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中的旅游文化差异

旅游中的文化差异是造成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吸引游客奔赴目的地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文化差异就是旅游的基础和目的。旅游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主要是由于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的文化差异，即客源国文化与目的地文化两者的不同造成的。

以华夏文化为主流的东方文明和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明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两大文化潮流，两者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里走出了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渗透在该文化人们的旅游活动中，贯穿于旅游活动的全过程，从而表现出中西方风格别具的旅游文化特点。下面，我们就以中西方旅游文化为例，在对两者文化价值观根源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两个角度进行差异对比。

（一）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根源分析

1.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文化生成的土壤，是文化创造的第一要素，同时也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由于不同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文化。

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因宽广肥沃的土地、优越的光热水条件，加上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封闭的地理环境，十分自然地形成了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这就塑造了中国人喜静恶动、谨慎求稳的民族性格。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各城邦由于土地贫瘠，位置又临海，便将航海以及开拓海外的土地作为它们的生存策略。航海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在风浪中锤炼出了开拓进取、勇敢灵活的民族性格，这种特性使得西方人乐于出门远行，并追求冒险、刺激和趣味性的活动。

2.经济基础

受到封闭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华文明形成了典型的以农业为物质生产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就造就了人们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谨慎克制的处事原则。人们安土重迁，视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外部世界为危途。当需要出行时，倾向于结伴而行，并且强调服从集体；集体内部奉行尊老爱幼，互相依靠，相互帮助，以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宗旨。

而很早就靠发展航海业和商业开拓海外世界的西方人，则逐渐形成了注重探索自然的科学传统。工业革命以后，这种工业文明性格更是塑造了西方人较强的斗争精神与强调独立、自由、平等的处事原则。他们往往更喜欢外出和探索外部世界，且偏爱一些人迹罕至的目的地，以及参与体验性、挑战性较强的活动。

3.社会环境

基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制度、政策、法规等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总和，同样也直接促成了该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使得重血缘、重群体、重尊卑的宗法伦理观念深入人心，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中国人偏爱集体活动，强调集体意志、尊卑关系和权利差距。考虑问题、做选择时要顾全大局，个人意志易受到他人影响。

早在公元5世纪，古希腊城邦雅典在经历了几次民主改革，并成为城邦盟主后，便在整个希腊实行发达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观念从而深入人心。18世纪，席卷整个西方现代世界的启蒙运动，进一步使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达成全员共识。因此，西方人更强调和尊重自我感受和个人意志，与人的相处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独立的精神。

4.世界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身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他人和自我的认知和态度，同时还包括怎样与他们相处的原则。一个民族的世界观是这个民族所有文化现象和价值观生长的土壤。

西方人世界观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源头：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以基督教原罪观为起点的西方文化，为远离原罪，人们不断忏悔，寻求变化，这就形成西方人求变、求动、求异的行为取向。此外，在西方，宗教文化资源特别是教堂在旅游资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样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古希腊哲学家们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二元对立的，如人与自然、思想与物质、神圣与世俗等。他们把世界看成可以不断具体化、精确化的实体集合，实体的外形轮廓以及内部结构都是可以进行客观描述并以数的比例关系进行评价的。这种“分”的世界观导致西方文化对外部世界孜孜不倦地探索和改造，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与之相反，古代中国的哲学家们强调宇宙是一个“整体”。在这样一个“整体”的观点下，老子发展出了道家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以及“天人合一”的主张；儒家关注的则是人伦哲学，在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提出了详尽的行为规范，而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后来的禅宗（佛教在中国发展出来的宗派）则主张，世间万物本质上都源于一个“虚空”。中国传统观念中以“整体”“统一”“和谐”的观点和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而非西方哲学主张的“对立”和“抗争”。可以说，中西哲学家们都看到了事物的两面性，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两者的对立，而中国文化则强调它们的相互依存。在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基础上，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得以萌芽，成为指导各自文化下人们生存与处事的原则，影响着他们的是非判断与言行举止，并且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自然也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旅游文化。

（二）中西方旅游主体之文化差异

1.旅游动机差异

中国人好静恶动的民族性格以及重视家庭、强调集体的社会心理，形成了谨慎保守和稳健内敛的旅游观。这种观念注重旅游伦理，讲求游必有理，提倡适度旅游，反对过于冒险，对旅途中的安全高度关注。这些都造成了对中国人旅游动机的阻抑。可以说，中国人更多的是将旅游作为培养人格和修养的方式，其中还贯穿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深厚的爱国主义情结。旅游者通过旅游经历，获得内心的享受和情感的升华，但是往往忽略了对外界事物的客观考察。

西方人喜动好玩的民族性格以及重视个体本位，鼓励探索未知的理念，形成了冒险勇进、探索求新的旅游观。在这种观念的驱动下，西方人更喜欢投身于外面的世界，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现象，在探索未知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执着。

2.旅游目的地选择差异

中国人喜静、谨慎的性格使得最早的旅游目的地选择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特别是本土范围之内，即使是出海，也基本是沿着海岸线航行，以便可以随时靠岸。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形态的改变，中国人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偏爱与自己文化有相似性的国家和地区，在旅途中更多寻求的也是文化的共性。而在景点的选择上则偏重于著名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风景名胜等较为成熟的景区。此外，由于中国人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容易听取他人的意见，并表现出较强的从众心理，因而使得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旅游地在旺季达到饱和甚至超载状态，而那些知名度不高的旅游地则较少有人问津。(www.xing528.com)

由于国土范围的狭小，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借助海洋旅行开拓外部世界。频繁的航海旅游经历锻炼了他们冒险、勇进、向外探求的旅游性格。因此，从古至今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西方人就倾向于那些不同寻常且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喜欢参加智力和体力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旅游项目；往往首选自己不了解的地方和国家，探索异质文化与自己的差异性，在经受考验中享受成功的喜悦。在自然景观的选择上，他们大多喜欢原始古朴的景物；而在文化景观的选择上，则偏爱那些保持原始风貌的景观。此外，极强的个体主义倾向使得西方人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很少受他人的影响，往往能从自我意愿出发，坚持自己的主张。

3.旅游组织形式差异

强烈的集体意识和谨慎、求稳的性格使得中国人在外出远距离旅游时，喜欢组团活动；近程和假日旅游时则倾向于全家出游或亲友同行的方式，以便互相照顾，获得安全感；而个人单独外出旅游的情况比较少。

西方民族明显的个体主义倾向在旅游组织形式上得到了充分反映。他们往往通过独立查询相关资料的方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旅游目的地，安排适合自己的行程。为了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西方旅游者单独外出旅游的情况相当普遍。这种自主独立型的旅游方式是许多西方旅游者所推崇的，如背包客旅游，就是起步于西方国家，现在在西方年轻人中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

4.旅游审美观差异

在旅游审美心理上，中国人表现出重感悟、轻技艺的“模糊性”特色和重意境，追求情景交融的倾向，且长期以来偏重于把对山水景观的审美看成精神的寄托和对现实生活的超脱，以儒家的“比德”和老庄的“天然说”为代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儒家以山水的自然属性比喻人的道德品质，以社会伦理观念去看待自然现象，在发掘自然山水的内在气质之美中寄托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唐代李白从名山大川的神韵中领悟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豪情；宋代周敦颐盛赞莲花为君子而意在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与其说这些是对自然之物的赞颂，不如说是对个人心志的寄托。老庄的“天然说”是对民族自然审美心理影响深远的又一传统观念。它极力推崇不加雕琢的天然之美，主张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本性。历代文人官宦每当仕途坎坷、前途受阻、际遇贫困之时，多寄情山水，企图抛开世俗生活的纷扰，寻求心灵的解脱，于是自然山水又成了人们逃避现实困境的精神避难所。

相比之下，西方人重视形式结构，偏重于山水景观的外在形态美的欣赏。在旅游审美心理上，表现出重规范、讲技艺的“清晰性”特色和个体独立的分离倾向。自我与山水景观是各自独立的，对山水景观的礼赞，不是对自我的托物言志的礼赞，而是自我对山水景观的一种美感激发的礼赞，并未与主体精神状态达到同一的境界。

5.旅游消费行为差异

谨慎求稳的性格使中国人视旅游为险途，看到的更多是旅途中的不便和安全隐患，并没有将旅游当作体现个人价值、探索世界的方式，所以没有把旅游消费当成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支出。而在旅游的过程中，人们看重有形物质的消费，轻服务性消费，重纯娱乐消费，轻发展性消费的倾向。在消费结构中，交通费、景点门票费等基本消费占据较大比重，购物的倾向也特别明显。

西方旅游主体受到西方文化中外向、开放氛围的熏陶，十分认可旅游对个人品格和意志的塑造。所以，他们面对未知的旅途虽有恐惧，但更多的是向往。同时，由于西方经济发达，国民收入高，旅游发展也比较成熟，因此，他们视旅游为生活必需品。在旅游消费结构中，除交通和食宿费用外，旅游求知、考察、探险、健身等方面的消费也相对较多，此外，他们还十分重视劳务性消费。

（三）中西方旅游客体之文化差异

中西民族因其各具特色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成为其重要的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有着千差万别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无论其外表多么五彩缤纷，都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在起主导作用。这种文化精神不仅孕育了整个民族的审美心理，还直接影响到对旅游资源的利用、开发和建设上。可以说，旅游资源实际上是文化的“物化”，因此，同一文化下的旅游资源必然因共同的文化基因而产生相通之处，从而构成中西旅游资源在总体特征上的差异。

1.整体融合与结构分离

中国人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注重和谐统一的文化特征贯穿于几千年的审美观念与艺术创作之中，使得其旅游资源也显示出强烈的“融合特色”。其中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很多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被印上了深刻的人文烙印。这种融合使得中国人在欣赏自然山水时，追求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审美主体与客体在互相关照中相互交融，达到精神上的契合。此外，“整体融合”的特点不管是在文艺作品，园林还是建筑上都无不以对整体意境或神韵的追求为最高准则。例如，中国绘画讲究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为求得整体的神似，甚至不惜让画面产生形变，这一点，按照西方绘画的透视观点来看根本站不住脚；中国园林讲究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巧妙结合，追求与周围环境的高度融合，这一切都强调外在的物的形式与人的内在思想与志趣合二为一；而在中国传统建筑的组群布局中，所有的单体建筑都需得以整体的和谐为原则；至于在中国的烹饪里，每一道菜都是各种原料与配料充分调和的结果。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人把世界看成是可以不断分割的，具体化、精确化的实体的集合。这种观念使得其文化注重事物对立面的分离与个体的独立。因此，无论是在绘画、雕塑等艺术的创作上，还是园林、建筑的几何形态和布局结构上，都强调外在结构的单体艺术效果和自由独体式的分离布局特色，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强调意境，更不会将过多的感情色彩与主观情绪渗透于创作审美中，而是按照客观的美学规律去创作和欣赏美。至于在西方的饮食文化中，这种“结构分离”的特色也表现得极为明显，西餐中的菜肴都是单独烹饪的，即使是调味的佐料也是现吃现加，在饮食礼仪上，奉行的也是分餐制。

2.模糊性与清晰性

中国人强调整体、统一，因此，把握具体事物的方式是模糊的。无论是在园林艺术中虚实相生的意境，抑或是绘画艺术中对“心性”的注重，甚至是中国烹饪的最高级别，都强调主观情感的参与。而对于纯粹的技术，中国人向来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技术的最深处是非技术，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谓之“化境”。这种“模糊化”的艺术境界排斥用完全客观和规范化的模式去创造，而必须靠心灵的体悟方可获得。中国文化的模糊性特色还体现在人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委婉含蓄，如中国园林布局以全盘托出，一览无余为造园大忌，设置建筑及园林景观力求曲折含蓄，以创造曲径通幽的美妙意境。乃至于在生活中，在语言的表达上，中国人也是讲究含蓄、朦胧的。

相反地，西方人对事物形式结构的解析导致其旅游文化呈现出“清晰性”特色。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的第一个美学家毕达哥拉斯便提出从数量关系上去寻找美的本体思想，认为凡是符合理性的数量关系的，诸如圆形、球形、合乎黄金分割定律的长方形都是美的，于是，西方人便如有了一把衡量美丑的标尺，利用它来品评自然并创造艺术。因此，西方人在艺术创造上关注对象结构形态的外在比例，在园林规划上以整齐划一，均衡对称为主要原则，在建筑外观的设计上也多出现球形、圆形、圆锥等符合其美学理念的几何造型，体现出了理论逻辑的清晰和技术手段的规范化趋势。这种规范化在西方的烹饪中也体现得也极为突出，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有严格的制作程序和标准化的营养成分搭配。这种清晰性同样反映在了西方人的生活和语言表达上，如人们对“不确定性规避”的程度不高，通常选择直接面对；在表达时讲究开门见山，而不是遮遮掩掩，等等。

3.人本与神本

从古希腊多神信仰到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西方人一直保持着对宗教的强烈信仰，其文化中渗透着一定的神本思想，这在其旅游资源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以建筑旅游资源为例，欧洲遗留下来的古老建筑中最重要的多是神庙和教堂，从其奇诡的外观、巨大的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和神秘的光影变幻，都渲染着一种神秘又梦幻的宗教激情。又如，西方的雕塑、绘画等艺术的题材也一直以神为主要表现对象，从古至今从未摆脱过宗教的巨大影响。可以说，不了解西方的宗教，便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的艺术作品。

与西方宗教观念深入人心相比，中国的宗教则处于原始的状态，是天地崇拜与祖宗崇拜的交织，主要表现为对鬼神灵魂的信仰。即便如此，儒家也保持了清醒的态度，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到了非谈不可的时候，则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提醒人们注重现实生活。这种情形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本精神。无论是本土道教还是后来传入的佛教都未能掀起全民族的宗教迷狂，相反，他们在与儒家的不断融合中更趋人性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使本国的旅游资源更具有现实人生的色彩。就建筑旅游资源而言，中国现存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传统建筑多是代表政治权威的皇宫、古都、城墙和皇家陵寝。相形之下，宗教建筑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且弥漫着世俗的风格。寺庙道观多采用传统庭院式布局，体现着中国园林的风格，神也如家中长辈一样，慈祥亲切，且有求必应，而不像西方教堂那样给人庄重森严的敬畏感。中国的雕塑艺术除了石窟寺庙道观等特定宗教建筑以宗教人物为主题以外，多以世俗人物与动物为对象，而宗教人物被反映在艺术中也带有较强的人间气息。中国的绘画艺术也是主要以自然人生为表现对象，如山水花鸟、人物及世俗生活等，虽有宗教壁画等宗教题材作品，但并未形成绘画创作的主流。

以上旅游跨文化交流中的种种差异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正是因为旅游资源差异的存在才得以吸引旅游者踏足目的地，它是促使旅游产生的主要动因；另一方面，文化差异的存在往往会引起“文化震惊”，如果旅游主体无法适应，那么将带来心理甚至生理的排斥，也可能会引发与旅游客体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而阻碍跨文化交流。因此，不管是旅游主体也好，客体也罢，都要培养一定的跨文化意识，学会理解差异，尊重差异，才能最终实现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