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文化教程

（一）历史文化名城的含义与公布缘起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反映了某个时代和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最高成就，是一批长期积累起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概念的提出，即源于对城市这一特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实际上，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经过一定的程序，由国务院核准并公布的。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八条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中第二章第十四条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东南大学旅游学系主任贾鸿雁（2007）据此提出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义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2018年11月1日发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2018）中定义历史文化名城是指：“经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

我国把一个城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提出来进行保护，始于1949年3月，由“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合设之建筑研究所编制的《全国重要建筑文化简目》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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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要建筑文化简目》（以下简称《简目》）是为提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所用，共收入22个省、市的重要古建筑、石窟和雕塑等文物465处，并标注了文物建筑的详细所在地、性质种类、创建或重修年代及特殊意义和价值等内容。为了对特殊重要的文物建筑加强保护，《简目》将文物建筑分为4级，以圆圈为标志，用圆圈多少表示其重要程度。《简目》的第一项，就是把北平古都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来保护，并加上了最重要的4个圆圈的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对被战争破坏了的历史古城、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的修复和重建工作，以此作为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在发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经济中起到了明显效果。在1949年10月颁布的《苏联部长会议建筑委员会第327号命令》中，苏联首次由国家正式公布历史名城名单。该命令第一条规定：“批准苏联境内保存着大量纪念物城市的名单，置于建筑纪念物保管总局的管理之下，作为具有全苏联意义的城市。”还在附件中列举了7个联邦共和国的历史名城共20座。苏联的这个文件，对我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策有直接的参考作用。

英国在1967年颁布的《城市文明法》中，首次将“保护区”的概念引入立法范围，该法令要求地方政府提出行政辖区内的保护区，同时国家有权超越地方政府，直接把任何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建筑群列为保护区。保护区指“其特点或外观值得保护或予以强调的、具有特别的建筑和历史意义的地区”，可以是城镇中的某个地段，也可以是整个城镇。保护区中巴斯（Bath）、契切斯特（Chichester）、切斯特（Chester）、约克（York）4座城市因古建筑众多且集中成片，又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城市，被指定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古城。

日本于1966年颁布了《古都保存法》，以“保护位于古都内的历史风土作为固有的文化资产，国民在同等享受它的恩泽的同时应完好地传承到后代”。其中“历史风土”的概念指“在历史上有意义的建筑物、遗迹等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已成为一体，具体体现并构成了古都传统和文化的土地状况”，“古都”则是指“作为国家过去的政治、文化等中心，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京都市、奈良市、镰仓市以及由政令指定的其他市町村”。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等提出了对北京和中国其他历史城市进行整体保护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能得到贯彻实施。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和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传统风貌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中这样描述：“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又不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一些古建筑、遗址、墓葬、碑碣、名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近几年来，在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有的城市，新建了一些与城市原有格局很不协调的建筑，特别是大工厂和高楼大厦，使城市和文物古迹的环境风貌进一步受到损害。如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这些城市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久就会被断送，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专家提出对于古城单独保护一个古迹很难奏效，应当从城市整体上采取保护措施，于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概念应运而生。

1981年底国家拟订了第一批20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后又增加为24个，在1982年2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1983年2月30日，发布《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工作的几点意见》。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38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1993年6月10日公布第三批37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至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共有99个。2001年8月、2001年12月、2004年10月、2005年5月各增补1个，2007年3至5月增补5个，2009年1月增补1个，2010年11月增补1个，2011年1至11月增补6个，2012年3月与6月增补2个，2013年2月至11月增补4个，2014年7月与8月增补2个。2015年6月与8月增补2个。2016年增补3座，2017年增补2座，2018年增补1座。截至2019年，国务院公布了13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划定历史文化街区875片，确定历史建筑2.47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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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们对历史性城镇特征的界定为“规模较小，完整地保留着某一时期的历史风貌，或在中心地区保存有完整的历史地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阮仪三等（1998）认为，“历史城镇不同于一般城镇，拥有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等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人类的历史见证和文明结晶，主要用于生产精神产品，丰富人类精神文化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我国江南古镇的是“一种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类集聚地，并在一定的地域形成完善的、以水为中心的网络体系。”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郭文（2015）认为，“古镇”是介于城乡之间，作为一定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完整地保留历史特色的古建筑群、古民居、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区域集合体和人类聚居地。历史文化古镇的景物风貌、民居建筑、民俗文化等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反映和见证。历史文化古镇以其丰富的自然景观、历史遗址、地方特色民居和与之不可分割的民风民俗等历史文化资源，成为当代旅游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具有旅游价值，主要在于它具有不同于当代的历史信息及其文化特质。2003年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化局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第一批）的通知》，明确为更好地保护、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建筑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决定从即年起在全国选择一些保存文物信息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村），分期分批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第一批公布了的10个名镇和12个名村列入名单。2005年9月，公布了34个镇和24个村列入名单。2007年，第三批公布了41个镇和36个村列入名单。2008年10月，公布了第四批58个镇和36个村列入名单。2010年7月，第五批公布了38个镇和61个村列入名单。2014年2月，第六批公布了71个镇和107个村列入名单。2019年1月，公布了60个镇和211个村列入名单。

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三次常务会议通过《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并规定了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条件：“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还应当有2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条例中还规定：“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二）历史文化名城的特征

我国现有的13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域分布广泛，规模大、中、小皆有，直辖市、省辖市、县各级城市齐全，涉及现代城市分类中的所有类别。工业城市、交通港口城市（铁路枢纽、海港城市、内河港埠）、省、地区中心城市、县镇、特殊职能城市等，由于其有各自的历史及文化生态，形态各异，但总的来说具有如下特征，见表4-3。

表4-3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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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文化名城的分类

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为数众多，城市之间无论是在等级、规模、城市性质、物质构成、文化构成、历史沿革、现状格局有较大差异。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2003）将我国第一批24座名城分为八类：一是中国历史上大统一时期的帝都，如西安、洛阳、南京、北京；二是诸侯国家或封藩封王的首府，如曲阜、江陵、苏州、长沙、绍兴；三是边疆省区早期地方政权的首府，如昆明、大理、拉萨、日喀则、喀什；四是军事重镇，如大同、银川、榆林、武威、张掖；五是海外交通的港埠，如广州、泉州、福州、宁波、上海、天津；六是风景游览城市，如桂林、苏州、杭州、承德、昆明；七是革命历史名城，如遵义、延安；八是其他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如景德镇（瓷都）、自贡（盐都）、扬州、武汉、重庆（江河流域的重要水运商业城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王景慧等（1999）将三批共99座历史文化名城划分为七种类型，并引证实例及列表说明这种分类的结果也使有些城市兼具几种类型的特点，因此划分时只能按其主次来确定，见表4-4。

表4-4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类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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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文化系统

空间是兼具物质表象和文化表征的综合系统。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发展历史实际上经历了“实体保护—综合开发—文化发展”的辩证过程，既包括了对文化名城的相关文物实体及其空间布局的保护，也包括对其衍生出的文化象征体系的关注，形成具有记忆储存、开发实践和知识生产传播等功能的公共空间。根据历史文化名城的审定原则和保护规划标准，历史文化名城由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共同组成。在保护发展历史中，形成部分文物古迹保护到整体片区性保护，从人工要素保护到自然、人工要素整体保护以及物质、非物质文化空间保护体系。物质要素包括：一是城址环境及与之相互依存的山川形胜；二是历史城区的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三是历史文化街区和其他历史地段；四是需要保护的建筑，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已登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传统风貌建筑等；五是历史环境要素。非物质要素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内容建构了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文化系统。历史文化名城的要素见表4-5。

表4-5　历史文化名城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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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6〕号）整理。）

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文化空间

（1）城址环境及与之相互依存的山川形胜。

城市所在地的山川、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是形成城市文化景观的基础，有特色的地貌和自然景观经人类的利用、改造成为城市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历史文化名城的个性色彩，如古都西安，八水环绕南北山峰对峙，南边秦岭横亘，太白山、终南山作为城市附近的山脉，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始皇就曾在终南山的峰巅上立木，作为秦都的门阙，由终南山上下来便直达阿房宫前殿。在唐代诗人的笔下，终南山与城市建筑也常常相提并论。如杜牧《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境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祖咏《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李白《望终南山赠紫阁隐者》：“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重峦叠嶂的终南山与格局规整的西安古城构成和谐的韵律。

河北承德因“康乾盛世”的历史文化遗存“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而成为中国北方为数不多的著名风景游览城市之一。避暑山庄的选址除考虑到地处京师通向漠北交通干线“襟喉”的优越位置外，还考虑了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山川因素。承德的东北是阴山余脉、大兴安岭余脉和七老图山的交汇处，塞罕坝（阴山在木兰围场境内的一段）和七老图山像一个“八”字形的天然屏障，削弱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同时又将顺滦河、潮河流域上溯的海洋性季风、暖流阻挡于坝下，因之承德一带气候温润，雨量充沛，清凉舒爽，森林茂密，草原广阔，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地形则高、凹、曲、深兼备，富于变化；山中流泉富集，随处可引，又有温泉，具备造园的理想条件。山庄之内，山峦异势，林原广布，云容水态；山庄之外，更有磬锤峰、蛤蟆石、僧冠峰、罗汉山、鸡冠峰、双塔山、元宝山等千奇百怪的丹霞地貌造型。围绕山庄建成的承德城山环水绕，城景相融。

浙江绍兴城始建于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是少有的建成至今城址稳定不变的名城之一。城处在会稽山脉北部的冲积平原上，城郊既有会稽山脉的支峰，又有宽阔的河流湖泊，使它具有优美多姿的城外环境和城内景观。城内八山中藏，较高的府山、塔山、兼山三山鼎立，河道网布，桥梁繁密，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

山水名城桂林境内分布着占市区面积的68%以上的岩溶地貌，以岩溶峰林为主，包括峰林平原和峰丛洼地两大类，形成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山水。辖区内有洞穴数以千计，市区附近的峰林平原有石峰220座，市内大小湖塘100余个，总面积达82.05平方千米。桂林城在拥有众多优美山体的狭窄平原上，选择了一处最适中的地方作为城址，使城与山水结合得天衣无缝，真可谓“城在景中，景在城中”。

高原古城拉萨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名城之一，它磅礴的气势、神秘的色彩得益于城内外的壮丽山河。拉萨城西北部是著名的念青唐古拉山脉，由西北转向东南环绕；南部冈底斯山脉呈东西向分布。四周东有觉母丝丝，东南有明珠孜日，西南有曲加拉日，西北有岗彭吾孜等大山相连环抱。拉萨境内江河纵横，较大的有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尼木河、曲水河，其中属雅鲁藏布江、水系的拉萨河流经拉萨市区，水面宽阔，是拉萨的母亲河。境内还有大小湖泊500多个，总面积6000多平方千米，主要分布于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脉中，多为冰川湖、泊，如颗颗明珠镶嵌于高山群峰之间。这些绵亘的众多巨大山脉，奔涌的无数湍急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涛声万里的林海，映衬着威严的宫殿、寺庙，使拉萨城愈显雄浑奇伟，景象万千。

（2）历史城区的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

历史城区的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是人们创建的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产物，包括城市的形状、格局形态、空间构成、建筑形式、景观等。这些形态植根于城市所在的自然环境，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与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和兴衰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按《周礼》的要求，最理想的城市布局形状是矩形，不仅都城，包括府、州、县城都最青睐这种形状，在气候干燥、地势平坦的地区尤其如此。如北京、西安、平遥、榆林，甚至南方的苏州等名城古城区都采用矩形；大同、安阳、寿县、大理古城基本呈正方形，保定府城也接近正方形，唯西南部为便于挖掘护城河而突出。其次，还有象征天的圆形、椭圆形。为了顺应山峦起伏和河流弯曲的地形，城的空间结构也会呈不规则的形状，这在南方较为多见，如南京、常熟、景德镇、赣州、佛山等。

有些城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双重城或多重城，如呼和浩特老城是由归化、绥远二城组成的双重城；天水则由五城并联形成带形城；山海关由关城、东西罗城、南北翼城等组成防守严密的多重城；遵义由湘江两岸的老城和新城组合而成，呈极不规则的圆形和带状相结合的形态。个别的城区呈现动物的轮廓，受信仰及传统观念影响，如昆明城被认为是拟龟形而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筑云南府城时，将北部的圆通山、翠湖围入城中，位于盘龙江西岸的东墙较平直，西墙北段和南墙东段也较平直，北墙则略呈弧形。据说南门为龟头，北门为尾，东西四门为足。同有“龟城”之称的还有成都和平遥。泉州旧城被称为“鲤城”，因形如跳跃的鲤鱼而得名。

中轴对称、方格网状的道路系统是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基本思想。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从永门起直到鼓楼、钟楼，贯穿着一条长达8千米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是城市布局结构中的脊梁，皇城正门天安门、紫禁城正门午门、外朝三大殿、内廷后三宫、全城制高点景山万春亭以及鼓楼、钟楼都位于这条线上，其他的一些重要建筑也都沿线对称布置。内城的道路系统比较整齐，大多是正南北、正东西走向的街道，呈“棋盘式”格局，外城因为平民所居，道路多沿用旧路或在废沟渠上修筑，所以弯曲不规整，有不少斜街。矩形的城市大多采用与北京城类似的布局，一般的县城道路系统呈“十”字形，如平遥；府州城干道系统呈“井”字形，如安阳。不规则形的城市在其核心部分也往往会采取方正的格局，如泉州最早修筑的子城（传为唐天祐元年节度使王审知时筑）平面和一般古代城市一样，由方城和正对四门的十字形街道形成骨架。宁波城位于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汇合处，受河流地形影响，平面呈不规则形状，但内部布局仍遵从地方政治中心城市的布局模式，城市道路呈十字形，在中心布置衙门、鼓楼等公共建筑，官署居中偏北，宗教坛庙多位于南部。水网地区的城市，城市布局深受河道水系的制约和影响，如苏州城，建城2500年以来城址保持不变，水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城的平面呈矩形，道路呈方格形，城内较大的河道东西向有三条，南北向有四条，形成“三横四直”的骨架，许多小河与街道平行，呈现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前街后河的双棋盘式城市格局。城内河道纵横，桥梁星布，民居临水而建，尽显水乡韵味；道旁或尽端建有塔等高层建筑，如城北的报恩寺塔（北寺塔）、凤凰街的罗汉院双塔、虎丘的云岩寺塔、城西南隅盘门内的瑞光塔等，这些高层建筑与城市道路和河道配合良好，打破低缓的城市天际线，丰富了城市的立体轮廓。

（3）历史文化街区和其他历史地段。

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建（构）筑物且风貌相对完整的生活地区。其所构成的整体环境和秩序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风貌特色。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谈到“历史地段”时提出：“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随即1966年日本颁布《古都保存法》后，“历史地段”的概念由“文物建筑的所在地段”向“历史街区”逐步拓展。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华盛顿宪章》）中提出了影响较大的历史地段和历史城区的概念：“本宪章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地，也包括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在《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提到历史文化名城的审定原则第二条中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这是我国正式地提出将历史街区及具有历史特色的城市格局和风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构成部分，两者是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保护单位的本质区别所在，也是城市历史活的见证。2002年10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将历史街区列入不可移动文物范畴，具体规定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

杭州曾经是南宋的都城，中国七大古都之一，也是大运河的南端点，经济繁荣，素称“钱塘自古繁华”。古城的范围东起环城东路、城站，西至环城西路、湖滨路、南山路，北起环城北路，南到万松岭路、吴山脚下、望江路，总面积18700平方米。其历史街区有：清河坊历史街区、中山中路传统商业街保护区、小营巷旧城风貌保护区、湖边村近代典型民居保护区、北山街保护区、西兴老街保护区、思鑫坊近代民居保护区、小河直街历史街区、拱宸桥桥西历史街区、长河老街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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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清河坊自古是杭州的繁华地段，位于杭州上城区老城区，有丰富的历史人文遗产和文化底蕴。河坊街新宫桥以东，是南宋时期宋高宗寝宫——德寿宫遗址。南宋时被封为清河郡王的张俊住宅就在当时称之为御街的太平巷，因此这一带被命名为清河坊。南宋时期，清河坊商铺林立、酒楼茶肆鳞次栉比，是杭城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商贾云集之地。历经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直至解放初期，这一带仍是杭州城商业繁华地带。杭州的百年老店，如王星记、张小泉、万隆火腿栈、胡庆余堂、方回春堂、叶种德堂、保和堂、状元馆、王润兴，义源金店、景阳观、羊汤饭店等均集中在这一带。2000年，杭州市政府颁布《杭州市清河坊历史街区保护办法》，清河坊街区在杭州旧城改造过程中得以保留。2001年10月，河坊街主街建成。2004年10月，高银街美食街建成。整个街区体现旅游、购物、餐饮、娱乐、休闲功能。业态布局上除保留街区内著名的老字号外，以招租、联营等形式，引入商家经营古玩、字画、旅游纪念品、工艺品、杭州及各地名优土特产等。

杭州中山中路传统商业街保护区与清河坊十字相连，南起鼓楼，北至官巷口，东起光复路，西至现有道路的40米外。中山路在南宋时是都城临安的御街，是临安城格局南北走向的主轴线，也是一条传统的商业街。沿街商铺林立，诸行百市样样齐全，繁华一时，到了元代还有“一代繁华如昨日，御街灯火月纷纷”的诗句。至今在这条约2千米长的路段上，留下了方裕和、状元馆、高义泰、九芝斋、豫丰祥、邵芝岩、奎元馆等十数家名店老店，古商业街的风貌依然存在。沿街两侧仍保留着很多清代至民国初的商业建筑，还有不少仿西方古典式建筑，是市内近代建筑最集中的街道，保存完好的主要以近代西式建筑风格为主。

（4）文物古迹和近现代史迹。

文物古迹和近现代史遗是名城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成就的实物见证，如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历史上各个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是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组成要素。

古城遗址历史文化名城中，由于自然环境变化、社会发展及城市选址的需要等，往往在一个城市周围汇聚了多段城市历史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层”。文化层是考古学术语，指古代遗址中，由于古代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每一层代表一定的时期。考古工作即是从地层上正确划出上下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例如，历经20年考古发掘，我国考古学家发现在古都开封地下3～12米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其中包括3座国都、2座省城及1座中原重镇；淤埋在地下3米的清代开封城、地下5米的明开封城、地下6米的金汴京城、地下8米的宋汴梁城、地下10米的唐汴州城、地下12米的魏国大梁城构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观。这种遗址景观的形成有着自然环境、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其中，开封作为重要城市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之一，是开封所在地一马平川，河湖密布，交通便利，有着极为优越的水利网络设施。有人工开凿的运河鸿沟（汴河）可与黄河、淮河沟通，还有蔡河、五丈河等诸多河流，是这些河流的中枢和向外辐射的水上交通要道。但由于历次黄河水患使开封数座古城池深深淤埋于地面之下；地上则因黄河泥沙淤积使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河”。

多数历史文化名城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的破坏，以及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城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一次或多次的迁移，那些作为遗址的旧城址成了某一段城市史的见证。著名古都洛阳有4000余年的城市史，先后有夏、商、周、东汉、魏、西晋、北魏、隋、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王朝在此建都，留下5座不同时期的都城遗址：夏代末期二里头遗址、商代前期尸乡沟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东汉迄北魏历时330多年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和隋唐东都城遗址。五大都城遗址沿洛河排列，举世罕见，被史学界誉为“五都荟洛”，是洛阳这座历史最悠久的古都无可辩驳的证明。

此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城遗址也见证了早期的城市建设。1935年，在浙江杭州良渚镇附近发现“良渚文化”遗址证明：在今杭州西北向的良渚、余杭等地，距今5300年至4300年前就已经开始有建城史，遗址的空间结构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特殊的空间文化形态。

古墓葬：历代帝王、王公贵族、名人的墓葬，在某种层面反映了名城曾经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加上其本身具有的重大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使陵墓成为名城重要的物质构成因素。上古帝王陵是人们缅怀先祖的场所，延安因拥有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圣地，安阳二帝陵（颛顼、帝罟陵）、绍兴大禹陵也都是后人致祭的地方。后世帝王陵寝因规模宏大、墓室装饰精美、陪葬品众多而受人瞩目。“秦中自古帝王州”，关中平原是古代建都朝代最多的地区，周、秦、汉、隋、唐历代帝陵和皇亲勋臣陪葬墓集中于渭水两岸，或封土高大，或因山为陵，极为壮观。西安的秦始皇陵陪葬兵马俑坑一经发掘，震惊世界，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成了西安最负盛名的古迹。咸阳市境内分布有帝陵和陪葬墓1135座，包括著名的汉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九朝古都洛阳有东汉、西晋、北魏各朝帝陵和唐高宗太子李弘恭陵；大同有北魏方山永固陵；南京有东吴大帝孙权陵墓、南朝帝陵、南唐二陵、明太祖朱元璋孝陵；北京有金代皇陵、明十三陵和景泰陵；沈阳有努尔哈赤福陵和皇太极昭陵；银川、集安分布着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高句丽王陵。这些是城市建都史的证明。

历代王侯墓多分布于各诸侯国都和封国都，反映了所在城市历史上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如河南商丘三陵台史载为西周宋国国公的三座陵墓；荆州八岭山集中了楚王墓和明藩王墓；临淄境内156座古墓大都是春秋、战国和汉代齐国的君王、公侯、卿、大夫、贵族、名士的墓葬；扬州天山汉墓是西汉中晚期广陵王家族墓葬等。

古城墙：英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帕瑞克·纽金斯（1990）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中提出，几千年来，城墙实际上和“城市”是同义语。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建筑城墙即成为城市建设的定式，并形成城郭之制。古城墙在中国建设和开发的历史十分悠久，城墙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其历史文化价值具有独特性、垄断性、稀缺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等诸多方面。中国《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等文物保护法对其给予了相应的规定。中国现存较完整的古城墙建筑有南京古城墙、西安古城墙、荆州古城墙、平遥古城墙等，成了其所在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各省、市也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的法规条例，如《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专门针对城墙保护的法规有《南京城墙保护管理办法》《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等。古城墙研究专家余浩然等（2019）认为，古城墙文化价值丰富，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城墙实体的考古和建筑工艺价值，如墙砖的选择。以南京明城墙为例，共耗费了数亿块城砖，这些城砖来自全国各地，材质的土性也呈多样性，大多数城砖都留有铭文，可以考察当时的建筑工艺。其次是基于其设计理念、空间布局体现出的象征意义和人文价值等。比如，南京城墙以城门隐喻星斗，形成的“南斗六星”与“北斗七星”的布局，与明孝陵呈北斗星布局一致，体现了“天地合一”与“皇权神授”思想。此外，围绕城墙还流传着大量的传说、成语、民俗民谚等。古城墙开发和利用是受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决定的。古城墙所处位置长期是地方经济文化中心，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围绕古城墙展开的许多民俗活动古已有之，如南京的“走城墙”活动，被当地人视为可以驱百病而世代相沿。这种物质性和空间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塑造了古城墙的公共性，古城墙价值实现和功能发挥皆是基于此。古城墙通过一定技术手段的改造已经成为一个综合了人文和景观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物质”部分和“非物质”部分是相对均衡的，缺一不可。南京城墙依山傍水，其建造理念体现了中国礼教制度与自然相结合，后人对其人文改造实际上是兼顾了城墙实体保护和人文价值传播两个部分。在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古城墙的多种用途，也完成了对其原有功能的转换以及象征意义的替代，将之塑造成为现代旅游符号消费的产物，以及一种涉及总体性社会事件的现代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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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墙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完工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历经20年，原长37.676千米，为古代世界之最，开13门，现存尚有21千米多，有城门4座、水门1座。南京城墙一反以往都城墙方矩形的古制，因山川地势蜿蜒起伏，呈不规则形。现存中华门是明城墙13门中最大的一座，原名聚宝门，有3道瓮城，27个藏兵洞，雄姿巍峨，恢宏壮观，世所罕见，是南京市的标志建筑之一。

西安城墙是全国古城墙中保存较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建于明洪武年间，在唐长安城皇城城墙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周长13.7千米，内为夯土，外包青砖，城四角各有一座角楼，四门各有三重门楼，城外有护城河，整个城墙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西安城墙已成为西安古城最显著的标志。

现存平遥古城墙（见图4-5）筑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嘉靖、万历及清代有过补修，周长6163米。城墙上建有3000个垛口、72座敌楼，象征孔子的3000弟子、72贤人。城墙有6座城门，各有瓮城，形如龟，有“龟城”之说，寓意“固若金汤，吉祥长寿”。

图4-5　平遥古城墙(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中国世界遗产网https：//www.sinowh.org.cn/）

宫殿、宫殿遗址、衙署：中国古代多数城市以突出政治中心为主，城市规划和建设受到城制的影响，宫殿、衙署在城市中占据突出的地位，它们也是城市曾经的政治地位的体现。“房”“殿”“宫”“台”“寝”“堂”等是中国古代对各类建筑类型的不同称谓。随着社会发展和建造技艺的进步，早期的“贵贱所居”、以避寒暑的简陋宫室逐渐“尊者以为号”，“宫殿”成为建筑形制和级别最高的建筑类型，成为帝位居所的专用名词。“宫”是早期的一般居住建筑的统称，现在一般是将皇宫建筑的居住部分称为“宫”，如后宫等。而位于建筑群落中前部，进行系列上朝理政、举行礼仪活动的区域称为“殿”，建筑单体通常高大宏伟。北京是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明、清的都城，宫殿建筑保存完好。紫禁城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现存房舍8707间，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布局严整。从整体上看，紫禁城沿中轴线呈对称性，南面和北面分别是“前朝”部分和“后寝”部分。从局部上看紫禁城的建筑群又是由许多单体建筑沿着中轴线排列结合配置组群而成，在长达1600米的中轴线上，通过封闭的、连续的、对称的封闭的院落空间，形成逐步展开的建筑序列来烘托建筑的等级森严和宏伟壮观，其空间秩序体现出的理性美和政治性的统一。

宫殿从选址到建造通常也体现了民族的文化观念，如布达拉宫的选址建在拉萨河谷盆地中央的红山上，符合藏族堪舆风水观。自初建之时，取法自然，依山势而建，不讲究中心对称，居高临下整个拉萨平原谷地。佛教传入后，更是把红山神圣化、佛教化，取名“布达拉”（梵文，意思为普陀胜景，观音净土之意）。

在省城与府、州、县城这些地区中心城市中，体现其城市行政等级的是衙署建筑。如地处太行山东麓的保定，原为北魏设立的清苑县，宋为保塞军，后升为保州，州、县治所始迁至今保定城区。从明代到清末年间，保定府城内拥有包括直隶总督署、直隶布政使署、直隶按察使署、直隶省分巡清河道署、保定府署、通判署、清苑县署、直隶审判厅、直隶检察厅、提督学政署、淮军公所等众多衙署建筑，机构庞大，所以有人称之为“保定七十二衙署”，现存比较完整的衙署有直隶总督署和直隶审判厅等。自清代以来，不同职能的衙署发生的历史事件和直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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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八年（1669年）起，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保定从此成为直隶省会。雍正二年（1722年），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雍正七年（1727年）将原保定府衙改建为直隶总督署，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历经8帝128年，这里始终是直隶省的军政枢纽机关。民国以后则为直隶督军、川粤湘赣经略使、直鲁豫巡阅使、保定行营、河北省政府驻地。清代直隶省是拱卫京师的要地，直隶总督是各省督抚中的津要之职，曾在总督署驻足的74位总督中，包括李卫、方观承、刘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著名人物。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誉，是全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衙。就其空间文化形态而言，其署址在保定城中心位置，在众多的衙署中“众星拱月”。在建筑色彩运用上，总督署体现中国古代衙署依据定制，大都采用冷色调，青砖黛瓦、暗色楹柱、梁枯彩绘、青蓝碧绿的特点；就院内设景而言，衙署建筑的景物装饰多集中布置在内宅。所有这些建筑手法的运用，都在于创造出一种严肃的气氛，以体现统治阶级的权威。整个总督署主要是包括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并配以左右厢房、耳房等的五重院落，以及东路的东花厅、外迁押房等，均为小式硬山建筑，基本保存完好。以直隶总督署为代表的清代官式衙署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不同的历史发展使不同地区的衙署具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纳楼，原为红河流域的彝族部落。清时，纳楼为普氏土司的代名词，普氏土司是彝族三大土司之一。元朝初年，设纳楼茶甸千户所，隶阿僰万户府。至元年间，改隶善阐万户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采取“率土归附”“以原官授之”的拉拢政策。纳楼千户普少持印归附，朝廷授其世袭土司，隶临安府，开启了纳楼土司数百年的基业。此后500余年里，纳楼土司的统治相对稳定。清光绪九年（1883年），朝廷为削弱土司势力，将纳楼土司其析为太和、永乐两司，继而分解为四舍。现存的纳楼土司衙署为第四土舍（土司的属官）普应隆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所建，位于今建水县坡头乡回新村。纳楼衙署建筑既具有彝族建筑的传统特色，又兼具汉族建筑之长，是彝、汉建筑文化融合的典范。

红河地区的彝族人民多用生土材料，形成当地特色的土掌房：墙体较厚，采用土墙平顶的形式；外部封闭而具有稳重的特征。衙署的大门采用单坡形式，坡度较大，层高较高，十分高大，庄严结实，富有彝族建筑特色，四面有厚实高大的土墙围护，墙体的材料和垒筑方式与传统的土掌房相似，使衙署建筑能以一种“高”姿态，融汇于周围传统民居当中。受中原汉族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衙署整体布局为汉式的三进四合院。大门两边外墙转折形成的八字大门的形制，极富汉族官衙建筑特色。衙署建筑的正堂，摒弃了传统生土夯筑的彝族建筑形式，呈现抬梁式木结构体系，内部环境已与汉式建筑相差无几。衙署后院四周的厢房均为两层，回廊环绕，也是对汉族传统跑马楼形式建筑的模仿。整体而言，纳楼衙署的建筑形制和内部空间都极具汉化倾向，但整体又具有当地“土掌房”的气息，整个衙署建筑呈现出一种地域特色的自信和文化交融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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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楼土司衙署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回新村，坐西朝东，三进院，占据村内制高点。照壁是建筑的前奏，和大门间隔百余米的练兵场，两侧为辅助用房。大门为牌楼式建筑，三开间，外墙向两侧转折呈八字形。碉楼矗立两旁，上层开枪眼，作防御之用，下层设拱门，供车马通行。

第一院是前厅，为土司办公之所。两侧的厢房，两层三间，为收租、储藏贡物之所。屋内原设水牢，用以关押犯人。正堂位于院子西面，三开间，是土司审理公务和举行盛典之所。

第二院为过渡空间，以花廊连接正堂和后院。花廊两侧为厢房，三开间。西面厢房靠近正堂的位置，有个小天井。穿天井，可至厨房，厨房内设灶台和水池。

第三院为后院，是土司及其家眷生活起居之所。院落居中，四面屋宇环绕，为两层回廊式建筑。正房位于院子的北面，一明两暗三开间。明间是起居室，左右两边为卧房。院子两侧厢房为土司的书房。厢房两层回廊相连，外侧回廊对着细长的夹院。正房后的夹院两端各有一座碉楼。碉楼森严壁垒，由厚实的土墙砌筑。受到汉族衙署形制的影响，其空间序列遵循了中轴对称的布局，其各进地坪就着地势沿着主轴线逐进抬高。屋宇平面规整，各进之间以院落作为过渡。在正堂之后，都有一个“工”字形的院落。纳楼土司衙署效仿了中原汉族建筑的样式，以榫卯将木梁、木柱组合构成房屋骨架，再以当地的土坯墙作为围护。衙署中的木构架主要为抬梁式，如衙署后院建筑中便选用了抬梁式木构架。抬梁式结构体系的选择，使建筑内部获得了更加宽敞和灵活的空间。纳楼衙署中，柱础有圆柱和方柱两种，有圆鼓形、金瓜形、瓶形等形式。柱础面上刻有云纹、“卐”字纹等多种纹样，技艺精湛。

纳楼衙署的大门，为木结构牌楼式建筑，十分高大，装饰及色彩颇具彝族建筑的特色。檐下的彩画以蓝色调为主，辅以红、黄、白、黑，题材为花卉、彩凤、云龙纹等。大门上绘有门神，这些汉族传统装饰的表达，也体现了土司祈求吉祥安定的愿望。大门立四柱，三开间，中高两低，单面歇山顶。屋脊中线在外墙处，屋顶向外延伸，挑檐翘角。檐下饰有彩凤和云龙纹，色彩以蓝色调为主，辅以红、黄、白、黑等色彩。除衙署大门外，纳楼土司衙署的屋脊主要为游脊的形式。游脊样式简单，脊身由瓦片相叠累砌而成，两端微微翘起。屋面材料多为青灰色筒板瓦。由于等级的限定，建筑在屋顶样式上主要选用硬山顶的样式。级别高一些的，仅纳楼衙署的大门采用了单檐歇山的形式。卷棚顶在一般建筑上较少使用，常出现在园林建筑中，纳楼衙署第二进院的两侧厢房中却使用了卷棚顶，使屋面更富变化。

钟鼓楼：钟和鼓原来都是古代的乐器，由于它们本身的特性，也被人们用来报时。从汉朝起就有了天明击鼓催人起和入夜鸣钟催人息，即“晨鼓暮钟”的制度。唐长安采取封闭里坊制度，定时启闭，实行宵禁。在宫城正门承天门上设钟鼓，作为全城的司时中心，在各主要街道及坊门上也设鼓，随承天门鼓声而动，为启闭坊门的信号。其时州、府、县城也在衙城或衙署外门上设鼓角，称为谯楼，作为城市司时中心。明清时期，在很多州、府、县城中，司时功能也从衙署谯楼分离出来，建造了专门的钟楼和鼓楼。

城市钟鼓楼建筑通常居于城市的中心区域，建筑较为高大，高度高于城内的一般建筑，形式较为多样，而现存钟鼓楼建筑案例中，以砖石台基承托木质楼阁的形式居多，除报时作用外，还承担如观望火情、维持社会治安秩序等功能。其在城市空间中的文化意义在于起到的中轴线作用和呈现了中国封建时期的礼制威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大部分城市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政治权利的中心。这些城市的营建体现了当时社会制度的最高准则。注重王权思想，营造政治秩序，集中反映在城市中重大建筑的布局及城池规模上。从都城到县城，由统治中心建筑、城池规模、平面布置、钟鼓楼、文庙等共同组合形成了一个礼制体系，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礼制，并构成城市空间景观的有序性：屋顶有序，开间有序，高低有序、色彩有序、方位有序等。如北京钟鼓楼始建于元至元九年（1272年），处于元大都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的位置，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重建，清乾隆十年（1745年）再次重建钟楼。明清北京城较元大都南移，钟鼓楼是北京南北中轴的终点。北京鼓楼位于北京市中轴线上、鼓楼东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交会处。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建设贯穿了皇权至上的封建礼制思想，中轴明显，整齐对称，充分体现着帝王的尊严。古代钟鼓楼承担报时、报警、城市中轴线标志等政治功能，同时钟鼓楼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周围一般多为店铺林立的闹市区。因此也产生了经济功能。北京钟鼓楼一带，在元、明、清以及民国初期一直都是北京城中的繁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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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访古录》载：“燕京有四大水镇，积水潭即其中之一。在元时即为水运终点（南货北运进京的终点）码头。有很多的官船与民船，运来南方等地的商品。舳舻蔽水，盛况空前。附近的地安门、鼓楼大街，在当时就成了繁华的商业市场。”

清人震钧《天咫偶闻》载：“地安门外大街，最为骈阗。北京鼓楼，二里许，每日中为市，攘来熙往，无物不有。”又《庚子纪事》载：“近来后门大街，西单牌楼……被烧抢各铺户，均按原业修复，比前尤觉华丽，金碧辉煌，人腾马嘶，依然兴隆世界。”

祭祀、纪念建筑：根据考古发掘所得的材料看，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600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专门的祭祀性建筑。根据祭祀对象不同，祭祀建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祭祀自然神，包括天、地、日、月、风云雷雨、先农之坛以及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庙等。第二类为祭祀祖宗，包括帝王宗庙（太庙）和臣民家庙（祠堂、宗祠）。帝王宗庙被视为统治的象征，具有特殊的神圣性和极其崇高的地位；家庙则被视为家族的根本，是家族成员的精神支柱。第三类为祭祀圣哲先贤，包括孔庙、儒家贤哲庙、古圣王庙、贤相良将庙、清官廉吏庙、著名文学艺术家庙、忠臣义士烈女庙等。

如由皇帝亲自致祭的天地、日月、社稷、先农之坛和太庙等是都城的主要建筑，城制中不仅明确规定了“左祖右社”，其他坛庙也各有方位。北京城至今较完整地保留有这些祀典建筑。在紫禁城南、天安门东侧立有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天安门西侧是社稷坛，为祭祀土神和五谷神的场所。城南郊建有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敬天祈谷之地。在受祭的天地神祇中，天帝是最高的神，因此，祭天之坛被设计为三层（与社稷坛相同，而地坛为两层，日坛、月坛和先农坛只有一层，层数的多少完全依照其神格而定），天坛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最重要和规模最为宏大的祭祀建筑群。城北部有地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地祇神的场所。城东和城西分别建有日坛和月坛，分别祭祀大明神（太阳）和夜明之神（月亮）及诸星宿神祇。天坛西侧有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风云雷雨、岳镇海渎、京郊山川、都城隍等神的地方。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的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历代帝王、功臣的场所，供奉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元、明历代帝王167位，东西两列配殿分列79位功臣。

祭祀圣哲先贤的建筑首推文庙和武庙，文宣武成之祀本隶属于国家宗教体系之中。对孔子的奉祀始于孔子死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下令将孔子故居三间立为庙，以后随着孔子地位不断提升，建庙祭孔成为尊孔的重要内容。东汉桓帝元嘉三年（153年）第一次由国家在首都洛阳为孔子建庙祭祀；南朝宋孝武帝曾下诏建孔子庙与诸侯礼仪同等；唐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皆立孔子庙祭拜孔子，这是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在全国建立孔庙；到唐高宗时又下令督促“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宜令所司速事营造”，孔子之庙遂遍于天下。宋代孔子被加封为“至圣文宣王”，孔子嫡长孙被封为衍圣公，沿袭32代。元代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在大都建孔庙，十一年（1307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现今位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的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之地，加号诏书碑也仍完好地树立在孔庙大成门左侧。

近现代史迹：近现代史迹包括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近现代名人故居及纪念建筑和近现代优秀建筑是城市在近现代历史地位的体现。如武汉自20世纪以来，先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心、国民大革命的中心和抗战初期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武昌起义在这里爆发，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此组织总同盟大罢工，国民政府曾设于武汉，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在此召开，武汉三镇的庚子烈士墓（1900年自立军起义领导人唐才常、傅慈祥等七位烈士合葬墓）、三烈士亭（辛亥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党人就义处）、鲁兹故居（辛亥革命时期掩护反清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活动的场所及抗战初期周恩来、朱德等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起义门、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辛亥革命烈士墓、黄兴铜像、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施洋烈士墓、武汉国民政府旧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开幕式暨陈潭秋革命活动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暨湖北省总工会旧址、八七会议会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向警予烈士墓、红色战士公墓、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等昭示着武汉在现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地位。

2.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非物质文化空间

历史文化名城除有形的文物古迹、历史街区、格局形态外，还拥有无形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共同反映着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构成城市非物质文化空间，主要包括以下要素。

（1）历史事件。

名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反映了城市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城市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文化发展的体现，对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特色的形成也有重大影响。

如洛阳从夏商到北宋3000余年间，建都（包括陪都）长达2000年之久。宋人李格非说：“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司马光有言：“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在洛阳发生过商汤即位、平王东迁、光武中兴、党锢之祸、董卓之乱、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武则天称帝等政治大事。许多文化事业上的大事也发生于洛阳，如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入周问礼。周公营建雒邑后，依据周原有的制度，参酌殷礼，建立各项典章制度，即所谓“礼乐之制”。道家创始人老子曾为东周的“守藏室之史”，长期在洛阳管理图书典籍，所著《道德经》是道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作。汉代曾以黄老之术治国。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创立后，以《道德经》作为主要经典，尊老子为教祖，洛阳是道教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东汉永平求法，佛学首传于洛阳，国家创建的第一座佛寺诞生于洛阳。汉魏时，佛经与佛律大都在洛阳被翻译出来，最早的汉文佛经《贝叶经四十二章》和汉文佛律《僧祇戒本》都从洛阳传播至北方。北魏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洛阳的佛寺多达300余所。在洛阳城南的龙门山上，还开凿了著名的龙门石窟。隋唐时期，洛阳刹庙林立，香火隆盛，继北魏之后大规模开凿龙门石窟。洛阳白马寺不仅是中国佛教的“祖庭”“释源”，而且影响周边诸国：约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4世纪传入朝鲜；6世纪前期传入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华人、日本人旅居欧美，佛教在欧美也有所流传，源流所系，均在洛阳。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风渐炽，京都洛阳一批名士大兴清谈之风，代表人物有何晏、阮籍、向秀、郭象等。北宋洛阳程颍、程颐兄弟同受业于周敦儒，他们提出了“理”的哲学范畴，并以此阐释封建伦理道德，把三纲五常称为“天下之定理”。其学说被称为洛学。洛学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论证“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维护封建秩序。“二程洛学”开理学之先河，而宋明理学是宋代之后漫长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根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东汉、魏晋以至北宋等时期，洛阳还是硕儒云集的文化中心，许多重要的著作、发明诞生于此，如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制浑天仪、候风地动仪，马钧发明指南车、龙骨水车等，均在洛阳研制成功；东汉王充作《论衡》，班固、班昭著《汉书》，晋左思撰《三都赋》，陈寿撰《三国志》，北魏杨街之著《洛阳伽蓝记》、郦道元著《水经注》，北宋欧阳修修《新唐书》《新五代史》，司马光纂《资治通鉴》等，也都基本在洛阳完成。这些文化、科技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洛阳赢得了中国文化版图上“天下之中”的崇高地位。

（2）名人轶事。

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荟萃，名家辈出。城因人而显，如孔孟之乡曲阜、邹城，史圣故里韩城，周恩来总理家乡淮安，南阳为诸葛亮躬耕之地，荆州为关羽驻防之所，长沙是屈子行吟、贾谊凭吊的“屈贾之乡”，柳州是柳宗元“种柳柳江边”的故地。人为城增添光彩，杜甫寓居成都3年多，留下247首诗歌，既有“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蕴藉妩媚，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民情怀；包拯任职端州（今广东肇庆），改造沥湖（今星湖），治理水患，垦荒储粮，兴文办学，清风两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是为官的楷模。名人与名城相得益彰，名人的高风亮节、遗风留韵让后人津津乐道。

如浙江绍兴古往今来，人才辈出，灿若群星。历史上，涌现出大批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和他的谋臣范蠡、文种，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历史学家赵晔、袁康、吴平，东晋南朝书圣王羲之、山水诗人谢灵运，唐代政治改革家王书文、诗人贺知章，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书画家徐渭、抗倭英雄姚长子、戏曲家王骥德、医学家张介宾、理学家刘宗周、文学家王思任、张岱、祁彪佳，清代文史学家章学诚、李慈铭、平步青，书画家赵之谦、任伯年，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徐树兰以及教育家蔡元培、杜亚泉、许寿裳，民主革命家徐锡麟、秋瑾、陶成章，文学巨匠鲁迅、政治活动家邵力子、经济学家马寅初、科学家竺可桢、史学家范文澜、数学家陈建功、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都出生或生活在这里。绍兴还是历代文人墨客向往的地方，汉代司马迁、蔡邕，晋代陶渊明，唐代李白、杜甫、元稹、刘长卿、孟浩然，宋代王安石、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范仲淹，明代袁宏道等都曾到过绍兴。这些名人在绍兴留下令人景仰的业绩、动人的篇章，遗物遗迹遍及全城，遗闻逸事流传百代，绍兴也因此而赢得“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山清水秀之乡”的美名。

（3）学术文化。

历史文化名城是文教发达之地，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派别诞生于名城中，名城就成为学术重镇，如曲阜是儒学的诞生地。战国时代设立于齐都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论坛和讲台。自桓公田舞设学宫招徕文人学士讲学著书起，至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时学宫鼎盛，先后有数百千人云集稷下，著名者有淳于髡、骆衍、田骈、接予、慎到、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荀况等。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汇聚在一起，一方面各家各派之间、一家一派内部不断展开争鸣，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另一方面，又在争鸣中互相学习、吸收，使自己的学说得到发展。战国时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达到高峰，临淄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学宫推动了整个中国先秦学术文化的发展，泽被后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稷下学风，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

扬州在清代产生了乾嘉学派的重要分支——扬州学派，影响很大，还有太谷学派。宁波号为“浙东文化渊薮”，学术流派有南宋“四明学派”、明代“姚江学派”、清代“浙东学派”。四明学派也称“四明陆学”，以研究、师承陆九渊的心学为主，兼综朱子理学及金华、永康诸学说而成。姚江学派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所创，又称“阳明学派”，集中国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浙东学派的创始人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倡学术“经世致用”，经济“工商皆本”，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史学、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多方面，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明清宁波的藏书文化全国驰名。明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建藏书楼天一阁，罗致海内奇书，藏书达7万卷以上，并订立了严格的图书保藏制度，使藏书直到近代一直得到较好的保管。清乾隆帝在修《四库全书》后，仿天一阁建造了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北方四阁和文汇、文宗、文澜南方三阁，以置放《四库全书》，遂使天一阁名闻天下。宁波还有清代藏书家黄澄亮的藏书楼五桂楼，藏书超过6万册，有“浙东第二藏书楼”之称。常熟的藏书也素负盛名，见于记载的历代常熟藏书名家有宋代祁时、钱俣，元代虞子贤、徐元震，明清钱曾、席鉴、陈揆、张海鹏、张金吾、瞿绍基、赵宗建、翁同稣等；著名藏书处有明代东湖书院、稽瑞楼、借月书房、爱日精庐、铁琴铜剑楼等。常熟藏书向以宋元精篥、孤本、善本、精秘钞本而著称，涌现出一批精于考订、校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

一些区域中心名城是地方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如洛阳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地，北京、邯郸分别是燕赵文化的发祥地，苏州、绍兴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荆州、长沙分别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重镇，成都是蜀文化的发祥地，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等，这些名城都是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4）文学艺术。

历史文化名城与文学艺术有着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联系。文章诗词缘山川胜迹而发，以名城为重要的题材；名城籍文章诗词而名扬四方，流光溢彩，增加文化底蕴。汉代以来就专门出现了用于讴歌城市的赋体，如扬雄《蜀都赋》、班固《西都赋》《东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左思《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等。还有诸多小说作品以名城为背景。如唐人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长恨歌传》等以长安为故事发生地；宋元话本时时表现着东京、临安的繁华场景；《红楼梦》《儒林外史》则有较多文化内容来源于南京。

名城的经济文化发展为各种艺术形式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和源泉。戏曲曲艺、音乐歌舞、书法绘画、园林盆景等是名城绵长历史和厚重文化的体现。荆州曾是楚都和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歌楚舞，绵延至今。今天的荆州民歌，上承楚国民间音乐，独具一格，流传广泛，有田歌、号子、儿歌、灯歌、宗教歌、风俗歌、小调、革命历史民歌八大类，特别是风俗歌中的座丧鼓，是哀悼亡者的挽歌，有春秋余音，被称为“古代歌曲的活化石”。泉州南戏被列入亚太地区的口述与非物质遗产，包括梨园戏、打城戏、高甲戏、木偶戏等。梨园戏以泉州声腔表演，至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保留着宋元南戏风貌和特有的艺术程式，被誉为宋元南戏在泉州的活文物。梨园戏的音乐与南音关系密切，曲调和道白都用泉州方言。高甲戏源于民间演唱的宋江戏，是糅合京戏、乱弹、漳州竹马戏和梨园声腔的福建一大剧种。打城戏源于僧道两教的宗教表演活动，后又吸收木偶的演出活动和京剧的武功，是一个独特的宗教剧种。泉州提线木偶源远流长，表演难度大，精彩动人，音乐以南音和梨园唱腔为主，外加民间十音吹奏，有780余个新旧剧目；掌中木偶又称布袋戏，相传起于明嘉靖年间街头的说书表演，活灵活现，神奇敏捷，妙趣横生。南音源于西晋中原文化和清商音乐，至今保留着晋唐古乐的遗响，是泉州古老的地方音乐。几百年来，南音保持着自己的声腔风貌长期不衰，有上千个衮门、曲牌和曲子，还有不少沿用汉唐的古曲牌名，使用的乐器有汉唐的曲项琵琶、古老洞箫、二弦、三弦，元代云锣等。泉州还有笼吹、车鼓、十音、踢球舞、拍胸舞、七星灯舞、火鼎舞等民间音乐舞蹈。

苏州昆曲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许多地方剧种都受到过昆曲艺术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中国戏曲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演出的身段、程式、伴奏乐队的编制等，都是在昆曲的发展中得到完善和成熟的。昆曲在剧本、音乐和表演三个方面表现出突出的文化价值，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一批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同入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古琴艺术在扬州、常熟、南京等地得到继承，扬州广陵琴派200多年来代有传人，常熟虞山琴派以清、微、淡、远为特点，为琴史所推崇。丽江纳西古乐、建水洞经音乐、青城山道教音乐、崂山道教音乐、曲阜的箫韶乐舞、云门大卷乐舞等都有很强的地方特征。

（5）工艺特产。

名城在历史上大多有较为发达的经济，传统工艺、土特产品是名城传统经济的支柱，它们传承到今天，成为名城宝贵的历史遗产。传统工艺特产的内容极为丰富，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四川地区自古酿酒业发达，酿酒历史可上溯到先秦时期，宜宾五粮液、泸州老窖、古蔺郎酒、成都全兴大曲等都是国家名酒。宜宾两千年来名酿辈出，宜宾出土的大批汉代酿酒、取酒、饮酒器、沽酒陶俑、饮宴画像石刻，以及历代连篇累牍地对宜宾美酒的题咏等都表明了宜宾作为酒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突出地位。名城泸州现存的明代老窖池、流杯池、百子饮酒嬉戏图石刻、明代瓷酒瓶等都是酒文化的珍贵文物。

岭南名城潮州的文化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其工艺特产上有强烈的体现。潮州陶瓷业自晋代以来已有深厚的根基，在宋代被誉为“广东陶瓷之都”，今天传统工艺美术陶瓷以玲珑、细腻、清新、素雅的艺术风格闻名遐迩；属于粤绣一大流派的潮绣有绒绣、纱绣、金银绣、珠绣四大类，以色彩浓烈、富于装饰性而著称；潮州抽纱以瑰丽多姿、技艺精巧闻名，有数十种制作工艺；金漆木雕在漆未干透时即贴上真金箔，远观近看，金碧辉煌，极具岭南风格。

案例分析

恩施土司遗址及旅游文化空间重构

土司制度在鄂西南存在将近500年，留下了大量的城址遗址、建筑遗址，以及数量众多文物与文史资料，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是恩施唐崖土司遗址和容美土司遗址。它承载着我国土司制度和湖北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具有十分突出的遗址特征。以遗址文化空间的重构来实现恩施土司遗址的保护与开发，推进恩施乡村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途径。作为历史文物类资源，恩施土司遗址特性显著。一是规模性。从遗存形式来看，有十多种类型，如官署建筑、碑刻梅匾、土司墓群、印章文献、土司谱牒、办公用具和文房四宝、礼器兵器、服饰、生活器物、诗作、军事遗址、建筑，表演艺术、饮食和节日文化等。其景观宏伟，遗存丰富，历史信息蕴含量大。二是价值性。作为土司制度的实物见证及民族遗迹，恩施土司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珍贵的文化价值以及土家族文化传承的实用价值。三是稀缺性。遗址的布局、形制、建筑风格、自然环境以及它所蕴含的精神文化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决定了其在科学研究和艺术价值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四是不可移动性。遗址规模体量庞大，难以迁移，如果移动，就可能失去作为遗址的意义。五是残缺性。恩施土司遗址的存在已基本丧失了原有功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化现象或已经过去的一段历史标志而存在。其表现首先在于形象的残缺，如残砖、断瓦与废墟，只有通过考古发现，才能显现出某一部分。在遗址的文化内涵上，民俗、节庆、商业文化等都无法直接获得，需要专业人士借助于文字、图纸资料与实地调研进行总结与整理。

恩施土司遗址在土司制度消亡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它却承裁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不可忽视的价值。一是史学价值。它既是一部凝固的土司制度兴衰史，又是一部土家族的断代史，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作为为数不多、保存相对完整的土司皇城，唐崖土司皇城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人们研究土家族、土司制度时期的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依据。二是学术价值。它积淀了丰厚的历史底蕴，折射出厚重的地域色彩，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些遗迹和遗物，如唐崖土司的牌坊、石人石马等遗迹建筑，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为研究恩施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演变及地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三是艺术价值。它是土家族建筑艺术宝库，为探索武陵山区悠久灿烂的建筑、雕刻艺术提供了实物见证。其浮雕、透雕、镂空雕等各种技法运用娴熟，文字遒劲飘逸，动物栩栩如生，人物形神兼备，造型形象逼真，显示了土司时期恩施工匠驾驭各种建筑技法的高超水平。四是旅游开发价值。保存完整、知名度高、蕴藏着丰富民族文化的唐崖土司遗址、容美土司遗址，都是品质良好的遗址类旅游资源，可以成为遗址文化旅游的主要吸引物，其非常良好的旅游开发价值在近年已凸现出来。恩施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的构建应以土司遗址为核心文化符号，以恩施地理空间、土司遗址旅游开发为主要活动的当代区域经济发展为主。因此，其旅游文化空间是由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经济空间和空间主体构成的复合体。

第一，构建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的核心象征。恩施土司遗址作为一项历史遗存，最重要的价值是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它是恩施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和区域拓展可以依托的基础。土司遗址保护完全可以成为区域文化复兴与建设开发的聚合工程。因此，恩施土司遗址保护不仅仅是对遗址的保护，也是对具有较强生产性的文化空间的重构。其核心象征不再是对土司历史遗址的保存，而是对以土司遗址为主要景观的遗址旅游的合理开发，从而实现历史遗址在当代社会的多重价值。

第二，构建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千百年来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产物，构成文化空间的精神素质，即民族性。恩施土司遗址文化空间构建的核心价值观表现为对土司历史的记忆、由土司制度而衍生的族群记忆以及当代旅游对传统文化开发的集体意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遗址旅游开发也日趋多样化，如依据考古发现及历史记载，在原遗址基础上恢复原貌；或按遗址原貌另择他处复建遗址；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创新遗址展示历史文化体验的游憩方式。可以建立内容丰富、游览紧凑、结构合理的游憩结构，创意独具特色的品牌形象，延伸产业链，形成遗址保护展览与文化体验的产业体系。因此，遗址旅游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一定是兼顾历史遗存、历史记忆以及对当代旅游产业开发的遗址保护与合

理利用的价值观。

第三，构建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的特色符号。恩施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是由以土司遗址为主导符号而构成的特殊旅游空间，其中包含了土司历史遗存，与土司相关的民族文化，以及与土司制度相关的历史记忆、信仰、观念和传说等等一系列特色符号，这些符号可以通过虚拟视景漫游、虚拟体验式漫游、环幕投影系统、360度全景虚拟场景展示、虚拟考古体验、幻影成像系统、虚拟网络游戏、交互式多媒体展示等高科技进行虚拟展示。同时，也可以通过旅游产品化即符号产品化、游线产品化、市场产品化、时间产品化和交通方式产品化，对旅游文化符号进行展示，同时也宣传与保存了土司旅游文化的核心象征与价值观。

第四，明确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的主体。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的主体是由多元化的人组成的，涉及政府、社会相关团体、民族精英、当地人及外来旅游者等。文化空间的主体是最具能动性的因素，如政府与社会相关团体的涉入可以使土司遗址开发更科学、合理和有秩序，民族精英与当地人在旅游文化空间的展示中更具有情境性。相关文化空间主体对土司遗址旅游开发不能脱离历史价值，应对遗址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使游客在遗址旅游中得到深刻历史熏陶和独特文化体验。

资料来源何蓉.恩施土司遗址及旅游文化空间重构［N］.恩施日报，2020-5-11（4）.

【案例提示】

1.恩施土司遗址在土司制度消亡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为什么说它承裁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不可忽视的价值？

2.如何构建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

本章小结

旅游是人们转换空间和生活方式的表达。现代旅游作为一种新的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文化社会体验形态，旅游行为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两个维度实现了旅游文化的拓展，实质上都属于旅游空间文化的不同类型。本章第一节主要理解“空间”的相关概念，主要探讨了旅游空间的定义和分类。第二节以中国传统村落与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与发展为例，分析了文化生态系统与村落文化，并论述了乡村旅游与乡村景观。第三节梳理了对城市的理解，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为例，分析了城市的文化与特色。

重要概念

旅游空间：是以物理环境为基础，反映了其中游客进行旅游活动的现象，并记录了旅游活动中事件的经过。同时，旅游空间还承载了社会交往和经济关系的内涵。

旅游空间生产：是指资本、权力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旅游空间重新塑造，并以其作为底板、介质或产物，形成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过程。

旅游景观：是指能吸引旅游者并可提供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可视物像的总称。旅游景观是客观存在于一定空间的事物、景物、景象的综合，它们具有旅游价值、蕴藏旅游功能，能吸引游人开展旅游活动或开发旅游产业的自然要素、人文要素、环境要素的综合实体。

文化生态系统：指由文化群落及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含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构成的有机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