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音乐研究：从漠视到重视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相较于音乐学其他理论学科来说，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局限。总的来说，这一学科在起步阶段，大都在“革命史”的研究框架中展开，视野单一，史料引用不够丰富，特别是有些学术观点受当时意识形态影响，有失偏颇。当然，从当时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来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可以理解。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开始了一场自我革命，尤其是对此前研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写音乐史”这一话题一度成为学界的热点，而其中关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音乐研究无疑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回顾中国近现代音乐史70年的发展历程可知，虽然这一学科经历了许多的挫折与误解，但它却在阵痛之后，重新回归到了正确的轨道上，并得以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通过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音乐研究即可一窥全豹。

第一，抗战时期重庆音乐家研究。我国当代音乐学家郭乃安先生认为“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因此，音乐学的研究，总离不开人的因素”，“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1]以往对抗战大后方音乐家的研究虽有涉及，但主要还是对少数几个著名音乐家的关注，对大后方音乐家这一群体的研究，不仅不够全面，而且还存在评价不够客观、缺乏学术深度等问题。近十多年来，对抗战大后方音乐家的关注度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学者们对这些音乐家的评价，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原则，在尽可能全面占有各种史料情况下，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出发，进行客观公正的考察和评判。其中，对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奠基人杨仲子、中国基础专业音乐教育奠基人吴伯超（1903—1949）、中国律学基础理论奠基人缪天瑞（1908—2009）、中国近代合唱运动奠基人李抱忱（1907—1979）等曾经一度“回避”的大后方音乐家的研究均取得了突出成果。

第二，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教育机构的研究。近年来，很多学者充分利用档案文献等一批新史料对大后方的音乐教育机构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些新史料不仅让大后方音乐的研究更加全面、客观，同时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内容。在挖掘这些新史料的同时，学者们还提出了很多颇有新意的见解，既肯定这些教育机构所作的贡献和历史价值，也对其存在的不足加以评判，从而改变了以往对某些国民政府教育机构单一、片面的否定状况，显示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日趋客观的研究新特点。

第三，对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思潮研究。对音乐思潮的讨论，学者们主要围绕抗战时期音乐学界发生的几次重要思潮论争展开。一是关于新音乐运动的论争，二是有关民族形式的论争，三是“战时音乐”的论争。在中国音乐史的发展历程中，像这样激烈的学术争论发生过多次，而抗战时期重庆的这三次理论争鸣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展开的，那就是音乐家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对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权衡。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却高于生活，它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不过人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却会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或着重刻画艺术的美感，或重点强调其对生活的指导意义，这都属于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孰是孰非，也无法断定哪一种更好。相反，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冲突，才会迫使音乐家们去思考、去解决、去创作，从而让战时重庆的音乐界充满了生机，而这也是近年来学者在研究此问题时的思路与方向。

第四，抗战时期重庆音乐书刊文献研究。“了解时代，资料第一。资料大源，便是书籍。”^[2]抗战时期的重庆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它的音乐出版业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众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音乐期刊等在这里出版。通过对战时重庆音乐文献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学者们不仅搜集到了一批珍贵稀有的文献资料，同时更扩展了学术视野，深化了对战时重庆音乐问题研究。在早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科建设中，该学科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在筛选、整理史料时，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导致这一时期音乐书刊既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也没有得到公正的评判和研究。不过，近年来，随着“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等项目的启动，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得以重新走进人们视野，学界开始对这些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献进行抢救和保护工作。在此期间，笔者历经7载，对战时重庆的音乐书籍、期刊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梳理，并将书目提要收入专著《战时首都重庆音乐史事辑要》一书中。同时，分别对战时重庆出版的音乐书籍和音乐期刊进行了专题探讨，以期进一步深化抗战时期音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第五，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活动及社团研究。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活动异常活跃，各种类型的社团纷纷在此建立和发展起来，对于战时重庆音乐活动和社团的研究一直都是学者们最关注的热点。从80年代李滨荪、胡婉玲、李方元编辑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音乐资料汇集——重庆〈新华日报〉专辑》开始，一系列有关战时重庆音乐活动和社团的成果相继问世。有对音乐活动的研究，如叶语的《烽烟万丈，战歌震天——漫话“陪都”抗战音乐》，作者从亲历者的角度，对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活动做了全面的叙述，极具史料价值和历史意义；^[3]李方元的《抗战时期重庆抗战歌咏活动初论——兼及抗战歌咏的几个文化特征》，具体分析抗战时期重庆歌咏活动具体情况以及显著特征。^[4]对音乐社团的研究，有郑体思的《陈济略和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该文对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的建立及演变过程、特点和成就等做了介绍；^[5]王震亚的《解放前的交响音乐》对抗战时期重庆著名的三个交响乐团，即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乐团、实验剧院管弦乐团进行简要的概述；^[6]许文霞的《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详细介绍了重庆大同乐会从成立到发展的过程。^[7]

第六，抗战时期重庆音乐作品研究。关于音乐作品，大多是学者们在考察作曲家时对其音乐作品进行的整理和分析，其关注的重点也是重要作曲家的代表作品，如声乐作品有贺绿汀（1903—1999）的《嘉陵江上》、陈田鹤（1911—1955）的《剑声集》，器乐作品有陈振铎（1904—1999）的《怎样习奏二胡》，以及歌剧作品黄源洛的《秋子》等。这些音乐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音乐界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平。从研究内容上看也十分丰富，如对贺绿汀的《嘉陵江上》的研究，既有对作曲技术的分析，也有对演唱表演的思考，既有从美学角度进行探讨，也有从文史价值视角进行探析，而且不少论文都突破以往单一的分析方式，从多重维度出发，对歌曲进行全面详细的解读。这样的研究立体而丰满，大大提升了文章的学术深度与质量。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战时重庆的音乐研究有如下特点：

第一，广泛利用各种史料。在研究中，尽可能全面占有各类文献资料，包括档案、书刊、手稿、乐谱、日记、回忆录、音视频资料，以及以往难以获取的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档案馆馆藏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过去研究中史料单一不足的缺点。

第二，内容较全面、丰富。战时重庆音乐中的重大事件、代表人物、主要思潮、重要机构等问题基本上都有涉及。大致形成可以认识感知的抗战首都音乐历史。(www.xing528.com)

第三，有较高的学术深度和水平。学者们在研究重点问题、人物和大事件时，都能有较深入分析，对一些重点个案探讨比较透彻。

第四，讨论据史而论，评价客观。表现为学者们对战时国民政府音乐教育机构和音乐家的评判，主要依据历史事实，这样的方式改变了过去研究中对人、事、物简单片面评价的弊端。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音乐的研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这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研究，其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有着重要价值、积极推动和重要影响。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起步较晚，各学者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认识也有所差异，同时，受到主客观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学者们在研究中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存在各种不足。不过整体而言，近十年，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朝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我们有理由坚信，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研究必将大有可为。

[1]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1期，第5页。

[2]俞子林：《书林岁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页。

[3]叶语：《烽烟万丈，战歌震天——漫话“陪都”抗战音乐》，《人民音乐》1995年第12期。

[4]李方元：《抗战时期重庆抗战歌咏活动初论——兼及抗战歌咏的几个文化特征》，《音乐研究》1992年第3期。

[5]郑体思：《陈济略和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音乐探索》1990年第4期。

[6]王震亚：《解放前的交响音乐》，《人民音乐》2003年第1期。

[7]许文霞：《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音乐探索》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