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的起源

中国旅游文化的滥觞时期，是指先秦时期，包括远古、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三个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萌生、发展，由神本走向人本，人文色彩日益浓厚，至春秋战国时期进入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并逐步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包容机制。从旅游形式来看，有远古时期的山林生存之旅和辟地探险之旅，可谓人类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本能的旅行；夏商西周时期的商业贸易之旅等步入文明时代的人文色彩日益浓厚的旅行；春秋战国时期的践礼之旅，包括朝聘之旅与“秦晋”之旅、游猎观光之旅和游学、游说等。从旅游主体来看，由远古和夏商西周时期的帝王、诸侯，增加了从事商业贸易的奴隶主、贵族，至春秋战国再变为天子、诸侯和士阶层。从旅游客体来看，主要局限于自然景观。从旅游介体来看，道路、交通工具和旅馆方面有了初步的发展。修建了“周道”等陆路干线和支线。陆路交通工具是车，水上交通工具则为椁和舟。周代始建旅馆，有两类四种：一类是国家开办的宾馆和驿站；另一类是私人开办的传舍和客舍。从旅游观念来看，旅游概念逐渐明确，出现了儒家的“比德说”和道家的“逍遥游”。

（一）原始人类生存之旅

根据考古学、地质学的发现，早在200多万年以前，中国境内已经有人类生息繁衍。约200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是我国的原始社会，因原始人类在这一历史时期所使用的主要劳动工具是石器，所以考古学称之为“石器时代”。它包括氏族公社的发展、繁荣时期，直至青铜器时代开始前的铜石并用时代。在这一阶段，人类在大自然的灾害面前非常弱小，因此只有依靠群体智慧和力量才能生存。中国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即生活在这一阶段，距今二三十万年至四五万年前，进入人类学意义上的“古人”阶段，他们发明了取火的方法，活动的领域也进一步扩大。距今5万年左右，古人进化为“新人”，又称“晚期智人”，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并且发明了弓箭。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始人群居穴处，依山林而生，居无定所，采摘野果，捕猎野兽，待居住地附近果实和动物消耗殆尽，就翻山越岭，找寻新的采集区。这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迁徙，不能属于完整意义上的旅游活动，但在这种奔波流浪之中，产生了大量关于自然的神话传说，以及萌生于生存之旅中征服自然的愿望，成为潜藏在原始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旅游因子，可以说是中国旅游文化的滥觞。

距今约1万年时，中华大地上开始出现原始农业，即进入了传说中的神农时代，100多万年以来不停地漂泊流浪的迁徙步履逐渐停止，逐渐和土地联系紧密，由作物栽培到动物畜养，朝着村落农耕生产的新生活转变，不断地开拓和改变生存空间。数千年的以食物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农业革命”，引领着先民走出蒙昧时代，结束了仅限于自身繁衍生存的最初生产形态，逐步走进了以耕作为主要方式的物质资料生产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模式。距今5000年左右，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聚落已出现古城址，在安徽淮河北蒙城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的聚落故址呈现出大、中、小三类聚落，互相依托，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最大的一处聚落遗址约10万平方米，独立单间构成排房，周围构筑大型围沟，种植水稻和粟，陶、石纺轮数以百计，形状各异，大小有别，可见纺织业已相当发达。在周围10～20千米，还分布着3万平方米以下的中型聚落3处，1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12处。可以想象，在5000年前，中华先民的农居生活已相对稳定。而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文明于距今约5300—4300年出现在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社会的代表性产物。这一复杂社会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中被称为“良渚文化”，兴衰于距今约5300—43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展现稻作农业最高成就的区域性复杂社会，其规模依据现已发现的600余处同期遗址分布范围界定，约为环太湖地区的3.65万平方千米。依据该范围内同期文化的遗址群之间存在的4个以上的聚落等级、拥有统一信仰、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特别是出现了城市文明等现象分析，这一史前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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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见图2-2）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距今约5300—4300年的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展现了长江流域早于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此同时，良渚古城遗址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揭示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藏礼于城”，拥有东方城市起源的某种“原型”含义，在其后的5000年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绵延发展中，一再被统治者们应用于都城规划设计。良渚古城遗址所展现的“水城”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反映了人们在湿地环境中创造的城乡特色景观，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图2-2　良渚古城北城墙考古发掘现场

（资料来源：良渚遗址官方网站https：//www.lzsite.cn/index.aspx.）

资料来源陈同滨.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J］.中国文化遗产，2019（4）：55-72.

（二）神话传说中先民之旅

距今4000年至1000年间，中国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先民大部分进入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英雄时代”。这个时代的氏族或部落，在延续几百或几千年的时间内，一般都沿袭其始祖的名号。炎帝部落在姜水（今陕西宝鸡市南神农乡）流域兴起后向渭水南北两岸发展，逐渐成为关中地区主要部族。后向甘肃发展，进入戎羌地区。黄帝氏族在今甘肃天水地区兴起后逐渐向东迁，先后于泾水流域、今陕西黄陵地区。这种集体的迁徙可能是出于战争，但更多的是为了寻找适合农业定居生活的地域，与原始先民毫无目的、随处安身相比，呈现出了组织和行为上的区别，同时也为旅游意识和旅游活动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在神话传说中，可以窥见中国上古时期先民的旅游活动。传说黄帝一生好入名山大川。在《庄子·天地》中记载：“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作舟车以济不能，旁行天下。”“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明代杨慎《升庵集》卷七十二引古本《山海经》中也记载：“黄帝游幸天下，有记里鼓，道路记以里堆。”“里堆”是用于瞭望和记载里程的土堆，系今天的铁路、公路边上里程碑之前身。《贾谊新书》记载黄帝之曾孙颛顼曾“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入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禹为治理洪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尚书》上说，尧的儿子傲也是“唯漫游是好”。汉代应劭《风俗通义》的《祀典篇》及《独断篇》中记载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闻名的天神共工之子修为人们祭祀的“行神”或“道路之神”，“谨按《礼传》，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宋书·历律志》引崔实《四民月令》主张行神应是黄帝的儿子累祖。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景帝十三王传》中“祖于江陵北门”一句时引用崔实的说法：“祖者，送行之祭，因飨饮也。昔黄帝之子累祖，好远游，而死于道。故后人以为行神也。”这些神话和传说中的旅行活动说明了上古时期帝王山川之旅的传统以及祭祀“行神”的习俗。

（三）肇始时期的商旅文化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形成、发展和鼎盛时期，这个阶段实际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提高，商业和城市也随之兴起。在中国古代，“旅”字不但“从止为走”，更“从车”，与商旅直接联系在一起，《易经》中“旅”卦就专以商贾客旅讲解。商旅对中国古代旅游的萌芽有着特殊的作用。

商朝时期，王亥开创了氏族部落之间长途贩运的先河，在他去世后，商族人沿其传统，利用牛车、马车的便利条件从事部落间的物品交换，以获取财富。商部落的人成为当时贸易交换的代表，后来“商人”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专指经商做买卖之人的统称。“商人”一词一直沿袭至今。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成为“商业”的始祖，数千年来一直被商人奉若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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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亥（公元前1854年—公元前1803年），河南商丘人，子姓，又名振，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山海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尚书》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王亥亲自驾驶牛车载货运输，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换物。与商经常交往的有一部落是葛。葛资源贫乏，商一直向葛提供粮食，平等进行各种交易。有一年葛遭遇天灾大旱。葛的君主向商王亥求援，恳求商多运送些粮食到葛，并愿意拿出价值比原来高出一倍的物品交换。王亥却认为不能见死不救。王亥除了继续以原定的物品与葛国交换粮食外，还多提供了些粮食援助。公元前1810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带）。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赶走了王亥的随行人员，夺走了货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欲为王亥报仇。公元前1806年，上甲微借助河伯之师灭了有易氏，杀了绵臣，为父王王亥报了仇。商族部落进一步扩大了新的势力范围。

（四）民间游乐与节日游嬉(www.xing528.com)

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游乐的习俗，《诗经》中有许多描述。例如，《诗经·陈风·东门之粉》再现了陈国男女约会于白榆树下，市场上翩翩起舞的欢乐情景；《诗经·王风·君子阳阳》反映了情人相约出游的无穷乐趣。节日游赏亦是当时民间游乐的重要内容。人们团聚会餐，歌舞戏耍，或踏青登高，或竞舟赛灯，尽情欢愉，其乐融融。尽管上巳节固定的时间是在东汉时期，实际上该习俗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了旅游的性质。《周礼》曰“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东汉郑玄注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就是说，每至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到水边祭祀，并用浸泡了香草的水沐浴，能够祓除疾病和不祥。《风俗通义》亦曰：“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禊者，洁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尚书》‘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疗生疾之时，故于水上衅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上巳节的这种祭祀沐浴活动称为“修禊”。修禊自周代始，千百年来流传不衰。《诗经》中的《郑风·湊涓》一诗便生动地描绘了上巳节士、女聚会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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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巳节源于古代的巫术仪式“祓禊”之祭，根据史籍记载，先秦西汉时期虽然盛行祓除之仪，但各地祓除的具体时间并没有固定、统一。固定的时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的节俗大致形成于东汉时期。如《后汉书·周举传》曰：“顺帝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燕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曰：“三月上巳，大会宾从于薄洛津。”三月上巳逐渐成为社会上层贵族在水边宴会宾客、纵酒欢会的节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巳节已由祓除灾气的巫术仪式演变为曲水流觞、娱怀骋情的民俗节日，时间也由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固定为三月三日。

（五）狩猎之旅与灵台营建

游猎是由上古狩猎演化而来的。狩猎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手段，同时也是上古社会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活动。夏代的统治者喜欢游猎，太康因耽于游猎而失国，后羿因溺于游猎而丧命。殷商王室亦乐此不疲，卜辞中有多条商王游猎的记载。迨至周代，还形成一套关于游猎的系统完备的礼制。不同季节的游猎又有不同的称谓，春猎为“蒐”（选择未孕的野兽捕猎），夏猎为“苗”（为苗稼灭害兽），秋猎为“弥”（顺应秋气），冬猎为“狩”（无所选择，随意猎杀）。夏朝之时，一年四季均可打猎。周代天子、诸侯如果没有征战、出行之事，一般每年要打三次猎，否则为“不敬”。周天子辟有游猎的场所，并且特地规定游猎场所规模：周天子为百里，诸侯为四十里。东周时，诸侯争行天子的“田狩之事，园囿之乐”，游猎成了当时王公贵族追求享乐的一种方式。

周代的游猎之风盛行，可从《诗经》和《战国策》中得到印证，如《诗经·小雅·车攻》叙写天子出猎，备车选马，东行莆田行狩，后又夏猎于敖山的情景。各路诸侯穿着鲜艳的礼服、红色的护膝、金色的靴子，驾着车马络绎不绝而来，与周天子聚会游猎。《诗经·小雅·吉日》描写了周天子在随从的前呼后拥中搭箭拉弓，射杀野猪与犀牛，展现其身手不凡。《战国策》中也有生动地展现游猎的宏大规模和壮观场景，如“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样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

周王朝大规模营建城邑，奠定了中国古代“前朝后寝”制度，同时也兴建了皇家园林：灵囿、灵台、灵沼。《诗经·大雅》：“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其诗序：“《灵台》，民始附之。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为灵台，谓其沼为灵沼。”灵台立于灵囿之中，其形象“四面而高”。根据唐人《括地志》记载，直至唐代初年，在长安西20千米处尚能见到“高三丈，周四百二十步”的遗迹。“文王作灵台而知人之归附，作灵沼、灵囿而知鸟兽之得其所。”灵台营造及对百姓开放，是带有政治意图的，这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向民众开放过的皇家人造景观。

（六）动荡时期的旅游文化变奏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为社会各阶级、集团的思想家发表自己的理论主张，追求新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同时也使旅游活动由三代之时以商旅为主旋律的局面，发展成帝王诸侯的封禅、外交会盟和士的游学、游说之旅等多重变奏的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社会风雷激荡，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480余次。司马迁《史记》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有140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同时，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加入了民族融合。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提供了条件。这个时候的旅游活动包括：天子诸侯的封禅、游猎、会盟、巡游、娱游；由于各国间政治、外交、军事活动频繁而萌生的公务旅行、外交盟会；百家争鸣期间，各学派创始人带领其门徒周游列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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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欲封禅

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部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凰凰麒麟不来，嘉毂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资料来源《管子·卷十六》。

东周时期官学下移，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士阶层，士人奔走不暇。士人广泛的旅行活动大体有三类。一为游学之旅。诸子学者和莘莘学子，不辞路遥，纷趋列国四方。或授业解惑，或拜访名师，或问学习礼，或演艺习技。二为学术之旅。诸子百家或聚于稷下学宫和礼仪之都著书讲学、争鸣论辩，或深入山林洞豁、市井陋巷访问高士，与贤师切磋学问。三为游说之旅。诸侯争霸，君主和公卿大夫盛行“纳贤养士”之风，以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为代表，皆“食客数千人”。而百家争鸣，竞相提出“治国平天下”之策，许多掌握知识才技的士人，纷纷踏上游说之道，朝秦暮楚，周游列国，论辩殿堂，兜售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各尽所能，建功立业。

当时的周游，主要目的不是欣赏娱乐，但是大量的旅游实践促使他们的周游之行带上审美的色彩，并有不少旅游的哲学见解，对后世中国的旅游文化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这在《论语》《庄子》《孟子》《荀子》《列子》等典籍中都有所体现。

孔子提出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意涵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近游观。“比德说”是清人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首先明确提出，意为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品格道德有相似之处，人对自然物的爱赏与赞美，归因于自然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比拟、象征人的某种美德；自然物之所以美，是因其某些属性特征“似有德者”。荀况《荀子·宥坐》中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挈，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从旅游客体自然景观——东流的大水上，前往观水的旅游主体孔子独具慧眼地发现其禀性：仁、义、道、德、勇、法、正、察、志及善化等。也就是说，蕴藏于自然景观中的禀性，类似于仁人君子的美德。孔子认为，热爱自然，游观山水，不仅可以怡情养性，还可以净化心灵，使人受到道德教化。将自然物的外观特征伦理化、人格化，从观念上将其纳入社会范畴，从而使自然之美与伦理之善联系起来，是“比德说”通过旅游在自然与人之间强调的关联。

庄子提出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审美观和“旧国旧都，望之怅然”的怀旧旅游理念。《逍遥游》代表了道家的旅游思想理论，指不计功利，不借任何外力，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自由自在地遨游。也就是在无拘无束的遨游、漫游中去获得审美愉悦和精神满足，并从中了悟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本质和规律，即“道”。

《列子》一书提出了“人之游也观其所见，我之游也观其所变”“务外游不如务内观”的尚变的旅游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内游理论，可谓中国古代旅游哲学的第一个高峰。学者章必功（1992）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较明确的旅游范畴，标志着中国旅游文化开始进入自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