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和Paul 研究认为，移民适应的双重任务，包括保持原来的能力和学习新的生活技巧；他们提出了“协作性适应策略”，这一概念主要说明个体行为适应的机制和集体行为适应的机制之间主要的联系和相互作用。Alvin 和Scudder 对非自愿移民在不同地域安置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结果：移民安置后的行为模式和目标都与搬迁前搬出地一致，说明移民在搬迁后采用的行为模式没有改变，仍然最大限度地利用以前的已有资源，并没有针对新的环境采取新的行为模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因此，其积极性和消极性是同时存在的。适应行为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结果，受年龄、教育程度、个性和生活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46]。McHugh 等通过研究，认为不同的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是有差异的，这与移民的性格、气质、受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当地环境等因素影响有关[47]，移民自身的文化素质、经验、能力也直接影响适应过程[48]。John W. Berry在《文化适应研究框架图》中把年龄、性别、教育、社会地位、迁移动机、文化差异（语言、宗教）、性格等因素作为影响移民适应的缓和因素[49]。性别会对文化迁移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大量证据表明，相对男性来说，女性可能会经受更大的风险。教育似乎一直以来都是与积极性适应相关联的一个因素：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可能承受的压力就会越低[50]。已经找到很多原因来证实这一关系。首先，教育本身就是一项私有资源：正规教育通常会向人们慢慢灌输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这可能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去适应环境。其次，教育是与其他资源相互联系的，如收入、职业地位、社会支持等，而所有的这些都是文化适应的一些积极性因素。再次，教育可能会让他们熟悉一些移居社会的特征：其实就是对移居社会新文化中的语言、历史、价值观念及一些准则的提前适应。与教育相关的是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尽管社会地位高（像教育一样）是一种资源，但是移民却通常都会经历这种地位的缺失以及地位移动受限问题[51]。文化距离（两种文化在语言、宗教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迁移个体的自身背景上，而且体现在两种文化接触之后所显现出来的区别上。一直以来的一个普遍性发现就是：文化差距越大，适应的积极性就越低，旅居者和移民就是这样[52]，文化距离越大，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文化脱落和文化习得，而且文化的这种大差距可能会引起群体之间的消极态度，导致更大的文化冲突，进而使得文化适应更差[53]。G. Kolaitis 对在雅典生活了3 年的俄罗斯8 ～12 岁儿童与雅典本地同年儿童的对比跨文化适应研究过程中发现，年龄越小和在迁入地生活时间越长越容易适应，Kritz 和Nogle 认为同一地区的移民倾向于安置或居住在一个集中的居住区，同质型集聚地对移民产生重要影响[54]。(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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