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重庆战时音乐历史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序

黄晓东

我与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礼慧“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团队联系交流甚多。也是喜欢音乐的缘故，很自然地十分关注他们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多次与项目组交流，参加他们的研究会议，提出我对大后方音乐历史的认识。在研究过程中，多次与项目组同志专章讨论。书稿完成后，我又通看了一遍，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周勇会长和张礼慧院长让我给即将出版的本书写序，谈谈感想，我是很高兴的，也想借此谈谈自己对大后方音乐历史的认识。

在我的生命中，我与音乐有过三次际会：1971年早春，在重庆枇杷山公园红楼旁的一排平房里，我通过重庆市歌舞团乐队队长孟少卿等老师组成的考官们的严格考试，进入重庆市文化局学员队乐队，学习中音提琴，开始接触大量中国传统戏曲音乐和西洋音乐。在西皮、二黄唱腔，【夜深沉】、【万年欢】、【点绛唇】等戏曲曲牌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旋律之间徘徊，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音乐大师的艺术魅力。青葱岁月的音乐生活，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启蒙。1979年4月，我别乐从文，进入重庆市博物馆，驶入文物和书籍的海洋，接着到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读书，与图书文献、历史、文物和博物馆打上交道。2004年底，我以重庆市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身份借调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推进组”任副组长，在电影、电视剧、戏剧、广播剧、歌曲、文学等方面联系全市文艺创作力量，努力推进重庆市文艺精品冲刺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项。2010年，我从宣传部文艺处到了理论处，专门负责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的推进协调工作，担任文献文艺组组长，有幸接触和认识了不少研究抗战艺术的专家学者，如文学史、电影史、美术史和音乐史等。2016年6月，我退休离开市委宣传部，到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回望曾经，我与音乐间有错过，却从未走散，音乐一直启迪温暖着我。对于音乐艺术，我充满深切的敬畏、感激和挚爱。由此因缘，现不揣冒昧，略谈私见，不妥之处，请希指教。

抗战大后方音乐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一座珍贵精神宝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突然涌入的音乐机构、音乐人才和音乐活动，仿佛集万钧之力，犹然如“芝麻开门”，给重庆音乐文化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抗战音乐历史，奠定了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基础。抗战大后方音乐历史，既是重庆历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音乐历史的重要阶段，更是中国音乐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高光时刻。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与延安两支重要的音乐力量成为新中国音乐建设的主力军，推动着新中国音乐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音乐再次融入世界，呈现出新的音乐文化面貌。张礼慧团队主动承担大后方音乐史研究，上承清末民初巨变，下启新中国音乐发展，无疑是抓住了历史关键和研究要冲。珍视这一历史遗产，加强大后方音乐历史研究，使之成为中国音乐赓续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和宝贵借鉴。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历史，是一部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碰撞、对话、交流和发展的历史，是中国音乐与社会历史紧密结合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音乐民族化进程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音乐人与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不断追求音乐新境界，产生了聂耳、张曙、冼星海、吕骥、李焕之、马可、贺绿汀、马思聪、陈田鹤、刘雪庵、江定仙、李凌、赵沨等一大批著名音乐家和理论家，他们大都有学习东西方音乐的经历，受到西洋音乐的严格训练，结合中国音乐文化，在教学中耕耘，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嘉陵江上》《长城谣》等一大批中华民族殿堂级优秀音乐作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史的标志。同时，举办各种音乐活动，产生了重要的音乐理论，为中国新音乐运动的事业发展提供了作品示范和理论指导。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向经典致敬，探讨和展示中国音乐历史的走向——中国音乐如何从“非中即洋”中走出来，在民族危亡中如何发挥巨大精神作用，音乐本体结构发展、音乐民族化、向民间学习、教学以及创作的历史；感受中国音乐凝聚、团结、感染、温暖、交流、战斗和艺术的力量；深化对中国音乐既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学习和借鉴东西方音乐，别开生面，重开新局，创造新音乐运动的认识。这部《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多有涉及与研究，代表了目前对大后方音乐历史的认知，我想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抗战时期也是中国音乐大众化时期。辛亥鼎革，雅颂之乐从殿堂跌落下来，中国音乐开始了从“王谢堂前”走向人民大众。一方面，中国传统民间音乐艺术生命力顽强，民歌、传统戏曲、说唱艺术方兴未艾，成为市民的重要娱乐方式；一方面，人民大众不仅是音乐接受者，更成为音乐参与者和创造者。抗战重庆的“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国家音乐机构迁渝，各级音乐教育迅速发展，专业音乐院校引执牛耳，中小学设立音乐课程，成立组织演出团体；创作新作品、新剧目，连续四年举办的“雾季公演”，演出了100多台剧目，编辑出版音乐期刊，引导新音乐运动发展方向；利用保甲制度推行社会民众歌咏普及，培养基层音乐人才，等等。政治刚需、音乐创作、音乐市场、社会舆论、各界娱乐需求等把音乐文化推向大众化深水区。重庆一跃成为音乐机构集中、人才众多、作品丰富，演出场次繁荣，音乐活动热烈，音乐出版物种类林林总总，音乐普及广泛的城市，时代给予重庆民众丰厚的音乐馈赠。抗战音乐的不同凡响把人民空前发动起来，参与进来，不再仅仅是音乐艺术的欣赏者，而是音乐艺术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不再像原来那样被动接受，作为茶余饭后的生活调剂，而是通过音乐受到激励、鼓动进而改变，成为全民团结抗战、坚持抗战的力量。范围之广，人数之众，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音乐团结人民，成为时代的新生力量，这样的大众化，不是简单地普及，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不是感官的愉悦，而是精神的升华。音乐成为启蒙民众、亲近民众的形式，音乐大众化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特征。历史证明，是否适应民众精神需要、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民众是否热爱和民众是否参与，关系音乐的历史命运。赢得民众喜爱，得到民众支持和参与，音乐就会得到较快发展，得到更多人喜欢，传唱更加久远。坚持音乐大众化，音乐民族化，音乐现代化，让音乐作品成为凝聚民众，坚持抗战、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赢得抗战伟大胜利，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

研究音乐史，就是研究历史。把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放置于中国近代历史中，我们或许看得更为深远。20世纪上半叶音乐历史，犹如一条曲折而奔腾不息的河流，她紧紧地与中国社会历史联系，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过程中冲突、变化、壮阔、激越、多元、最富于探索的阶段。1840年始，大清封建大厦根基被撼动，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逐渐呈现，传统文化“礼崩乐坏”，戊戌新政、新学兴起、留洋救国、中西文化碰撞，中国文化注定要接受挑战，迎接社会历史巨大变革。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那么，沈心工、李叔同等以创作“学堂乐歌”，借鉴东西方音乐曲调，选曲填词，则给中国音乐革命带来曙光。1904年，以沈心工编著《学校唱歌集》为标志，中国音乐由传统开始走向现代，成为中国新音乐元年。此后，“学堂乐歌”迅速普及，为中国音乐转型注入强大动力；随着向东西方学习的深入，域外音乐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留学归来的音乐家与来华音乐家增多，以萧友梅、黄自和刘天华为代表的现代音乐教育的确立与中国民族乐派的建立势头正劲；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风起云涌，工农歌咏活动兴旺一时，留下不少经典歌曲；中国音乐在东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下，努力寻找中国新音乐文化发展的方向。九一八事变，抗战爆发，把中国音乐推向新阶段。用音乐、歌声唤醒、动员和激励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时代的呼声。左翼音乐运动首当其冲，发挥了巨大作用，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一大批抗日救亡歌曲，影响了一代青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各界精英汇集山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给重庆带来爆发式发展。国共两党十分重视音乐的作用，采取不同的方式，密切与社会文化结合，推动音乐教育的发展。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文委”直接引导和关心文化运动，共产党利用“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工会”，动员各界民众，以艺术为武器，团结抗战，争取民主，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战争相持阶段，南方局一方面介绍延安文化，把《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等作品介绍到大后方；一方面采取“三勤三化”（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工作方针，让共产党员深入社会，与社会紧密结合，把中共的方针政策“渗透”到各阶层，大力引导和支持音乐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把握舆论，发挥《新华日报》优势，兴办音乐刊物，引导和推动新音乐运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音乐，创造了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高光时刻，大后方音乐无疑是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对于重庆城市而言，倍感殊荣。(www.xing528.com)

抗战大后方音乐复调式发展，形式多样，门类众多，仿佛一个织体，成为丰富的音乐文化谱系。在国破家亡、战火纷飞的年代，凝聚团结抗日力量为第一要务。音乐激发出更为直接的呐喊，表现力显现，易于理解的声乐成为音乐大宗，既是时代生成的特点，也是唤起民众最有力武器。但是，声乐绝不是独白式地自吟自唱，其他音乐样态也多有发展和呈现。音乐人对抗战时期的音乐艺术发展进行了结构性思考和建设。作为战时首都重庆，兴办专业院校，聚集一大批优秀音乐家，一大批技艺精湛的演奏家，一大批努力活跃于社会的音乐活动家；将传统戏曲、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新音乐、西洋音乐等汇流一堂；他们不懈努力，不断创汇集新，形成了佳作频出，曲式丰富，风格多样，剧目繁多的局面，编织了既推展西乐又继承中乐，既保留传统又呈现当代，既创作新品又演奏陈曲，既培养专业又辅导民众，传统有别、文化有样、演唱演奏、共生杂存、样态不一的抗战大后方音乐文化谱系，为中国音乐现代化提供了丰厚滋养。当时，有合唱团（队）、交响乐团、管弦乐队、传统戏班等艺术团体，创造了众多音乐样态如声乐作品（独唱、重唱、大合唱）、钢琴作品、歌剧、秧歌剧、交响乐、民乐作品、戏剧伴奏音乐、中外作品音乐会、音乐广播等；传统戏曲如川剧、京剧、昆曲、汉剧、楚剧、评剧等，除演出传统戏曲外，还创作新编历史剧、宣传抗日和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剧。话剧更是星光灿烂！演出市场繁荣，分别在国泰戏院、抗建堂、章华大戏院、青年馆（后为实验剧场）、又新大戏院（后为重庆剧场）、一园剧院（后为人民剧场）、一川戏院（后为重庆市京剧团排练场）、得胜大舞台（后为胜利剧场）、第二书场（后为解放军剧院）、锦江舞台（后为唯一电影院）等剧场演出，演艺频繁，风行其时，盛况空前。传统雅乐如古琴等，在重庆也有不小影响，包括社会名流冯玉祥、于右任、（荷兰）高罗佩等参加的“天风琴社”和在市中心放牛巷的“槐庵”等。音乐样态的共时呈现，遵循各自音乐系统，按照各自文化传统及其影响，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特性。既不损害完整统一，又不变统一为呆板。不同群体推出的不同形式作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成为抗战重庆音乐的基本模样。大后方音乐是一部战争条件下，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繁荣发展的“复调”共奏伟大交响史诗。

历史不独行，历史是整体。历史总是多种因素汇成，各自彰显，逻辑展开，相互激荡，命运呈现。是其史事生命力的过程，也是音乐历史的基本样态。大后方音乐中有救亡呐喊、有艺术创作、有传统戏曲、有中乐西乐及其结合等，实际的面相胜过表面情况。探索不同面相和多歧互渗的状态，对大后方音乐的认识和研究，还有待发之覆。对大后方音乐的认识和研究需进一步深化，如果定型和简约化，或许遮蔽大后方的时代特色。

音乐无国界，音乐有家乡。从人类文化历史发展“长时段”观察，地理生态制约着文化发展，呈现其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就世界而言，亚洲从东到西的地理生态多样、民族多种，宗教不同，文化多彩，其音乐最富有活力，最多样化，最有生命力。中国音乐，由于地域广大，山川各异，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才构筑起丰富多样、风格迥异的音乐文化宝库。

音乐创作元素，首先是地理性，然后才是民族性；一般认为的民族性，归根结底受地理性制约。地理性质决定了音乐创作的基本走向。抗战大后方论争中的“民族化”，其深沉背景可谓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地理属性的把握和观察，是描摹这一地区人的精神属性和音乐情愫的画板。离开了地域，其文化属性就会淡化。这或许是留学归来者更注重对民族音乐的搜集整理和提炼的内在原因吧。由此，我们不应忘记家乡给音乐的规定性和深深“胎记”。研究抗战大后方音乐美学内涵，也应如此观。重庆与延安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约而同地到民间“采风”，向民歌学习，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后世影响深远。延安的西北民歌改造，民族歌剧中多个地方音乐元素的综合借鉴和利用，达到较高水平，给后来的歌剧创作提供指南；重庆国立音乐院的创作人员从“级会”到“山歌社”，从《级刊》到《山歌通讯》，按照人员籍贯不同分成小组，从搜集整理家乡周边的民歌开始，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的目的”。他们搜集整理记录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绣荷包》《半个月亮爬上来》等不少民歌，成为新中国传唱的经典。对彰显地域特点的民间音乐的重视、提炼和改造，使之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音乐作品，这种做法一直流传至今。坚持古已有之的“采风”方式，坚持体验生活，重视音乐的地理性，成为音乐民族化的具体抓手，也是抗战大后方音乐创作的光彩一页。

参加本书撰写的同志都是中青年老师，他们有海归，有教授、副教授、博士、博士后等，受到声乐、钢琴等专业的严格训练，担任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他们又进行艰苦的音乐理论学术探索。我非常欣赏青年有这样的学术追求。现在的学科发展，更重复合型人才，既要上得舞台，又能登得讲台，更能跨入研究平台，在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同频共振，相互促进，相互发明。这是老师们的第一本研究集，凝聚着音乐学院学科体系建设的初衷、学术体系建设的实践、个人研究的学术积累和认知。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已经走出艰苦的第一步，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虽然稍显稚嫩，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浅到深的逐渐跨越。我相信，坚持这样的学术追求和理想，坚持不懈地在中国音乐历史沃土上耕耘，每一位都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做出更好的学术研究成绩，为中国音乐历史研究贡献智慧。同时，这样的研究，也是音乐学院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重庆有着三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巴渝音乐文化、非物质遗产音乐文化与抗战大后方音乐文化都是本地区优质音乐文化资源。作为地方院校，把本地区音乐文化历史作为学科建设来抓，形成本地区、本学院的研究特色，坚持艺术实践教学，坚持学术理论研究，教学相长，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立足现实，促进学术在新发展阶段不断更新发展理念，再经数年努力，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一定会有更大发展和质的飞跃。这是我的默默期待！

（黄晓东，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原重庆市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原推进组副组长，原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文艺文献组组长，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