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引人瞩目的时期，从秦汉大一统向魏晋南北朝阶段的多元走向转换，这一时期出现了羁旅征戍、玄游、仙游和释游等，出现了消遣、娱乐与审美的非功利性活动。旅游者开始专注于官能享受，追求审美快感，使旅游有了质的变化，成为一种自觉行为。这一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不安，但由于旅游思想的变化，以文士为主体、以山水为对象的审美娱乐型旅游活动成为主流，加之宗教旅游与女性出游的发展，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审美娱乐型旅游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一）慷慨悲凉的羁旅与旷达超逸的玄游
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生活剧烈动荡。魏晋之时，已经神学化的儒学越来越“不周世用”。人们开始抛弃儒家教义，放弃对外在功名利禄的追求而进入精神世界的探索。这一思想的变化反映在旅游文化上，则是从曹魏之际具有现实主义慷慨悲凉的羁旅征戍的旅游文化到魏晋之时旷达超逸的玄游的发展，并形成以远离尘世、不及人事，重思辨、究玄理为玄游主流的旅游风格，这一风格在西晋末年向纵深方向发展。
以曹操父子、王粲、陈琳为代表的政治家和文人，在军旅征戍中有较为丰富的游观活动。他们所见的自然景物或人文景象，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感受到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其游风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底蕴以及“慷慨悲凉”“行壮志深”的时代特色。不过，这种游风随着曹魏政权的日渐衰落而衰落。
另一方面，整个文化领域异常活跃，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从哲学、艺术到人们的生活，都有着新的表现形式。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更使这一时期的人们全身避祸而纵情于山水之间。他们认为：人间的功名利禄、荣辱祸福、是非曲直，都蒙蔽了人的本性；而如果人们超脱尘世，适意自然，返璞归真，就能恢复本性，得到内心的宁静，享受真正的人生乐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对山水进行审美评价的现象蔚然成风。刘义庆《世说新语》一书中有为数众多的山水游览与欣赏的内容。当时还出现玄谈与佛理相结合，名士与高僧合流，山水与寺庙一体，园林和人性相谐，自然和空门同归，汇成了魏晋南北朝特有的逍遥玄虚、不拘一格的旅游文化的主流。这一时期，旅游形式主要有羁旅征戍、玄游、仙游和释游等，旅游资源如古典园林、宗教寺观和佛门石窟等得到大规模的建设和开发。
魏晋玄游起自三国魏末的七位名士，他们是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和王戎七人，人称“竹林七贤”，都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追求个性解放。其行动则表现为饮酒、服食、狂狷，崇尚隐逸山林寄情山水，这就是所谓的“魏晋风流”。
东晋政权建立后，大批南渡名士与江南士绅躲避现实，在山水中清谈玄理，吟诗长啸，玄游更加普遍，玄言诗更加盛行。东晋后期，玄游开始逐步走出清谈玄虚、参悟玄机和印证玄理的窠臼，而追求对山水景物的感官愉悦，即由重思辨、析玄理向务实、审美、求知的方向演变。东晋玄游的主要代表人有孙绰、谢安、王羲之、陶渊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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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321—379年），字逸少，东晋司徒王导侄子，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后迁居建康（今江苏南京）、会稽（今浙江绍兴），曾任右军大将军。王羲之为人率直、洒脱。他出身高门，却淡泊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晋书·王羲之》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王羲之与朋友们徜徉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上巳节，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支遁、许询等名人雅士以及本家子侄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42人，在浙江绍兴兰渚山的兰亭聚会。聚会的起因源于“修禊”这一习俗。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中洗濯，祓除不祥。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祓除不祥的意义反而退居其次，兰亭之会亦是如此。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山水，饮酒赋诗。王羲之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二）山水审美与“畅神说”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是在中华民族审美的漫长历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一个由被动、朦胧的自在状态到主动、清醒的自觉状态的理论发展过程，即由原始社会时期的以实用的观点来对待包括山水在内的外在自然世界，发展到汉代萌生的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山水，乃至于魏晋时期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和拓展。人们开始把自然山水当作一个纯粹的美的客体，悠游其中，陶冶性情。
南朝时期，“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认识到“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山水游风大涨，士人们纷纷将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对象来鉴赏、游娱，纳入自己的创作，如南朝的鲍照、吴均。这些文人专注山水造型、山水神韵的欣赏，淡化了玄学的意味。“畅神说”旅游审美观逐渐形成。“畅神说”是产生于道家哲学之上的一种自然审美观。它是以人的精神自由为出发点，在摆脱功利杂念的状态下，以超然的心境去观赏自然风物的审美原则。在审美观照中，主体与自然的内在交融，在自然与艺术中怡悦情性，展畅精神，由此而获得精神的审美享受。“畅神”更侧重审美主体的审美心境，通过人与自然建立精神关系，来达到对自然山水审美的超然境地。
可以说，自然山水不只是具有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实用价值，也不只是具有象征、启发人的道德观念的比附功能，而且被发现能为人类提供纯粹的美的观赏和精神愉悦。当时文人已经具有把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来鉴赏观照的审美态度和唯美主义倾向。与南朝对峙的北朝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旅游家，代表如郦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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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约470—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又是北魏著名的旅行家、散文家。作为北朝人的郦道元大致走遍长城以南和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注重考察山川地理。凡其所至，必“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踱，访渎搜渠”。古书中对汝河源记载不一，在任鲁阳郡（治所在今河南鲁山县）太守时，他亲自跋山涉谷，追流溯源，终于在“岩朝深高，山岫邃密，石径崎岖，人迹裁交”的山谷中找到其源头。此外，他还注重访问群众，搜罗各种地图和地理文献。郦道元鉴于当时各类地理著作都过于简略和谬讹甚多，遂以三国时期的《水经》为纲，详加考证注释，将原137条河流扩充为1389条（如包括湖、泽、泉、渠等各类水体，合计2596个水文实体），字数由万余字扩展到34万字，综述流域内水文、地貌等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城镇、民俗等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一部体裁新颖、内容丰富、文笔生动、雅俗共赏的地理巨著《水经注》。(www.xing528.com)
（三）园林兴建
中国园林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在世界园林中享有盛誉。中国园林究竟滥觞于何时尚无定论。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自西周至两汉为初期，其代表作如秦汉的上林苑等为自然型，以供应皇室粮食、蚕丝、薪柴以及祭天、狩猎和军事习武、集结兵力为目的；魏晋至宋元为中期，其代表如魏晋之时的华林园和西游园、洛阳隋西苑、长安唐禁苑、汴京的北宋艮岳以及洛阳私家园林和全国各地与大自然相结合的寺庙园林；第三阶段是明清园林，使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达到了顶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旅游资源的开发集中体现在园林的建造和宗教旅游景观的形成上。此时的园林建造特别是私家园林濡染上玄学的色彩。由于道教和佛教盛行，仙游和释游频繁，宗教风景资源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发。这一时期是中国园林从秦汉风格向唐宋风格大转变的过渡时代。崇尚自然，以智水仁山明志，依然是这一时期造园思想一脉相承的主题，同时也深受道教与佛教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园林作为思想寄托和美育空间，儒、释、道三家的自然、社会、人生观念在同一园林里得以兼容。园林经历了由简到精，由纯天然的苑园到再现自然山水的演变，园林艺术日益趋于成熟。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当时，王侯贵臣、庶士豪家多崇信佛教，故洛阳佛寺众多。最盛时城内及附廓一带梵刹林立，城中寺院达千余所。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日益巩固与发展，也使得士人有造园的经济条件。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私家园林自西汉发端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主流。自西晋开始，士人经营园林已非常普遍。西晋最著名的士人园林当属石崇的“金谷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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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谷园与东林寺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文人雅士厌烦无休止的战乱，他们崇尚玄谈玩世，寄情山水，多以风雅自居。富豪们也纷纷建造自己的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浓缩于自家的私家园林当中。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园林艺术的大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其中的金谷园和东林寺两处，是两种不同类型园林的典范。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是当时北方著名的庄园别墅。石崇是晋武帝时的荆州刺史，此人长期滥用权力，敲诈勒索商贾，盘剥百姓，聚敛了万贯家财，生活十分奢华。晚年辞官后，他隐居在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旁的河阳别墅，也就是金谷园。石崇经营金谷园的目的是自己晚年安享山林之乐，兼做服散吟咏的场所。石崇生平喜欢结交文人雅士，如与潘岳等24人经常聚会于金谷园，吟诗作画，赏花弄月，号称“金谷二十四友”。石崇《金谷诗序》中说金谷园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金谷园是一座临河的，地形略有起伏的天然水景园，有前庭和后园之分。建筑物形式多样，亭台楼阁十分华丽，建筑内外，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园内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还有从事生产的水锥、鱼池、土窟等。从这些建筑物的用途可以得知，金谷园是一座巧妙利用地形和水系的园林化庄园。
东林寺（见图2-3）位于江西九江庐山的西北麓，是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东晋时南方佛教的中心道场。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名僧慧远是东林寺的创建者。他先在西林寺以东结“龙泉精舍”，后得江州刺史桓伊资助，筹建东林寺。慧远在东林寺主持三十余年，集聚沙门上千人，遍邀中外高僧123人结为白莲社，译佛经，著教义，同修净土之业，成为佛门净土宗的始祖。
庐山东林寺营建在自然风景优美的地带，该寺北负香炉峰，旁带瀑布，表石垒基，即松栽构，周回玉阶青泉，森树烟凝，宛若仙境。处幽谷之中，其周围的群山绿树，犹如碧绿的屏风，庙前有虎溪水流过。东林寺红墙环绕，中轴线上为山门、弥勒殿、神运殿。神运殿两侧有三笑堂，十八高贤影堂。三笑堂后有藏经阁、聪明泉，神韵殿是寺内最宏伟的建筑。东林寺不仅是佛教道场，同时也成为自然风景区开发的开拓者。由于这里的风景优美，以信徒为主的香客，以文人名士为主的游客，纷至沓来。这里甚至成为皇帝贵族们，听喧避政，游山赏景的世外桃源。东林寺的园林经营与私家园林的别墅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图2-3 东林寺
（资料来源：庐山东林寺官方网站http://www.dongl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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