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系统的意义和影响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ard）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中最早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通过“适应”使一定规模人口的生存所需与其生活环境的供应潜力之间得以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他认为，一方面文化是在进化和向上发展的，另一方面这种进化的路径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相似的生态环境可能会造就不一样的文化形貌，而不同的生态环境也可能诱致类似的文化形态，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世界各地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一个文化内部总会有一组较其他文化特征具有更重要功能的文化特征，它们是该文化系统或文化类型的决定因素，每个文化系统中有“文化核心”和“次级特征”。“文化核心”是指和生计活动及经济安排有密切联系的部分，这一核心包括了对经济活动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文化模式。而与文化核心联系不太紧密的其他许多次级文化特征则源于文化核心的各种文化体现，在外观上它们各具特色。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将文化类型分为有代表性的三个层次：家庭、群落和国家。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类型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家庭或群落所代表的简单的文化类型并不会因为复杂类型的出现而完全消失，它们只会作为特殊的、依赖性的群体的一部分而逐步改变。因此，文化生态系统指由文化群落及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含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构成的有机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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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为居住。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生物学家海克尔（Haeckel）于1870年使用，当时是用来指生物的聚集。生态学主要关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最终目的是运用“整体观”的方法来研究一个有生命体的系统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如何表现生命的形态与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开始对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文化和社会感兴趣。这种趋向的增强一方面与当时把人类学中的文化价值与模式以结构主义来解释存在缺陷而收到普遍质疑与反思有关，另一方面与环境污染威胁到人类生存以及人类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关系密切。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因文化之存在而殊异于一般生物系统，他们认为除了利用生态学的生态系统、区位、生态人口、适应等概念之外，还需要加入适用于研究人群组织的概念和方法，这一理论代表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1902—1972），他通过对美国西部印第安部落派尤特人、肖肖尼人等狩猎采集民族的研究，总结并揭示了自然环境、地理状况与文化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一般关系。其代表作有：《美洲印第安人的仪式性丑角》（1931年）、《西南社会的生态观》（1937年）、《高原盆地土著的社会政治群体》（1938年）、《（大盆地）山区的土著文化》（1940年）、《南美印第安人手册》（1946年）、《地区研究：理论与实践》（1950年）、《水利文明》（1955年）、《波多黎各人》（1956年）、《种植园的前景》（1957年）、《传统社会的现代变迁》（1967年）、《阿尔弗雷德·克罗伯》（1973年）等。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的理论》，以及在他过世后由妻子和学生罗伯特·墨菲（Robert F.Murphy）为他编辑的《进化与生态学》（1977年）论文集阐述了他的主要理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