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全面发展

宋元时期，中华整体文化呈现出多元激荡的趋向，旅游文化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从旅游形式来看，有宋代心怀社稷的忧国之旅、悟理求知的格致之旅；元代纵横欧亚的西征之旅、西行东渐的宗教之旅、跨国观光之旅和士人文化之旅等。从旅游主体来看，巡游的帝王明显减少，文士旅游在宋代较为兴盛，在元代逐渐式微，国际宗教旅行家辈出。此外，还有进行海上航行的周达观和汪大渊等。从旅游介体来看，出现了新的陆路交通工具轿子和油壁车。元朝时期，不仅有以大都为中心的完备的陆路交通网，还有规模空前、管理制度严格的驿站系统；宋元时期的水路交通建设发展主要体现在大运河的贯通，桥梁如洛阳桥、安平桥、卢沟桥等的建造，造船技术的明显提高和航海技术的发达，如水罗盘应用于航海等方面；宋元时期的驿站馆舍方面有官办驿馆，如“四方馆”“怀远馆”等，私人和寺院旅馆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一）内敛娴雅、意在理趣的宋代旅游文化

由于政治与理学思想影响，两宋旅游具有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从自然体悟理学的时代特色。这种特色在旅游上的具体表现有两点：一是心怀社稷的忧国之旅，二是悟理求知的格致之旅。

两宋时期，国势不如唐汉，外患不已，国势危殆。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常怀社稷之忧，或游历北国，考察形势，著述献策，或于登临之时，壮志难酬，发出忧国忧民之浩叹。这在很多著名诗篇中形成了忧国之旅的文化意涵，如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楚城》“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宋时期，另一个旅游文化的特点就是形成了从自然山水中体悟理趣，追求知识，形成了内敛娴雅、意在理趣的旅游文化。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烈以及两宋理学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认为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如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朱熹《吴山高》：“行尽吴山过越山，白云犹是几重关。若寻汗漫相期处，更在孤鸿灭没间。”

两宋时期的民间旅馆亦很发达。北宋汴梁民间的旅店鳞次栉比，沿街排列，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旅馆区。《东京梦华录》记载：“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而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至于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因旅店生意发达，诱使许多纸品店、羽绒店也设铺纳客。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实地描绘了当时客店设于闹市中的情景。王公贵族以及显宦掾吏竞相投资旅店，民间旅馆更多为商贾和平民百姓所开办。它们或设于城市中心，如南宋临安贡院附近有许多小客店，主要接纳科举应试者；或设于乡村交通要道旁以方便旅客。此外，一些寺院也纷纷设置旅舍开门纳客。寺院旅舍环境幽静，所以许多文人显贵乐于投宿寺院。南宋临安的仙人寺、昭庆寺、报恩寺等都是士人经常投宿的场所。

（二）交通东西互通有无的元代旅游文化

13世纪蒙古的兴起，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从太平洋西岸直到黑海之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处于蒙古国统治之下，从前的疆界被清除。在空前辽阔的帝国疆域内，元蒙统治者建立起完善的驿站系统，从元大都或中国其他城市到中亚、波斯、黑海和黑海之北的钦察草原以及俄罗斯和小亚细亚各地，都有驿道相通。在漠北、岭北的蒙古草原，东北的辽阳，西南的大理、丽江、金齿，吐蕃称藩后的乌斯藏，天南北的畏兀儿地区等，都重新建立或增建驿站，均与大都相通。对外海上交通更为发达，东到高丽（今韩国）、日本；南至印度、南洋各地；西南通阿拉伯、地中海；西北达伏尔加河上游、波兰等地。窝阔台时期的和林与忽必烈时期的大都则处于这一国际交通网的中心。同时，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开设对外口岸最多的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庆元（今宁波）、温州、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7处设立市舶司，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欧亚大陆出现了民族的大融合，也为东西旅行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外来旅游者也在这一时期留下来诸多中外文化交流的著名篇章，如著名的马可·波罗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旅行家，圣方济各会会士鄂多立克于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开始了前往中国的旅行，口述了他的远游经历和见闻，由他人笔录成书，取名为《鄂多立克东游录》。这部游记介绍了中国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明州、北京等城市风貌，以及元朝的行政划分、宗教建筑、风俗民情、宫廷礼仪以及帝王的出巡游猎等，极大地丰富了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摩洛哥丹吉尔人伊本·拔图塔21岁时开始漫游世界，先后4次朝觐麦加，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年）二月十七日，伊本·拔图塔奉印度素丹之命出使中国，于至正六年（1346年）到达中国泉州。此后，乘船在珠江、长江上漫游，到过广州、杭州、镇江、大都（今北京）等许多地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至正八年（1348年），伊本·拔图塔离开中国，经印度、西亚、埃及等地，于至正九年（1349年）返回摩洛哥非斯。摩洛哥素丹得知他的事迹后，令其秘书伊本·朱赞将伊本·拔图塔口述的旅行见闻和经历笔录下来，这就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完成的著名的《伊本·拔图塔游记》（原名《异域奇游胜览》）。这段时期，宗教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如丘处机受成吉思汗征招西行，其弟子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为中国13世纪一部重要的交通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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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达观，号草庭逸民，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奉旨作为使团成员访问真腊（今柬埔寨）。在逗留真腊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几乎游遍了国都吴哥全城，对其风土人情、文化艺术、政治经济进行了全面考察。归国后，周达观将在真腊国的所见所闻撰写成《真腊风土记》。比较全面地记载了13世纪柬埔寨的自然环境、资源物产、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宫廷建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中柬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

汪大渊，字焕章，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他“少负奇气”，热爱旅游，尤其沉迷于航海，博览风土地理著作。“顾以海外之风土，国史未尽其蕴”，立志亲历海外考察游览。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到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年）两次出海共计8年。其足迹东抵印度尼西亚的班达海，西越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直到大西洋的东端摩洛哥，南至东非的坦桑尼亚，北达欧洲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汪大渊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环航亚非及其周围岛屿第一人。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冬，他将这些游历见闻笔记整理成书，取名为《岛夷志略》并加以刊行。《岛夷志略》是一部关于元代中西交通海道诸国的重要著作。它述及220余个亚非国家和地区，逐一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及“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均为作者“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马可·波罗，作为罗马教廷使者，于公元1271年从威尼斯出发，随父亲和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沿着古“丝绸之路”亲行，经过三年半的艰苦跋涉，完成横贯亚欧大陆的旅行。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接见马可·波罗，并留其在元朝政府中供职。1295年夏，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由他口述，写成了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探险家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可·波罗游记》。游记记叙了他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其中尤其详细地描述了元代北京、西安、开封、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邑的繁荣景象，以及中国的文化礼仪和丰富物产。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世界中世纪亚洲史、中西交通史、蒙古史、元史，以及历史地理学史上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惊羡和冒险东航的决心，直接引发了15—16世纪欧洲的“东方热”。

（三）别开生面的明清旅游文化

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有了缓慢的发展，中西文化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和融合。在打破理学的思想一统，追求个性解放、以情反理的思潮中，单纯追求精神愉悦的冶游之风日益炽烈；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科学旅行考察至此臻于极致；封建帝王巡游再次勃兴；驿站旅馆几经起落，在鸦片战争后都归于衰落，驿站走向消亡；发挥民间旅馆功能的会馆开始出现并兴盛。此外，人文旅游景观大量产生，旅游理论“游道”日益丰富并走向成熟。

从旅游形式来看，有巡游之旅、山水林泉游乐、城市近郊野游、科学考察之旅、放逐边塞之旅、宣教通好的西行之旅、怀国寄志的遗民之旅等。从旅游主体来看，有封建帝王（康熙、乾隆等）、外交使节、遗民文士、普通市民、科学家、流放者等。从旅游客体来看，这一时期给后世留下许多令人称羡的人文旅游景观。其中包括长城，宫苑园林如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私家园林则有拙政园和留园等；帝王陵墓如明孝陵、明十三陵、关外三陵、清东陵和西陵；宗教建筑则有北京卧佛寺、峨眉山伏虎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和外八庙等。从旅游介体来看，驿路、驿站、旅馆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驿路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驿路系统，道路布局比以前更加合理和有效。驿站在明朝前期经整治较为完善，中后期以及明清之际因社会腐败或战争破坏等原因相继衰落；私人旅馆则在驿站没落之时依然兴盛而且服务项目比以前朝代更为周全。康乾时期，驿站兴盛，鸦片战争以后逐渐衰落，直到1913年驿站制度废除，驿站消亡。而民间旅馆在清朝前期十分兴盛，鸦片战争后服务设备也非常简陋。肇始于明代永乐年间的会馆在清代到达极盛。这种会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民间旅馆的作用。

元蒙统治在内外矛盾交加中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政权。后经明成祖朱棣的进一步开拓，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势力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明初以来，社会生产日益发展，商品经济逐渐繁荣，城市建设亦颇具规模。上述种种为旅游旅行活动的兴盛准备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中国的航海和造船技术经过长期的积累，取得了质的飞跃，为郑和七下西洋准备了物质和技术条件。明前期极为注重发展对外关系，因此产生了宣教通好的西行之旅：一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二是傅安和陈诚出使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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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1371—1433年），明朝太监，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明朝航海家、外交家。郑和出使西洋的船队，约有大小船舶200余艘，出行人数2万—3万，是15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远洋船队和无以匹敌的海上劲旅。郑和船队的规模、出征人数均是半个世纪后那些西方航海家船队的100倍以上。15世纪在世界史上可称为航海的世纪，这个序幕是由郑和和他的船队揭开的。郑和下西洋要比欧洲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南印度早80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87年，比麦哲伦环航世界一周早103年。郑和七次指挥船队远航西洋，纵横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先后到达东南亚、南亚、红海和东南非洲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打通了从中国横渡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以及东南非洲的航路，而且也使东南亚、南亚等不同地区之间建立起交通网络，从而使广大的亚、非海域息息相通，使各地区之间的交往前所未有地密切起来。因此，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郑和被誉为15世纪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

自明中叶以来，农业、手工业、商业日益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露端倪。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渐趋活跃，以游山玩水、节庆、市民文艺等为内容的审美娱乐型旅游活动得到发展。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应到外来文化科学技术的压力以及社会的危机。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儒家经学传统的樊篱，摒弃宋明理学的心性空谈，投入科技实验和科学考察的实践之中，并由此形成重视科技、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把科学研究与实地考察形成有机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有李时珍、潘季驯、徐光启和徐霞客等，并由此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旅游文化，其中徐霞客尤为典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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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1586—1641年），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朝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明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的作者，被誉为“千古奇人”。

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足迹遍及今21个省、市、自治区。“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他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在原稿的基础之上，王忠纫手校、季梦良续成稿本，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徐霞客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2011年起国务院将《徐霞客游记》开篇之日（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

清前期的康熙和乾隆二帝把封建帝王巡游推向了顶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六次巡游江南，之后又巡山东，登泰山。乾隆也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间六次南巡，路线与康熙一致。之后多次出巡内蒙古。

文人士子很多留恋于林泉之下，于是出现了杰出的诗文作家和戏剧作家，如李渔、袁枚等。清末，很多文人士子到西方游历，为国民开阔眼界留下了重要的著作，如黎庶昌《西洋杂志》、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魏源《海国图志》。

明清时期，是中国旅游资源集大成时期，给后世留下诸多人文旅游景观，包括长城、宫苑园林、帝王陵墓、宗教建筑等。作为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自春秋战国始，先后经历了2000多年的漫长修建沿革，其间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秦代，秦长城联结加固了原秦、赵、燕等国的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第二次是汉代，汉长城西起今新疆罗布泊，东越鸭绿江，绵延1万余千米，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秦汉长城均是版筑夯土而成，至今在甘肃、新疆境内仍依稀可见一些残存的土基和烽火台。明代则是修筑长城的第三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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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见图2-4）是中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施最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西至甘肃的嘉峪关，全长6350千米，横贯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9个省、市、自治区。《明史》载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从整体上看，明长城是由四个部分组成：城墙、城台、关城及烽火台。城墙是组成万里长城的主体，倚山傍险，因地制宜，多用砖石砌成。城台，又称敌台、敌楼，骑墙而建，是御敌的碉堡。城台有实心、空心两种，形状就像碉楼，实心敌台只能在顶部瞭望射击，而空心敌台分层而建，上层有射口和瞭孔，下层可储放武器弹药，或供士兵住宿之用。敌台的间隔又常控制在有效射程之内，平时可方便联系，战时可互相策应。关城，又称关口或关隘，多设在高山峡谷险要处或军事扼守要冲之地，是一种军事孔道，是征战、防御的重心所在。它采用拱券（一种外形为弧形的建筑结构）形式，两边跨度较大。为加强纵深防卫，通常在关口四周设置营堡、烽火台，有的加建数道短城墙，如闻名的山海关、黄崖关、居庸关、雁门关和嘉峪关等。烽火台，又称烽燧，多分布在关口外或长城外的制高点山冈上，是一种用于递送军事情报的墩式建筑，结构形式与城墙相仿。两座烽火台之间的距离约1.5千米，台上备有干柴，遇到敌情时，白天焚烟，夜晚营火，依次相递，可一直传到总台。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用血汗和智慧铸就的人类文明史上的不朽丰碑。同时，作为世界奇迹，它吸引和倾倒了无数中外游客，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之一。

图2-4　长城

（图片资料来源：中国长城网http://www.thegreatwall.cn/）

资料来源魏保信.明代长城考略［J］.文物春秋，1997（2）：54-58.

明朝时期，文人士子不仅热衷于旅游实践，促进旅游活动的多样化和世俗化，而且还普遍重视旅游经验的总结和旅游理论的探索。明人总结、议论旅游的文字散见于各种游记、书信、诗文集序中，如谭元春《游玄岳记》、周忱《游小西天记》、沈守正《游香山碧云二寺记》、屠隆《答李惟寅》、张鼐《程原迩稿序》、袁中道《三游洞记》等皆论及“游道”。蔡清在《江湖胜览后序》中将旅游分为“在外之游”（客观世界的山水游）与“在内之游”（主观世界的山水游），认为在外之游固然是一种胜览，而在内之游更是一种胜览。钟惺在《蜀中名胜记原序》中提出了“名胜”（旅游资源）以山水为“形”、以“诗”“事”“文”为“神”的观点。而文学家、旅游家王士性、袁宏道和王思任在旅游理论上的建树尤其为人所瞩目。

关于旅游的本质。王思任在《游唤序》中指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事毕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来其间，则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托以恒不朽者也。人有两目，不第谓其昼视日、夜视月也；又赋之两足，亦不第欲其走街衢田陌、上长安道已也。”他从人类万物产生的本原出发，阐述自然、人、旅游三者的关系。他认为，自然是“天地之精华”，造物主“未生贤者，先生山水”；人是“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托以恒不朽者也”，既然是天地山水之所托，自然要览天地、观山水，外出旅游；人之所以生而有双足和双目，也是为了游览观赏山水。因此，旅游是天赋予人的本性，是人的本能的体现。

关于旅游的类型。王思任在《游唤》中按照旅游者的身份、条件、情绪和习惯等，将旅游进行细分，而且指出其局限性之所在。如“官游”指官员之游，因讲究身份与地位，往往持重有余而风流不足，故王思任说“官游不韵”；“士游”是指文士之游，文士大多热衷于仕途，游宦京师，而京师之外，在未入仕途之前，则无心涉足，故王思任说“士游不服”；“富游”指富人之游，富人喜讲排场摆阔绰，与朴素的自然山水极不协调，故王思任说“富游不都”；“穷游”指穷人之游，穷人经济拮据，游庙不能许愿，逢僧不能布施，更不能为风景名胜刻碑赠匾，故王思任说“穷游不泽”。王思任心中理想的旅游是兼有上述旅游之长而摒弃其短，能够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尽善尽美地享受自然，一心一意地融入自然。

关于旅游审美鉴赏。旅游的过程也是一个旅游主体（即旅游者）进行审美活动的过程，通过所见所经历的自然美、人文美可以培养和提高旅游主体的审美能力。王士性把旅游审美分为三种境界：天游、神游、人游。即“夫太上天游，其次神游，又次人游，无之而非也。上焉者形神俱化，次焉者神举形留，下焉者神为形役”。人游是指领悟到隐藏在景物形式背后美的内容、尚未形成旅游意境的旅游境界。神游是指领悟到大自然的魅力、灵魂深受美之召唤所形成的旅游境界。天游则是在神游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旅游境界。袁宏道尤其赞赏自然山水个性特质所展现的生命力和艺术美感。对于山，他认为能够表现山的形象并显出奇异之趣的，全在于以石为主的“骨”，而骨之奇，又取决于鲜明艳丽的色泽和生动峻峭的形态。他首推华山：“表里纯骨者，唯华为然。骨有态，有色。”同时，他觉得水性变幻万千，因物赋形，“天下之至奇至变者，水也”。袁宏道对山水关系和景观生成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山水相得益彰。明代文人又指出旅游必须掌握审美的技巧，如距离的远近、角度的变换、景物的取舍等。此外，袁中道在《三游洞记》中说：“江声滂湃，听宜远；溪声涵澹，听宜近。”谭元春则说：“善游岳者先望，善望岳者，逐步所移而望之”“善辞岳者，亦逐步回首而望之”。周忱认为真正的旅游家必须具备“能至”“能言”“能文”三项基本功，故曰：“天下山川之胜，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三者中，能不能至关系于兴趣、资金和时间；而能不能言、能不能文则关系到人的文化修养，因此三者俱全者不多。这就促使那些想当旅游鉴赏家的人除了好游外，还要努力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对于旅游鉴赏，王思任在《游唤》中感叹：“至于鸟性之悦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即彼我共在，不相告语者。今之为此告语，亦不过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云耳。嗟乎！游何容易也！而亦何容易告语人也！”其大意是说，鸟性因林岚山光而快乐自在，人心因湖光潭影而空灵透彻，这是一种物我交融、主客统一的境界，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因此阐述旅游鉴赏问题绝不是容易的事情。

关于旅游的功能。袁宏道曰：“今与客从开先来，欹削十余里，上烁下蒸，病势已作，一旦见瀑，形开神彻，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浊虑之纵横，凡吾与子数年淘汰而不肯净者，一旦皆逃匿去，是岂文字所得诠也。”山水旅游成为心灵的寄托、精神的家园，还可以健体强身、延年益寿。通过旅游活动，可以认识自然、社会，增长知识智慧，能抽象出事物和现象的内在规律。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曾写道：“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当其意得，形骸可忘，吾我尽丧。”“造化之变”指自然环境及其变迁，“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则意味着社会、人文现象的变化。由此可知，旅游目的是为求其“意”，即探索自然事物的内在规律。他还说：“昔人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狄所家，鱼龙所宫，无不托足焉，真吾师也。岂此于枕上乎何有？遇佳山川则游。”他认为所考察的自然山水是他的老师，旅游是获得知识的奥秘的一种途径。王思任则从反面来阐发旅游的功用，他认为“所谓贤者，方如儿女子守闺阈，不敢空阔一步”“不凡负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耶”，并嘲讽这些“贤者”，认为他们“是蜂蚁也，尚不若鱼鸟”。他进而指出整日蜗居于类似蜂巢蚁穴的房屋之中，所见所闻所居之狭必然导致其心胸之狭隘。

关于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的关系。将山水与我合为一体，但以我为主，而以山水为宾，是较普遍的观点。谢肇湖在《小草斋文集》中说：“夫山水吾自有之，则吾主而山水宾也，吾借之以供杖履焉。赏谐而心会，一再游足矣。”《陈伯孺游草序》：“夫游之难，游而有所受焉之难也。灵闷足以会心，陈迹足以兴感，流揽足以畅耳目，啸咏足以俟千秋，伯孺于是为不廉矣。”既以我为主，以山水为宾，则山水之奇不奇就是主观的问题。沈恺在《环溪集·奇游漫记序》中说：“环宇内称山川之奇者不为少也，然奇不在山川，而所恃以为奇者，岂不以人哉。”

关于自然风景与人文的关系。明代文人认为最完美的景观应是自然与人文的有机合成。张岳在《信芳亭记》中说：“盖凡湖山以胜名，则必带林麓，穷岩壑，有宫室亭榭之观，而前世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传，如杭之西湖、越之鉴湖。然后其名始盛，而游者踵至。”对此，钟惺在《隐秀轩集》中说：“一切高深可以为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为胜；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胜反不能自为名。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可见，钟惺认为：山水之为“名胜”须具备历史传说、民俗风情、诗词文赋等三眼。明人所崇尚的著名景观，都是自然与人文因素和谐组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