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先民的对象驯化与利用：南滚河亚洲象保护研究

象，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耕作、战争、祭祀、艺术、外交、娱乐等方面，象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

（1）用于耕作

民间流传的“二十四孝”故事中，有舜帝驯服大象来耕作的传说，黄河流域有大象栖息，舜便驯化大象用于耕耘。

殷商时期，象出现得更加频繁，如《吕氏春秋·古乐》中：“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可见商人已“服象”来作为战争工具。

西晋学者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舜葬苍梧下，有群象常为之耕”，可见象在夏朝与人们的生活比较密切。

唐代史籍中还有关于“象耕”的记载：“象，开南以南多有之，活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其中“开南以南”在今天普洱、西双版纳一带，说明早在唐代傣族聚居地区就有驯养大象耕田的做法（刘荣昆，2011）。“象自蹈土，鸟自食萍，土蕨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土俗养象以耕田”的情形。

（2）用于战争

到了明朝，大象的分布北界已经退到了岭南地区，以至于中央政府专门在此建立了驯象卫以供朝廷的需要，“驯象卫在横州（今县）进象。先是语思明、太平、田州、龙州诸土官领兵会驯象卫官军往钦、廉、藤、蔬、澳等山捕象，豢养驯押，至是以进”（《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26）。

史书还有很多关于“象战”的记载：“洪武二十一年，百夷王思伦发遣其酋刀思郎寇定边县，众十五万。西平候沐公率兵御之，选战士得万千人，与之对垒。夷人驱象以战，马惊走不成列，公患之，令其下曰：‘谁与我当象？总旗刘安西奴请往。时夷人隔水阵象，激其怒号，以恐吾众，安西奴以五人赴之，斫一象鼻而回，被伤象反走，余象惊奔，不可制，夷人夺气。公贲以白金百两，马一匹，制拜百户，公喜曰：吾知破象之术也，以火攻之必克也。’又曰：‘吾欲知其虚实，谁与我执夷人讯之？’一卒回：‘诺。’即渡水挟一人以归，问其善斗者为谁？曰：“刀思郎所将悉剌也（夷人敢死士为悉剌）。”问其所居何所？夷指平地象多者曰：‘此即其营。’乃令左卫指挥马骥左翼，以攻其左，右卫指挥金红张右翼，以攻其右，亲率前卫指挥张因等直赴刀思郎营，火枪火箭一时俱发，象惊俱却走，自相蹂践，刀思郎大败，追及斩之。左阵稍却，命掠阵者研马骥首，骥敌死，公挥兵救左翼，得全其师。自是夷震惧，不敢复出矣。”此记述精彩地描述了沐英采用火攻，使象群惊散，思氏战败（刘荣昆，2011）。

清末，国势衰微，加之疯象伤人，象奴克扣太甚，导致驯象的数量急剧减少直至消亡，从而出现了“象房无象”的景象，始设于宋朝的养象机构在清末最终被废除。可以看出在许多朝代，都城中驯象数量的多寡也一定意义上也标志着某个王朝的兴衰（王彤，2017）。但象文化并没有因驯象机构的消失而消失，人们对大象由最初的象崇拜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习惯、思想文化和风俗之中，丰富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和精神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查茂盈，2012）。(www.xing528.com)

（3）古代用于祭祀陪葬的象

象也是王公贵族的常用祭祀陪葬品，在殷陵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很多象坑，1935年第12次殷墟发掘，在王陵区东区M1400号大墓附近发现象坑一个，长5.2 m、宽3.5 m、深4.2 m，内埋一象一人（胡厚宣，1995）。

1978年，在王陵区西区东南方约80 m处又发现象坑一个，长2.4 m、宽1.7 m、深1.8 m，内埋一象一猪，象体高约1.6 m，身长约2 m，门牙尚未长出，系一幼象个体，身上还佩戴一个铜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8），据考证，这片遗迹当为殷王室祭祀其祖先的场所（杨锡璋等，1979）。

其次，在很多殷商青铜器动物纹样中，象纹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纵观商周时期以象为装饰的青铜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器物本身为“象”形，一般称之为象尊；其二，以“象”的形象为装饰母题，可以称之为象纹青铜器，还有一类是以象的身体的某一部分（大多为象鼻）为装饰素材的青铜器，这类青铜器数量最多，流行时间也最长（梁彦民，2001）。由以上有史料可见，象与殷商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生活事件中“象”逐渐具有了神圣性（李安竹，2018）。

（4）象、象牙在外交中的作用

在外交文化中，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班固，1962）。

唐代时期，国力强盛，四海咸服，各方朝贡之物数不胜数，皇家苑囿中许多四方进献的驯象（王彤，2017）。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林邑国的13次朝贡中，就有7次提到了驯象（王永平，2014）。

蒙元时期，蒙古统治者通过周边地区的朝贡，获得了大量的驯象，他们不仅没有排斥这一陌生物种，反而在结合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大象进行了独特的利用，在一些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象文化（张博，2018）。大象与元代结缘主要始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对于大象的喜爱远超过以往历史上的其他皇帝，其时不仅有“贡象”制度，甚至出现御用“象舆”这样独特的宫廷景观。“象舆”在元朝一直作为巡幸两都的车舆形式，以此彰显元代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武晓丽，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