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重庆音乐研究：突显战时重要性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各地的音乐家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汇集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这在客观上促使各地音乐家由分散趋于集中。同时，随着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的重组、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创建，以及各音乐社团的创办，使得大后方各音乐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战时重庆音乐家群体的形成，也开启了战时重庆音乐的新时代。这在抗日战争史、中国近代区域文化史、中国近代音乐史中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人们习惯把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称为“大后方”。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和战时首都，不仅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和企业，而且其人口也从1936年的33万人发展到了1945年的125万人，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不愿做亡国奴的众多爱国音乐家内迁到大后方以后，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干，用音符激励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抗战的伟大事业中，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的研究，是区域音乐史研究不应忽视的主题，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对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的研究，可以丰富和深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新认识。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期，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变革转型的重要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不仅是抗战时期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战时中国政治版图之一，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音乐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的考察可以为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提供一个理想视角，进而推动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不可否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一学科的产生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在该学科早期研究和发展阶段，受意识形态影响颇深，导致该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特别是对重庆音乐的认识有失偏颇，致使许多重要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活动和重要音乐事件未能载入史册。不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以及学界“重写音乐史”口号的提出，学者们对战时重庆的音乐开始重新认识和解读，由此，一大批以往被忽视的音乐家、音乐机构、音乐事件等走入了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发掘、整理出了大量有关战时重庆音乐的史料，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人们对近现代音乐史的固有认知。其实这一变化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每一次的进步，对近现代音乐史来说都伴随着一次阵痛，不过相应地也带来了一次次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虽然在发展过程中，近现代音乐史经历了种种的挫折与彷徨，但最终却能在重重压力下突破自己，从而开启学科发展的新征程。

第二，对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的研究，可以开拓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新领域。我们对于战时重庆音乐史的研究，不仅能丰富和深化现有近现代音乐史的内容，更能开拓其研究的新领域。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对战时重庆音乐的研究属于区域音乐史研究的范畴，不过，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作为全国音乐行政机构、最高音乐院校等的所在地，对它的研究就不能只局限于区域音乐史本身，应该从更高的站位、更深的认识、更宽的视野出发，考察战时重庆音乐的特点。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探索近现代音乐史中更多的新领域。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大批的音乐家、音乐机构、音乐社团等也随之内迁到了重庆，随着他们的到来，不少新兴的组织和机构等也在此建立。但是此时重庆的音乐家们并没有闭关自守，他们打破地域的界线，冒着生命的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和大后方其他地区的音乐家、音乐机构保持频繁的交流，形成了“抗战大后方音乐文化圈”，共同促进了战时大后方音乐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战时重庆的音乐是研究抗战大后方音乐的重要透视点，也是研究中国抗战音乐的重要标本，更是研究重庆与延安、重庆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有助于我们开拓近现代音乐史中关于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之新领域。(www.xing528.com)

第三，对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的研究，可以推动中国近代音乐历史的研究。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抗战音乐史只占全部近现代音乐史不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从专题史的角度来说，抗战音乐史有自己的特点及学术价值。目前抗战音乐史研究并不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并且在已有的成果中，学者们对抗战音乐史的研究，多是分区域考察，很少从抗战音乐史宏观的角度进行思考，其原因除了学者们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交流以外，大家对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的固有认知和偏见也阻碍了抗战音乐史的研究。抗战音乐产生于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难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列强的入侵，国土的沦丧，不愿做亡国奴的音乐家们用音乐作为武器，创作了一首首激励民众的爱国歌曲，吹响了抗战救亡的战斗号角。音乐不分国界，音乐更不分地域，身处重庆大后方的音乐家们，都是一群爱国爱家的有志中国人，他们虽然人在大后方，但仍为抗战胜利，为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根据地、沦陷区还是大后方，它们都属于抗战音乐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加强对战时重庆音乐的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整理和重建近代音乐历史的基础性工作。

第四，对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的研究，可以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进步音乐文化。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掀起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文化运动高潮。这一时期，他们创办《新音乐》杂志及新音乐社、开展音乐界人士统战工作、创立育才学校音乐组、组织群众歌咏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重庆新音乐运动的蓬勃开展，并使重庆成为大后方新音乐运动的中心和堡垒。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新音乐运动，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传承和弘扬大后方进步音乐文化，对于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音乐文化体系，都有着充实的内涵、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对于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的研究，也同样具有现实关怀和应用价值。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音乐史料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完成关于战时重庆音乐的通史论述。这一研究既是对战时重庆音乐史发展的学术总结，也为保护和利用抗战音乐文化资源提供了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