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重庆为中心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序

周　勇

今天，我听到的第一曲音乐是天安门广场国庆升旗仪式演奏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这坚定的民族意志、激昂的乐声、排山倒海的气势，召唤我们居安思危，不忘历史，追逐梦想，奔向未来。

80多年前，抗战音乐是唤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是号召中华儿女舍生忘死投入抗战伟业的号角。今天，抗战音乐是中国人民殊死奋战的历史记忆，是点燃民族精神伟力的不灭火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根据地为依托，领导抗日军民开辟了敌后战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几十年来，我们对抗日根据地音乐的研究和整理是深入的，成果是丰富的，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黄河大合唱》等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的坐标。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相比之下，学界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研究和整理却比较滞后，大后方音乐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及取得的成就，与目前的研究和整理水平极不相称。

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重庆由一个地方城市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都市。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人民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与此同时，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抗战文化的高地，各类文化精英聚集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等城市，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但这也是当下历史价值最重要、发展现状最薄弱、抢救保护最紧迫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包括抗战大后方音乐历史资源，既有保护不够的问题，更有整理不够、研究不足的问题，在学术上还有不少等待我们回答的问题。

2008年以来，重庆市实施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重庆抗战工程”），包括学术研究、遗址保护、史料整理、文艺创作、设施建设和对外交流六个部分。这是一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文化工程，也是近年来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最具雄心和影响力的区域性研究计划。学术研究是这项工程建设的基础。十年来，我们从“抗战大后方”概念的提出和界定、一大批研究项目的实施，到海内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再到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各类专史的研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十年来，我们投入了相当的力量，对其进行了基础性资料搜集与历史研究。我们从易到难，从一般到个别，先整理档案文献材料，再进行中观和个案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初步收获了《重庆抗战史》《重庆抗战图史》《西南抗战史》《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大后方电影史》《抗战八年广播纪》《战火硝烟中的画坛》《传承与探索》《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研究》《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史迪威将军与中国战区统帅部影像集》等学术专著和一大批学术论文，迈开了抗战大后方文化研究的第一步。但是，面对这丰富的收获，我们也不无遗憾，那就是被称为“抗战号角”的大后方音乐研究论著仍旧缺如。音乐无形，但音乐的力量无限！我们应该如何开拓这个研究领域？！如何弥补全面研究大后方音乐历史论著的空白呢？！如何在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上尽我辈的责任？！2013年，重庆师范大学主动请缨，市委宣传部便把“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课题委托该校研究，由张礼慧教授担纲首席专家。

张礼慧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她20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毕业，然后远赴美国科罗拉多歌剧中心深造，获美国科罗拉多歌剧咏叹调比赛第一名，并应邀出演多部西洋歌剧名篇。1992年，获得第五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美声唱法第三名；1996年获第七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美声唱法第一名。随后出演了一系列大型歌剧的女主角。特别是由她担纲主演的气势恢弘的大型歌剧《巫山神女》一举夺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国际艺术节白玉兰奖、首届巴渝文学奖、文华新剧目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重庆市歌剧院副院长、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教育部国家级声乐培训专家、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声乐学会副主任等职务，2015年荣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头戴多项艺术桂冠，处在艺术巅峰时期的张礼慧，却毅然选择了从舞台转向讲台，担任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当我们惊愕张礼慧的选择时，发现她在院长的岗位上，褪去了舞台的喧嚣，在静心教学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思考，提出了艺术教育和学术研究并举，教学与科研两手发力的思路。一方面，加强教学实践，培养一批又一批学生，在艺术表演和艺术教育上下功夫，这些“张礼慧的儿女们”如今已经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另一方面，她把舞台经验升华成理论思考，弥补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研究这块短板，进而将研究的视角从舞台艺术转向历史深处，选择最具重庆历史文化特色并与音乐教育密切相关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方向，担负起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重任。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是张礼慧和她的团队向我们奉献的第一部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著作。它向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重庆抗战音乐的促推和宣传、流入和创作的代表歌曲、大后方舞台上投身抗战的各方音乐人、重庆迁建文化区的演艺音乐、城乡大众的抗战歌咏运动、专地专题专业的音乐活动、各艺术形态的时代旋律、重庆以至大后方的歌曲类型，也分析了抗战大后方歌曲音乐的广泛影响以及对后世发挥的作用。其中多有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艺术图景：

——艺术即人，星空闪亮。抗战时期，在国内外颇有名声的中国作曲家贺绿汀、沙梅、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王沛沦、邓耳敬、张文纲、赵枫、罗忠熔、吴祖强、杜鸣心，歌唱家黄友葵、蔡绍序、李志曙、张权、刘淑芳，演奏家马思聪、张锐、杨秉荪，指挥家黎国荃、司徒汉、郑小音等一大批音乐家，创作、演奏、演唱了《长城谣》《嘉陵江上》等，在重庆音乐发展的历史中留下了闪光的记载。

——群众歌咏，震撼心灵。抗战期间重庆最为广泛活跃的声乐艺术活动是群众性救亡歌曲演唱。在这里曾经创下“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的历史纪录，至今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曲目不仅有颇具难度的大型声乐作品合唱《黄河大合唱》，更有颇具历史影响的《游击队歌》《壮士骑马打仗去了》《胜利进行曲》《怀北平》《念故乡》《我所爱的大中华》等产生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交响云天，创业多艰。器乐的发展也可圈可点，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符合双管编制规范的“中华交响乐团”在重庆诞生，国内最早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民族乐队在重庆诞生，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励志社交响乐团在重庆相继建立。纯音乐艺术在重庆的发展影响全国，人们曾经把重庆称为“中国交响音乐的摇篮”。(www.xing528.com)

——民族歌剧，异彩首放。重庆还是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的诞生和首演地。1940年，中国实验歌剧团在重庆组建，排演了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秋子》，由此拉开了大歌剧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序幕。随后，还演出了《苏武》《四季》《狮国之歌》《河梁话别》《牛郎织女》等不同类型的歌剧。在近代历史上，重庆与延安、上海一起，成为早期中国歌剧音乐得到良好发展的地区，被人们称赞为中国音乐的“歌剧苗圃”，为整个中国歌剧艺术后来的成长壮大迈出了第一步。

——音乐教育，蓬勃展开。重庆还建立了很多音乐院校，以及音乐学科，如国立音乐院、中央大学音乐系、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育才学校、西南美专音乐科、蜀中艺专、长江音专、国立剧专乐剧科、中华剧专歌剧系。它们为中国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才。

——中外交流，硕果累累。荷兰外交官高罗佩撰写的《琴道》是中国琴史上的里程碑，中美英荷琴家交流切磋于天风琴社，中国国乐队对美英法苏大使和美国上将马歇尔的专场演出，中苏文化协会在国际广播电台举办的对苏音乐广播，中国和盟国组织的多种文化协会，通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第一交响曲》、韦伯的《自由射手序曲》、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魔笛序曲》、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等音乐作品的演出，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斗志。特别是以马思聪为代表的中国音乐家运用西洋管弦乐手法，创作了一大批经典名作，其中《绥远组曲》之第二乐章《思乡曲》，更成为第一首真正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管弦乐和小提琴曲。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南方局于重庆，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首要任务。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文艺战线的统一战线便是题中之义。南方局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文化战线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以周恩来为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了第三厅（后改为“文工会”），负责文化宣传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包括音乐家在内的文化艺术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他们以抗敌演剧宣传队为组织形式，群众性演唱抗日歌曲作为最重要的抗战动员方式，活跃于抗战大后方的山山水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大后方引领着“新音乐运动”的正确方向，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更创造了在战时首都重庆团结各族各界民众举行“万人大合唱”的历史纪录。

十年前“重庆抗战工程”肇始之日，我就希望有学者担纲开拓抗战大后方音乐这片沃土。十年后，张礼慧和她的团队终于为我们捧出了这从无到有、洋洋数十万言、图文并茂、沉沉甸甸的第一部抗战大后方音乐历史著作。这是一部千呼万唤的拓荒之作。他们的努力将写在中国音乐史上，写在中国抗战史上，更写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历史上。

回首重庆抗战工程十年历程，我们在学科建设上的收获也是丰硕的：在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方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已经堪称重镇，汇集了统一战线史、国共合作史、日军无差别轰炸史、经济史、金融史、电影史、文学史等学科的学者；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方面，四川美术学院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所在美术研究方面，都已经堪称重镇。

人们会问，未来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重镇又将在何处？

张礼慧和她的团队已经勇敢地面对挑战，立下一个志向——以“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课题组为基础，朝着建设中国一流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重镇目标前进。我对此是极表赞赏的。他们将努力于加强本土队伍建设，招募全球有志之士，合力培养能够扛鼎领军的青年才俊，努力争取承担一批市级重大项目和国家项目，撰写发表一批专题学术论著，创造条件增设音乐理论硕士点、音乐史博士点。同时，推动研究成果向音乐教学、表演的转化，努力建设热爱音乐、继承传统、守正创新、教研演并重的音乐学府。如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发宏愿，下苦功，把研究的基础打得牢牢的，把人才的培养抓得紧紧的，成果的丰收自然会水到渠成。

所以，尽管这部著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并不担心。只要张礼慧们肩负起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使命，有这部著作好的开头，继续鼓吹号角，高擎火炬，咬定青山，埋头苦干，收获之期，还会远吗？

写作于2017年10月1日

国庆68周年纪念日

修改定稿于2021年2月12日

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一

（周勇，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原重庆市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