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陵地宫距今为止尽管开放四十多年了,但依然迷雾重重,有许多难解之谜。
(一)两根石柱何时顶。1975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开启地宫时发现,地宫的第一道石门有两根四方形的石柱支顶着上面的门楼。这两根石柱是在什么时候支顶的?估计有三种可能:
一是1928年溥仪所派的负责东陵善后和重葬事宜的人员支顶的。
据查当年参加重殓人的日记和报告记载,都未提到支顶石柱的事。支顶石柱是一件非常大的工程,非一日所能完成。如果真的是这些人支顶的,在日记和报告中不可能都只字不提。所以说这种可能性被排除。
二是孙殿英匪兵支顶的。
裕陵地宫第一道石门原始支顶的两个石柱子
孙殿英匪军盗掘东陵,是为了破坏而绝不是为了保护东陵。又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况且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在这几天内他如果什么也不干,只做支顶石门这个活儿都还难以干完。这些匪兵是为了盗珍宝,能支顶石门吗?他们能为了支顶石门什么也不干吗?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
这种可能性最大,即在乾隆帝入葬以后到地宫隧首填砌之前这段时间内支顶的。因为在这之前支顶石柱,这两柱之间只有一点零三米,而乾隆帝的棺椁就宽一点五四米,还不用说棺椁下还有龙
车—那是根本不能从两柱间通过的。通过查找清宫档案发现,在嘉庆四年(1799)七月乾隆帝入葬前,修建裕陵地宫隧道工程的大臣绵课在计划筑打夯土时发现“头层石门之上横安石槛已见有裂缝斜纹两道”,如果筑打夯土,不仅惊扰了已入葬的后妃,更会怕因强烈震动而引发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此奏请皇帝,将筑打夯土改为用砖铺砌,即现在人们所见到的样子。按道理讲,石门上槛出现裂缝,嘉庆帝既然已经知道了就不会不管,可是嘉庆帝在接到绵课的奏折后是这样批示的:“绵课等奏裕陵隧道筑打灰土,窒碍难行,敬拟改用砖砌一折,览奏俱悉。隧道地基上一段在宝城以外,下一段在宝城以内。绵课等以城外者尚可施工,城内者相去宝城甚近,声势震响,于心不安,请按照须用灰土之薄厚改用砖砌,质地坚厚更为得力等语。所虑亦是,即著照所奏,敬谨办理。现距奉安之期为时不远,并当上紧施工,讲求尽善,不可屡次更张,总期万全而昭慎重。”
嘉庆帝对于绵课所提的“头层石门之上横安石槛已见有裂缝斜纹两道”竟然连理都未理。为什么会这样呢?据笔者猜测,嘉庆帝之所以着急隧道地面工期,就是想抓紧时间奉安乾隆帝棺椁,然后考虑石门上槛裂缝的补救方法。只不过这种想法不便与他人说。因此,这两根石柱只能是乾隆帝入葬后、地宫封闭前支顶的。
1989年,裕陵的工作人员发现第一道石门内侧上槛也出现了裂缝,并且第二道石门、第三道石门上槛同样出现类似情况,为了防止裂缝继续扩大,于是由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古建队负责,在第一道石门内侧支顶两根方形石柱,又在第二道石门、第三道石门各支顶四根方形石柱,总共支顶十根石柱。也就是说,目前裕陵地宫内除了第四道石门没有支顶石柱子,其他三道石门处都支顶上了,每道石门支顶四根,总共有十二根石柱子。
裕陵地宫第二道石门支上石柱后的外景
(二)金券歪斜。当人们站在地宫里,向金券内观望时会发现最后的金券竟是歪斜的。位于金券正中的乾隆皇帝的棺椁未在地宫的纵向中轴线上,而偏向了西南—东北方向。会不会是视觉发生了偏差,看错了?不是的。事实上,第三门洞券和金券的方向与前七券确实不一致。经实地测量,第三门洞券和金券的方向与前七券的纵向轴线方向形成了一个十度的夹角,第三门洞券水平面不是九十度四边形,而是四边菱形。这又是为什么呢?
裕陵地宫平面图(绘图 徐广源)
有人解释说,地宫前七券的方向是风水线,第三门洞券和金券的方向是子午线。所谓“风水线”,就是陵寝所朝对的方向,是地面建筑的纵向中轴线方向。所谓“子午线”就是正南正北方向。这种解释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经过实测,前七券确实是风水线,与地面建筑的方向一致。但第三门洞券和金券方向并非子午线,与子午线相差十五度。如此看来,这种风水线、子午线的解释是不正确的。(www.xing528.com)
也许有人认为,这肯定是地宫施工时的失误,在开槽时把金券挖歪了。这是不可能的。在封建社会,皇陵工程是国家第一流重点工程,被称为“钦工”,而地宫又是陵工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位,岂容有丝毫的疏忽和误差。在测量仪器、测量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在数千米的建筑序列上,出现一些误差,发生一点歪斜,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只有五十四米长的地宫中出现用肉眼都可以明显看出的十五度的误差,则是不可能的。再者,地宫里的所有石雕刻都是提前在样坑中雕刻好,并将各石块编好号码,从样坑中拆卸出来,然后按序号砌到地宫中去。如果地宫的槽挖歪了,出现了失误,这些编好号码的石块在往地宫里安砌时,就不会衔接合缝,图案就会错乱变形。根据现场观察,裕陵地宫各券石块不但安砌得十分整齐、严密,而且图案、文字毫无错乱走形之处。这说明金券歪斜不是工程失误,而是特意设计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地宫金券歪斜呢?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经过查档案并研究后认为:乾隆帝的裕陵用了两个方向,即地面建筑和地宫内的前八个券用的是亥巳兼壬丙三分方向;而金券则用的是壬山丙向兼亥巳丁巳分金方向,这两个方向的夹角是十度。这在风水学理论中是可以找到依据的。《灵诚精义》中记载:“凡葬法得金井与门户为一向,乃正法也。有如外就堂气,则先到之砂水不可不收,聚会之堂气不可不纳,此众口以为必然者。却与龙法之生向不合,则当以天星卦气为主,作内外二向。假如亥龙宜作巽向,外面砂水又宜作巳向,则内用巽向以乘生气,外用巳向以接堂气,亦何嫌于作两向也!”裕陵的外向,即是裕陵地面建筑的中轴线方向,以金星山为朝山。金星山是顺治帝的孝陵朝山。裕陵以后的道光帝的宝华裕陵寝、同治帝的惠陵皆以金星山为朝山,这充分表明了金星山确实是朝山的最佳选择。裕陵以金星山为朝山,则说明在清东陵境内,裕陵选用了地面上(外向)的最佳方向。如果金券的方向朝顺时针方向扭转十度,即现在这个方位,为壬山丙向兼亥巳丁巳分金方向,则“脉气最盛”。这个方向(壬山丙向兼亥巳丁巳分金方向)从地面上看,裕陵背后正好对一山峰,而这一山峰的两侧各有一个稍微低矮的山峰,左右对称,形成风水学中所常说的“左辅右弼”之势。这样,裕陵就将地上、地下的最佳方向都用上了,即裕陵地面建筑和地宫前七券的方向是对着金星山,地宫第三道门洞券和金券的方向是对着后靠山。也就是说,金井的位置正在后靠山的吉向上。
裕陵山向(可以遥看裕陵的风水)
清宫档案《建筑工程·陵寝坛庙》也记载裕陵地宫与地面建筑用了两个方向,但未讲明其中的原因。其实,顺治帝的孝陵也有此现象,即地宫与地面建筑用了两个方向。
(三)顶门石丢失。裕陵地宫有四道石门,就应有四个顶门的自来石。可是现在裕陵地宫里只有两个残缺的自来石,数量上少了两个。工作人员在清理裕陵地宫垃圾时,也未发现有破碎的顶门石;孙殿英等盗匪也不会对此感兴趣。那么,缺少的两根顶门石去哪里了呢?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四)地宫渗水。1928年孙殿英盗陵之后,清逊帝溥仪派人到东陵处理善后事宜时,发现裕陵地宫存有大量的积水,作为随员的徐榕生在日记中写道:“初八日,早晴。仍在裕陵监工,午间隧道已通。植携志叔壬至石门察看,见门内水深四尺余。”裕陵地宫清理后,从墙上的水痕看,地宫里的水最深的时候达到过六七尺。自地宫开放以来,每到阴雨连绵的夏季,地宫中都会有大量的渗水。档案记载,在乾隆十七年(1752)孝贤纯皇后入葬前就曾发现地宫出现渗水,乾隆帝命令有关大臣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了补救,效果不错,很快将渗水排出,并且直到嘉庆四年(1799)九月十五日乾隆帝入葬裕陵地宫的四十七年时间里,地宫中也没有出现渗水。为什么在1928年或在这之前就出现了渗水?
裕陵地宫三道石门向里看乾隆帝棺椁
(五)棺椁脱离棺床。前面已经讲了,裕陵地宫的每具棺椁的四角都用巨大的龙山石牢牢地固定在棺床上。那么,龙山石为什么没有固定住乾隆帝的棺椁呢?
(六)棺椁顶住石门。我们知道乾隆帝的棺椁移下了棺床。巨大的棺椁能从棺床上下来,说明有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目前看,这个推力肯定是来自地宫内的积水,地宫里的积水是从地宫地面石缝中冒出来的,不是从墙壁上的洞喷出来的。这样整个地宫的水面会慢慢平稳地往上升,不会形成水平方向的冲力。棺椁只能向上浮起,不会向某一个方向移动。积水下降消失时也是从石缝中渗走,不会流出地宫之外,所以水流对棺椁也不会产生冲力。即使孙殿英盗匪抽地宫积水会产生水流令棺椁顶住石门,地宫重殓之后石门关闭,没有人抽积水,但为什么棺椁还会顶住第三道石门呢?目前来看,乾隆帝棺椁顶住石门尚未有合理的解释。
(七)宝剑之谜。清陵学者徐广源先生做社会调查时曾听说,裕陵被盗不久,从北京来了几个人,进入裕陵地宫,从石门的上槛上取走一把宝剑,据说是古代的“镆铘剑”。这个说法很让人生疑,如果这把名剑是随葬品的话,为什么不放入棺内却放在门的上门槛之上?可是提供这条信息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活动在东陵这一带,是个东陵通,他提供的许多东陵的情况都得到了印证,大多证明是正确的。而宝剑这件事,这个人向徐广源先生讲了几次,又说得十分真切,不容置疑。但将古代名剑放在上门槛上又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对于这件事情,目前仍无法证实真假。
裕陵地宫卡棺石
孝贤纯皇后棺椁东南角的龙山石
(八)龙山石开裂。通过清理裕陵地宫,人们惊奇地发现,孝贤纯皇后东南角的龙山石整个是开裂的,是用三个大铁锔子连在一起的。这三个铁锔子锈蚀得极为严重。这个龙山石为什么是开裂的?这三个铁锔子又是什么时候锔上的?东陵文物保管所没锔,孙殿英和溥仪派的善后安葬人员不会锔,难道是孝贤纯皇后在乾隆十七年(1752)入葬前锔的?皇家能够有这么大的工程失误而隐瞒不报吗?这是欺君之罪。目前,孝贤纯皇后的这块龙山石铁锔子,已成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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