料来立论的。历史要成为科学，绝对离不开史料。”^[1]回顾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历程可知，该学科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受时代影响，那个时代的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带有浓郁的革命色彩，就是一部“音乐革命史”，学者们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过于“片面强调政治的统帅作用而轻视史料工作”^[2]，很多史料在当时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同时，不少珍贵文献资料在“文革”期间也被销毁，现存的文献资料除存放在国家及各地方档案馆、图书馆以外，音乐家后人、文史资料收藏家也藏有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需要我们音乐工作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更需要各方人士的鼎力相助。只有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突破现有史料搜集工作的瓶颈，战时重庆音乐研究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突破战时重庆音乐研究在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范畴的局面，让战时重庆音乐研究更多地服务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战时重庆的音乐家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险要关头毅然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创作了大量的爱国音乐作品，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激励民众积极抗战，奏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最强音，而战时重庆音乐所表现出来的抗战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是激励中华儿女战胜外来侵略，取得最终胜利的有力法宝，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因此，正确认识和解读战时重庆音乐史对于我们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突破战时重庆音乐研究仅仅局限在音乐史研究领域的现状，扩宽学科视野，拓展研究领域。战时重庆音乐史研究属于近现代区域音乐史的范畴，因此，学者们在对战时重庆音乐进行研究的时候，多是从音乐学的角度切入，沿着历史背景、重要内容、显著特点、历史贡献、价值意义的研究模式展开，这样的传统研究范式，看似四平八稳，却缺乏新意。对于战时重庆音乐的研究，我们可以在音乐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吸取民国史研究、政治制度研究、文学研究、教育研究等各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综合考察，以期打开研究的新局面。

第四，突破个案研究定式思维，注重群体性研究。在揭示各群体特征的基础上，透过群体考察近代中国音乐史的发展与变迁。以往的研究，学者们多是对某一音乐机构、某个著名音乐家、某件音乐作品、某项音乐活动进行个案分析，以小见大，从微观看宏观的确是一种研究路径，不过战时重庆的音乐家们身处在同一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经历着一样的社会变革，那么他们创作的作品、参与的音乐活动等一定有共性的一面，因此，对战时重庆音乐家群体、战时重庆音乐作品、战时重庆音乐社团、战时重庆音乐教育等各方的共性研究，不仅能揭示这时期音乐的特点，更能考察战时重庆音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第五，突破战时重庆音乐史研究仅局限于重庆本地的局面，将其放置在抗战大后方研究视域下，探讨重庆与大后方其他地区，如广西、云南、贵州、成都等地的音乐交流与互动，同时还可以从这些地区音乐文化发展的情况来考察战时重庆的音乐。用这样的研究视野，不仅能深化对战时重庆音乐的认识，更能带动广大大后方地区的音乐史研究，进一步扩大抗战音乐史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拓展研究空间。(www.xing528.com)

第六，突破传统的理论研究方法，更新思维模式，创新理论研究的方法。加强对现有研究的进一步理论研究，用元分析研究对已有研究进行检视反思，这样的研究不仅是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客观评判，也是对前期成果的一次回顾与思考。反观现有研究，大多是对战时重庆音乐史实的一般介绍和历史评价，研究内容多有重复、研究成果呈碎片化趋势，回顾性的总结反思文章并不多见，这些问题无疑阻碍了我们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元分析研究对以往成果进行更深刻、更全面的探讨，以此推进战时重庆音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新研究方法的广泛使用。

第七，突破战时重庆音乐研究仅在理论研究层面的局面，加强社会普及教育和宣传的力度。对战时重庆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高等音乐专业科研院校，广大的文化、宣传、教育机构对此内容并不熟悉，要想使战时重庆音乐文化得到更好的利用和保护，就必须让广大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者对战时重庆音乐文化有所了解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焕发出它的生命力。因此，应以现有高等专业音乐研究机构为中心，切实开展对战时重庆音乐文化的普及性教育和宣传工作，将战时重庆音乐研究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将战时重庆音乐文化中的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同当下的教育相结合，让研究成果真正地惠及大众。

综上所述，对战时重庆音乐的研究，既要立足史料，又要拓宽学术视野；既要突破传统理论思维模式，又要更新研究方法；既要梳理历史，又要兼顾现实。只有突破对战时重庆音乐固有认知，从抗日战争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背景出发，对其进行多维度的考察，才能深化抗战时期重庆音乐史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而推动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进步和发展。

[1]黄旭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若干史实辩正”结束语兼向汪毓和先生请教》，《音乐周报》1999年7月23日，第3版。

[2]陈聆群：《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音乐周报》2002年12月1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