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陵：黄教与蒙古统治西藏的玄机

清王朝的前身后金政权在成立之初，正值蒙古地区由原始宗教萨满教向喇嘛教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支持黄教，赢取民心，使众多的蒙古部族归顺，是后金政权对蒙古及西藏的主要政策。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与西藏虽然没有直接交往，但接触到了从西藏来蒙古传教的囊苏喇嘛，并且修建了大量寺院。

后金政权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有“天命”“天聪”“崇德”三个年号。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定为“崇德元年”，是为大清王朝的开始。之所以改变国号，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汉人对金朝侵犯宋朝的惨痛记忆，从而免于对后金刻骨铭心的民族仇恨。对于国名的改变，历史上众说纷纭，其中的一种说法却是与西藏有关。据《满洲源流考》记载：

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

此种说法，将西藏丹书上称“曼珠师利大皇帝”中的“曼珠”解释为“满洲”，此为族名的来源，并译为“妙吉祥”。如果不是附会的话，那么满族与藏族也就确实有几分佛缘了。

清朝入主中原后，继续与西藏的宗教领袖保持联系，并派使者前往西藏问候达赖、班禅，敦请达赖、班禅前往北京觐见顺治帝。达赖方面也遣使来北京向清廷朝贺，献土仪，以示归附。

顺治九年（1652），达赖率领班禅和固始汗的代表及众多的侍从人等共三千余人，前往北京觐见大清皇帝顺治帝。顺治帝亲自为达赖设宴洗尘，赏赐大量的金银珠宝。达赖次年回西藏时，还得到了大清皇帝的册封。金册、金印是用汉、满、藏三种文字书写的。金印的全文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之印”，其中的“所领天下释教”，以中央统治者的名义确立了达赖在蒙、藏喇嘛教中的宗教领袖地位；“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中的“普通”，是“普遍通晓”的意思。“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是三世达赖喇嘛“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沿用。金册共有十五页，全文如下：

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

“达赖”，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藏语意为“上师”。“达赖喇嘛”的汉语意思则是无所不知的、坚强的、像大海一样伟大的和尚。达赖喇嘛是格鲁派中最大的一个活佛。达赖喇嘛的尊号最早是由蒙古俺答汗所赠。俺答汗代表的只是一个蒙古部落，而顺治帝所代表的则是整个国家，所以一个蒙古汗王所赠之号与一国之君所封之号有着天壤之别。顺治帝对于达赖喇嘛的册封，不仅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确立了达赖喇嘛在西藏宗教领袖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从此确立了清王朝对西藏宗教的领导地位和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使其成为一种定制，以后历世的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清朝中央政府的确认。

顺治帝吉服像

在册封达赖喇嘛的同时，顺治帝对于西藏的班禅固始汗也进行了册封。当时的西藏尚未形成“政教合一”的格局，达赖喇嘛只是宗教领袖，地方上的政权则全部掌握在固始汗的手中。之所以对达赖喇嘛和固始汗进行册封，是因为清王朝不仅要取得对西藏宗教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要取得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权。顺治帝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固始汗的册封，也就是将西藏的僧俗民众纳入了大清王朝的统治范围，这为以后取得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奠定了良好基础。

班禅世系同达赖世系一样，也是黄教的重要世系。世系始自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坚赞（简称为“罗桑曲结”）。像达赖喇嘛一样，班禅的前世也是追认的。罗桑曲结坚赞本是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寺主，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后藏地方的代表人物。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他到拉萨主持三大寺和格鲁派上层的事务，负责寻访并教授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罗桑曲结是为格鲁派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由于争夺权力，西藏地方势力头领拉藏汗不让达赖喇嘛转世，罗桑曲结治好了藏巴汗的病，才说服准许寻找转世灵童。后来罗桑曲结与五世达赖喇嘛商议，明朝崇祯十四年（1641）将从新疆进入青海的蒙古势力固始汗部引入西藏，一举消灭了藏巴汗。

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兵进入西藏并取得对西藏的统治地位后，仿效俺答汗赠送达赖喇嘛尊号之先例，也赠送班禅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班”是“班智达”的简称，梵语“智慧”的意思；“禅”是藏语“钦波”的简称，意为“大”；“博克多”是蒙语，是对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称。“班禅博克多”汉意为“智勇双全的、像金子一样珍贵的大学者”。固始汗对罗桑曲结尊号的赠送是班禅有尊号的开始。像俺答汗当年赠送达赖喇嘛尊号一样，这一尊号并没有实际意义，仅仅表示对罗桑曲结乃至黄教的一种敬意。后来，罗桑曲结和达赖喇嘛又联合清朝势力，赶走了蒙古人。罗桑曲结圆寂后，继承人为五世班禅罗桑益喜。

康熙朝末年，西藏地区动荡不安，流血冲突不断。为了稳定西藏的局势，加强黄教的力量，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并以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之例，赐以金册、金印，正式确立其地位与达赖喇嘛等同。“班禅”的意思是“大师”，“额尔德尼”为满语，意思为“智慧、圣德之光”，所以一般习惯称为“班禅大师”。

一世班禅与一世达赖同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达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系统。达赖喇嘛以布达拉宫为中心，主持前藏事务；班禅活佛以扎什伦布寺为中心，主持后藏事务。二人的宗教地位平等，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共同管理西藏宗教事务。在藏传佛教里面，达赖是“欣然僧佛”即观音的化身，班禅是“月巴墨佛”即无量佛的化身，拿佛的级别来说，班禅比达赖高级，但是在现实地位上，达赖在政教两方面都高于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的称号，一直沿用至今。(www.xing528.com)

为了更好地管辖、治理西藏，雍正帝开始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长期驻有清朝皇帝直接领导的军队，使得清朝在西藏开始有正式的领土权利。驻藏大臣由皇帝直接任命，多由满、蒙官员担任，衔在二品以上。驻藏大臣的设立，使得清王朝对西藏进行了二百余年卓有成效的统治和管理。

达赖、班禅和西藏的活佛，从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开始，实行转世系统——呼毕勒罕，即转世灵童。由于喇嘛教的戒律不准娶妻生子，所以继承人须寻访才能确认。通常情况下，达赖在生前留有遗嘱，告诉转世的方位。如果突然死亡，则根据头倒下的方向去寻找转世灵童。这个灵童一般应是达赖圆寂后七七四十九天之内出生的婴儿，因为达赖死后重新投胎转世要有一个过程。与此同时，还要请降神在护法神前打卦问卜，以确定灵童转世方位。不仅如此，还要派高僧到黄教圣地却科杰的圣母湖观看显影，以印证灵童的出生地及灵童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否与神明的托言相符。

在大致方位确定后，便开始在小范围内走访、了解灵童出生前后是否有各种吉兆，如梨开二度、接近灵童的病儿突然痊愈，或灵童自身具备一些特殊征兆和功能等，有这类吉兆的均可列为重点选择对象。如果有若干婴儿候选，或对某一灵童产生疑问，可在护法神前当场抽签决定。最后还要进行一次重要的测验，即把达赖生前使用过的和从未动过的物件混放在一起，让灵童挑选，如果能准确无误地拣选出达赖生前用过的物件，这个灵童必是达赖转世无疑了。最后确定的“灵童”要按隆重的礼仪规格迎至拉萨，并且暂时接父母一同居住。灵童最终确认后，三岁坐床，六岁受戒，经过一系列培训和学习，年满十八岁即开始亲政。

这一转世系统看似无懈可击，其实仍有不少弊端，很难保证其中没有半点虚假或出差错。乾隆朝年间，喀尔喀三音诺颜部落额尔德尼班弟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什有意营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大活佛）附会妄指。结果，拉穆吹忠接受那旺达什所贿赂的银五十两、缎一匹、哈达一个以后，即指定其汗王之子为真呼毕勒罕。更有甚者，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图舍图汗之福晋有孕，即指为呼毕勒罕。结果生出来的却是一个女孩儿，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留传后世。

大昭寺掣签的金奔巴瓶

为了使大喇嘛能为自己所用，消除呼毕勒罕转世系统的虚假弊端，就必须将大喇嘛的转世权掌握在手中，从而全面控制整个喇嘛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影响至今的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必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并规定所有寻找呼毕勒罕的事情，永远不准拉穆吹忠参与和指认。金瓶掣签制度确立后，所有大喇嘛转世均照此办理。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下来。

所谓的“金瓶掣签”，其实就是由清朝中央政府颁发两个金瓶，一个用于达赖、班禅等藏区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拉萨大昭寺；一个用于确认蒙古各部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北京雍和宫。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均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于象牙签上，置于金瓶中，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或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主持抽签掣定。这种方法被称为“金瓶掣签制度”。

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驻藏大臣等共同认定确是转世灵童时，可以奏明皇帝请求免于擎签，若不认可则重新寻找。无论是否掣签，最后决定权均在中央政府手中。

在清朝，由金瓶掣签确定的达赖喇嘛共有五位，九世达赖、十二世达赖、十三世达赖免于掣签；金瓶掣签确定的班禅额尔德尼共有两位。

藏传佛教不仅能掌握控制整个西藏地区，同样也深刻地影响着蒙古地区。

乾隆二十年（1755），厄鲁特蒙古阿睦尔撒纳起兵叛乱，喀尔喀蒙古亲王额琳沁多尔济有意放走阿睦尔撒纳而被乾隆帝赐死。一时之间，蒙古诸部以不能擅杀成吉思汗后裔为由相率骚动，整个蒙古地区顿时就要刀光剑影。此时第三世章嘉胡图克图（清朝著名藏传佛教领袖）正扈从乾隆帝驻跸承德，闻知此事后，连夜作札由弟子驰送蒙古。蒙古各部见国师信后皆俯首听命，心悦诚服。这件事使乾隆帝真正认识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乾隆帝在执行推广黄教政策的同时，自己也深受影响，由原先只是利用黄教，发展到后来自己也潜心信佛，甚至达到沉溺的程度。嘉庆元年（1796）三月，南方爆发了白莲教农民大起义，到嘉庆三年（1798），起义军已发展到四五十万人，范围涉及五个省。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帝，此时也束手无策，只是经常卧于龙床之上，紧闭二目，口中念念有词。一日，忽睁二目问道：“这些人什么名字？”嘉庆帝不知如何回答。和珅却应声回答：“高天德、苟文明（此二人是白莲教起义军中著名的领袖）。”日后，嘉庆帝密诏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云何？汝所对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诵之，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皇上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对也。”其实，早在乾隆帝修造自己的陵寝之时，乾隆帝就以自己是文殊菩萨和大清大皇帝驱驾佛教的双重身份来实施推广大清王朝对蒙藏的民族政策。这可以从乾隆帝裕陵地宫所刻图案的内容看出。

乾隆帝不仅在对待西藏这一敏感问题上有功于国家，而且创立了影响深刻直到现在仍在使用的金瓶掣签制度。乾隆帝的裕陵地宫不仅说明了西藏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从其内容和形式上更可以证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