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舞者再现光彩，世界舞蹈文化大放光明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人们的欢欣之情，溢于言表。经典剧目大重演是这一时期的特征。中老年舞蹈家们重上舞台，《荷花舞》、《孔雀舞》再现光彩，《天鹅湖》等一大批中外经典剧目重新上演，中国民族舞蹈和世界舞蹈文化的精品大放光明。人们切身感受到了舞蹈艺术的春天。1979年至1980年3月，文化部举行了为时一年零三个月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全国性调演评奖活动，为历史经典的重演开了一个好头。

1979年由甘肃省歌舞团首演的《丝路花雨》，以唐代古丝绸之路上的善恶斗争故事为背景，歌颂了创作出盛世精品敦煌壁画的普通画工，赞美了中外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该舞剧故事情节曲折复杂，人物形象塑造有一定深度，场面宏大，服饰精美而风格鲜明，舞台美术设计和音乐谱曲都有新意。从舞蹈角度说，其最大的贡献是在深入研究敦煌壁画乐舞的基础上，开创了后来被称作“敦煌舞派”的舞种。它进京演出后造成了人人争说《丝路花雨》的轰动局面，而且接下来创造了中国民族舞剧巡演世界的记录。

1979年可以看作是一个《丝路花雨》年。它是80年代舞风流转的重要信号。

由于受到苏联舞剧创作的影响，中国当代舞剧曾经长期摆脱不了中国古典舞的结构模式，舞剧的情节进展主要依靠哑剧式的形体动作和手势，舞剧中男性的舞蹈还没有脱离京剧行当的风格。《丝路花雨》也未能在这一点上超越其上。但是，《丝路花雨》仍然像是一个当代古舞的启示录：人们可以从中国丰富的古代舞蹈文化领域中挖掘今天的艺术形象和灵感。所以，从《丝路花雨》开始，在全国的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持续不断的仿古舞蹈创作之风，并被称为“中国古代乐舞复兴”。

《仿唐乐舞》，摹仿盛唐王朝歌舞的华美篇章……

《编钟乐舞》，再现湖北大型编钟乐器出土所领引的楚文化绚烂斑驳……《西夏古风》，吹奏起高亢的唢呐，击打起精灵似的手鼓，在旋风般的流转之中让世界舞动……

《汉风》雄浑，《九歌》旖旎，《云岗曲》厚实，《盛世行》隆重……

以上这些乐舞，从性质上看，基本属于古代“雅乐”范畴，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雅乐舞蹈的复兴大潮。它的出现，其外在原因必须从社会生活巨变中去寻找-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旅游业要求地域文化特色越鲜明越好，于是，地方政府为了能够满足中外游客的心理需要，多采取鼓励创作的方法，把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中最有民族色彩的歌舞挖掘出来。另外，走出国门的强烈心理也驱使着艺术家们把眼光投向本土文化，与世界各国开展的文化交流最需要有中国特色特别是传统特色的东西去吸引人。《丝路花雨》的走向世界，即为这一点做出了证明。

古代雅乐复兴，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对戏曲化的“中国古典舞”的突破和重建。从舞蹈发展的内在原因上看，从5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古典舞”，以京剧武生、青衣之行当动作为艺术表现的基础。到了80年代，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变了，神态风物变了，艺术风格也变了。新艺术时代到来之际，人们越来越强烈地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新舞蹈形象，需要舞蹈艺术中的新神韵、新风貌、新气质。为了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中国古典舞蹈传统已经到了必须重新弘扬的时候。(www.xing528.com)

于是，就有了古代雅乐舞蹈复兴。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舞剧创作领域内的勃勃生机。据不完全统计，1979至1999年间，共有二百多部舞剧问世，其中大部分都是民族舞剧的新创作。如此高频率地推出舞剧，堪称世界舞蹈发展史上的奇观。

《文成公主》，1979年首演，章民新、孙天路、唐满城等人编导，陈爱莲等人主演。全剧三幕六场，描写了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为求汉藏两族人民的幸福安康生活，迎娶文成公主进藏的重大事件。剧中人物主要依靠传统性的古典舞动作来塑造，讲究韵味，情节简单而又充满矛盾，引人入胜。从20世纪的中国舞蹈发展历史看，该剧将戏曲舞蹈、仿唐乐舞、西藏民间舞以及宗教舞蹈的语言融合在一起，把流传已久的联姻故事第一次搬上了舞剧舞台，被视为民族舞剧的重大收获。

或许是民族舞蹈在“文革”期间压抑太久而终于在80年代热烈爆发的缘故吧，在舞剧创作中，涉及民族之多，题材选择之广，风格样式之新，均为20世纪舞蹈发展史上的光辉之页。其中比较成功的有：《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傣族，1979）、《卓瓦桑姆》（藏族，1980）、《雷雨》（汉族，1981）、《凤鸣歧山》（传统，1981）、《珍珠湖》（朝鲜族，1982）、《咪依鲁》（彝族，1983）、《智美更登》（藏族，1983）、《灯花》（苗族，1983）、《冬归的大雁》（蒙古族，1985）、《蒙古源流》（蒙古族，1987）、《森吉德玛》（蒙古族，1988）、《达赖六世情》（藏族，1990）等等。进入90年代以后，民族舞剧创作的热情有增无减。影响较大的如《阿诗玛》、《丝海萧音》、《春香传》、《虎门魂》、《土里巴人》、《阿姐鼓》等。

上述中国舞剧创作，几乎可以说形成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浪潮。大多数编导均能在题材选择、语言运用、风格样式等方面发挥民族舞蹈的优势，注意民族风格和色彩的变化。

大量的舞剧创作必然推出优秀的舞剧编导。其中最引人瞩目者莫过于舒巧（1933-）。她1944年参加新安旅行团的演出，曾经师从吴晓邦、戴爱莲等习舞，50至60年代参与《小刀会》的编导并任主演，为其后来的舞剧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79年后舞剧创作渐多，在整个80年代中达到高峰。代表作有《奔月》、《岳飞》、《画皮》、《玉卿嫂》、《黄土地》、《停车暂借问》、《胭脂扣》、《红雪》等。其题材涉猎十分广泛，往往能够在文学名著中的特定人物身上找到舞蹈再创造的机会，善于捕捉日常生活动作构成舞剧人物的舞蹈动机，并在舞剧的结构方法上出新、出彩。她所创造的舞剧形象，无论是富于神话色彩的嫦娥、抗敌英雄岳飞，还是充满矛盾心理的现代人物玉卿嫂、美院学生和农村哑女、著名作家三毛等，都被舒巧赋予了复杂而深刻的心理变化。她为中国舞剧创作了众多形象，特别在舞蹈人物的心理表现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民族艺术的追求大潮，也影响着芭蕾舞剧的创作方向。芭蕾舞剧《祝福》、《林黛玉》、《梁祝》、《兰花花》等揭示了民众生活的多重层面。其中《林黛玉》中的第四幕、《祝福》中的第二幕被公认为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剧目。李承祥（1931-）在创作了许多成功的芭蕾舞剧精彩段落之后，又创造了黛玉之死的深邃意境。蒋祖慧（1934-）被称作是苏联芭蕾舞剧学派在中国的最好代表，她所设计的《祝福》二幕“三揭红盖头”场面，在极富矛盾性、典型性的戏剧冲突中揭示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另外，在舒均均所编导的芭蕾舞剧《觅光三部曲》、《兰花花》等作品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中国芭蕾舞编导是怎样努力地在外来艺术形式中融进中国人的思绪感情，反映出中国人的精神历程的。这些编导们与中国芭蕾舞剧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在20世纪中国芭蕾舞发展史册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