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对实践与时间性的重要论题

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在《忏悔录》中说道：“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况地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到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能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吴国盛（2006）提出对于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科学的研究，另一种是哲学的思考。实际上，时间本质的问题具有特殊的多面性，“时间”在不同的领域有它独特的含义，物理学、数学、哲学、心理学等范畴内的时间不是完全等同的，这一问题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在《社会的构成》等著作中强烈批评西方社会理论中对时空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把时间看作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的时间观念。他认为，社会系统的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才能建构合理的社会思想，才能把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致力研究的“秩序问题”。

实际上，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涂尔干学派就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以休伯特（Hubert）、莫斯（Mauss）、涂尔干（Durkheim）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时间的哲学框架中厘分出了社会学问题，揭示了涂尔干所倡导的解释性社会学所固有的循环特征，即时间的集体表征并非由于被动的集成，而是作为有知觉的人类所理解的一种现象而创造时间的可能性。涂尔干认为，时间的概念或范畴，不仅仅是对人们过去生活部分或全部的纪念，还是抽象的和非个人的框架，它不仅包含着我们的个体实存，也包含着整个人类的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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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学派，又称“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学派，是由涂尔干创立，围绕《社会学年鉴》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计划和指导下，围绕《社会学年鉴》形成了以莫斯（Marcel Mauss）、亨利·休伯特（Henri Hubert）、布格勒（Célestin Bouglé）、保罗·福孔奈（Paul Fauconnet）、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ois Simiand）、赫兹（Robert Hertz）和乔治·戴维（George Davy）为代表的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学术团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涂尔干的外甥莫斯，秉承涂尔干的未竟事业，继续领导该学派，于1925年重启《社会学年鉴》的编辑工作，《社会学年鉴》的复刊标志着涂尔干学派进入了第二代发展时期。在原有成员的基础上，《社会学年鉴》又吸纳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其中包括葛兰言（Marcel Granet）和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实践理论大纲》中认为，当时的西方人类学已经陷入了客观论与主观论二元对立的困境，而他从马克思那里引入的“实践”这个概念则能提供一种超越上述困境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布迪厄强调，实践与时间性是同构的。由此，时间或人类实践的时间性不仅作为构造实践论的一个手段，也作为实践论所要阐释的对象，再次成为布迪厄的重要论题之一。布迪厄认为，实践作为一连串不可逆的行动嵌于时间的流动中，后者持续塑造着实践的意义，因此，对人类行为的理论呈现必须将时间及其节奏、取向和不可逆性纳入考虑。他认为，以涂尔干学派为代表的客观论是一种“去时间性”（事后分析，它没有呈现出行动的时间性，从而抹杀了实践的不可逆性、策略性与多重可能性）。(www.xing528.com)

英国结构学派文化人类学家利奇（Leach）在《时间和误觉》一文里说，一般神圣和世俗的有规律的发生并标志社会生活的主要阶段或事件，它甚至是对时间本身流逝的一种测量，每年是以度节假日（如圣诞节）来标志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很可能就会出错，人们似乎被时间欺骗了。“时间是一种重复对比事件的打断”这一概念大概是看待时间的最基本的方法。一年的度过是由一系列的节假日标志出来的，因为每一个节日代表了一种从正常的世俗转变到非正常的神圣的状态，然后又恢复过来。这整个的时间流动形成了一种模式，见图3-4。

图3-4　时间流动的模式

（资料来源：E Leach.Rethinking anthropology［M］.London：Athlone Press，1961.）

每一个有意义的事件都标志着某一段时间，因此也标志着生活本身。每一段世俗或神圣的阶段，就是一段微观的生活，有着良好的开始、过程和结局，这些“生活”的开始和结尾都以仪式作为标志，这些仪式都贯穿在人的生命历程里。图3-4中的A阶段和C阶段是生命中的两个部分，但有不同的精神内涵。A代表着世俗的阶段，被认为是一种日常生活，是一种普通和不可避免的生活。C阶段代表着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非同寻常。度假和旅游被描述为“我这才是真正地在生活，活得很愉快……我从未感到如此地快活”。两种生活（神圣的、非一般的、旅游的生活和世俗的、日常的待在家里的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一般是交替性的，往往以仪式作为标记，标志着生命的开始和结束。B阶段作为A与C的临界点，会有一种明显的时间区别，如预示着工作即将结束的星期五。经历E阶段时，已经不同于A阶段。G阶段也不同于C阶段，但这个阶段会不断延续，人在其中会不断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