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清帝国灭亡的内在原因是统治的腐化堕落，那么外因则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如果说中英两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为利益而战，那么产生经济利益的载体则是通商贸易。商业贸易是获得经济利益最直接、最便利的方法和途径之一。英国人虽素以绅士自居，但其骨子里透出的更多的是商人的精明与狡诈、利益与自私。对经济利益的渴望和需求，成了英国人的天性。现在常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意思就是当两人或两个集团或两个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外交斡旋等方式又宣告失败，“经济制裁”又无法生效时，“武力”就是其最终的解决方法。鸦片战争的爆发，虽说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东西方文化发生了碰撞，经济利益发生了冲突所致。清王朝的长期闭关自守政策，使得外国商人在华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尤其是那时已强大无比、号称“海上霸主”的英国人。
乾隆帝骑马像
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巨大变革，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以纺织机的发明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出现而宣告“蒸汽时代”的到来。工业革命极大地增强了英国的综合国力，使其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率先进入了现代化工业社会。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英国急于向外扩张，寻求新的原料和市场。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和繁荣的社会环境，这自然成了英国的首选目标。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资本主义英国和素以“天空只有一个太阳”自居的泱泱中国清王朝之间有了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外交接触。
中英两国最初的贸易交往主要集中在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上，这些代表中国悠久文明的丰富物产，一直强烈地吸引着英国贵族和商人。乾隆朝时期，又逐渐扩大为包括白糖、纸张、棉布在内的更多物品。但清政府所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英国人在中国的商业贸易受到了许多的限制。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下令禁海闭关，同时规定：禁止华人出洋和侨居国外，广州为唯一通商口岸，朝廷官员“不准与外吏接触，不准与外吏私通信函”等。
英使“贡船”
在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中，英国居于首位。乾隆五十四年（1789），在广州黄埔停泊的八十六艘外船中，英船占了六十一艘。茶叶是英国主要进口物品，英国人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以东印度公司为主体的英国商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正因如此，英国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于是，英国政府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式任命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出访中国。
东方的神秘古国，是马戛尔尼早就熟悉的。能与神秘大国沟通交往，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工作，马戛尔尼欣然接受了这一极具吸引力的职务，并开始精心挑选使团成员，随员八十余人和九十五名卫兵，其中包括外交官、英国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加上水手共计八百余人。他们又准备了足以表现英国人才华、能证明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礼品。
英国使团的航船共有三艘，特使乘坐的舰船名为“狮子号”，是由英国海军部提供的第一流舰船，此舰有六十四门火炮。礼品船名为“印度斯坦号”，由东印度公司提供，是使团队中排水量最大的船。另一只供应船名为“豺狼号”，是东印度公司花了一千四百五十英镑买来专为使团使用的船。
马戛尔尼使团所需经费虽然是由政府支出，但实际是由东印度公司资助的。正如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所说，因为使团此行与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关系甚大，所以使团的费用亦由公司负担。这是东印度公司为了达到其垄断对华贸易的目的而进行的投资。因此，英国特使的这次访华，肩负着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和要求领土等任务。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一日（1792年9月26日），肩负着英国政府及东印度公司赋予的双重使命的马戛尔尼，率领满载礼品和成员的“印度斯坦号”船，在战舰“狮子号”和“豺狼号”的护卫下，离开了朴次茅斯港，开始了中国之行。
几乎就在同时，英国政府指示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给中国方面的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郭世勋写了一份照会。这本是一封客气的公文式的函件，但转译后竟改变了原意。“特使”变“贡使”，“礼物”变“贡品”。
乾隆帝看后特别高兴，明年八月十三日，正是自己八十三岁的生日，这两个八十三的重合是多么难得，若在庆典的宴会上出现慕顺的远夷，和其他的藩属使臣一样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尽显天朝大皇帝威风，载入史册后，“十全老人”岂不更加完美！于是他命令将英国贡使带往热河。
此时，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被译成中文的禀文及所进献礼品的清单。
英使在禀文中，极力夸耀英王对乾隆帝的诚心尊敬和所献礼品的奇巧，并写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记载的礼品共有十九宗，总计五百九十余件，并且做了简要的介绍：
英国国王送给乾隆帝的礼品清单
第一件，西洋语布蜡尼大利翁大架一座。乃天上日月星宿及地球全图，其上地球照依分量所载，日月星辰同地球之像，俱自能行动，效法天地之转运，十分相似。依天文地理规矩，何时应遇日食、月食及星辰之愆，俱显著于架上，并有年、月、日、时之指引及时辰钟，历历可观。此件系通晓天文生，多年用心推想而成。从古至今，迄未所有，巧妙独绝，利益甚多于西洋各国，为上等器物，理应进献大皇帝用。又，缘此天地图架座高大，洋船不能整件装载，因此拆散分开，装成十五箱。又令原造工匠跟随贡差进京，以便起载安排安放妥当，并属付（嘱咐）伊等慢慢小心修饰，勿稍匆遽手错损坏。仰求大皇帝容工匠等多费时候，俾安放妥当，自然无错。同此单相连别的一样稀见架子，名曰来复来柯督尔，能观天上至小及至远的星辰，转运极为显明。又能做所记的架子，名曰布蜡尼大利翁。此镜规不是正看是偏看，是新法。名赫汁尔天文生所造的。将此人名姓一并禀知。
第二件，座钟一架，亦是天文器具。以此架容易显明解说清白，及指引如何，地球与天上日月星宿一起运动，与学习天文地理者有益，拆散分作三盒，便于携带。其原匠亦跟随贡差进京，以便安装。
第三件，天球全图。仿作空中蓝色，有金银做成的星辰，大小颜色俱各不同。犹如仰视天象一般，更有银丝分别填上各处度数。
第四件，地球全图。天下万国四州（洲）、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亦有海洋道路，及画出红毛船只。
第五件，十一盒杂样器具。为测定时候及指引月色之变，可先知将来天气何如。系精通匠人用心做成。
第六件，试探气候架一座。测看气候最为灵验。
第七件，巧益架子一个。能增助人之力量。
第八件，奇巧椅子一对。使人坐在上面，自能随意转动。
第九件，家用器具一架。内有新旧杂样瓶罐等项，又有火具能烧玻璃、磁器，猛烈无比，是一块大玻璃用大工打造成的。火镜紧对日光，不但能烧草木，并能焚金银铜铁。及一样白金，名曰“跛剌的纳”。世上无火，可能烧炼，惟此大能显功效。
第十件，杂样印画图像。内有红毛英吉利国王全家人像，并有城池、炮台、长桥、堂室、花园及乡村之图，异样洋船图。
第十二件，金线毯数匹。为精致房间用。
第十三件，大毡数匹。为殿上铺用。
第十四件，齐全马鞍一对。头等匠人用心做成，特进大皇帝乘用，颜色是黄色的，十分精致。
第十五件，车二辆。敬献大皇帝万岁御坐。一辆为热天使用，一辆为冷天使用。
第十六件，军器数件。献大皇帝御用，是长短自来火枪、刀、剑等项，其刀、剑能斩断铜铁。
第十七件，铜炮西瓜炮数个。操兵可用，并有一小分红毛国兵跟随贡差进京，若是大皇帝喜欢看西洋炮法，能在御前试演。
第十八件，大小金银船，乃红毛大战船之式样。虽大小不对，十分相似。大战船上有一百大铜炮。今于小金银船内，可以窥见一斑。红毛国在西洋中为最大，有大船甚多，欲选极大之船，送贡差至天朝，但内洋水浅，大船难以进口。故发中等船及小船，以便进口赴京。又欲表其诚心爱戴至意，即将大船式样，进于大皇帝前，表其真心。
第十九件，包裹一切杂货。红毛本国物产及各样手工，如多罗呢羽纱及别样毡货，各项细洋布、钢铁器具，共献于大皇帝赏收。
然而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日后的行动将完全失去自由。他们先是被安排到北京，后来又在乾隆帝的命令下把高大笨重的礼品安放在圆明园，仅带着少量精致小巧的礼品赶往热河的避暑山庄参加乾隆帝八十三岁的生日庆典。
英国使团到达中国后遇到的第一个冲突——名分与礼仪之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原来，英国使团上岸后，中国方面的官员便在马戛尔尼赶往北京和热河的途中多加了一面写有“英吉利贡使”的旗帜，而对此，马戛尔尼则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以使使团的使命不致半途而废。既称“贡使”，贡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然而马戛尔尼在所带礼品的清单序言中却将自己封为“特使”，并把此次觐见称为“两个国家皇帝之间的交往”，将英王升格为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皇帝。显然这是名分之争，当然也是令乾隆帝无法接受和容忍的：一个远夷的蕞尔红毛也配称为“皇帝”！乾隆帝下旨对相应称呼予以纠正：在今后一切译本中，一律改称为“贡使”或“藩使”。
同样的争执也发生在觐见礼仪问题上。原来，钦差大臣徵瑞在接见英国使团之前，就已接到理藩院尚书和珅草拟的密旨：徵瑞应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辞告知各藩国属国到了天朝觐见进贡的事，不仅陪臣俱行三跪九叩大礼，即使国王亲来朝贡者也是如此。如今尔国王遣尔前来祝寿，自然应遵守天朝法度。
接到此意后，徵瑞在与马戛尔尼和斯当东闲谈时曾以个人的名义说道：“听说你们国家的人都有用布扎腿的风俗，不能跪拜，但是你们叩见大皇帝时可以把扎腿布暂时放下来，等到行礼后再把它扎上，这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你们拘泥于你们国家的风俗，不行此礼，殊失你们国王派你们来祝寿进贡的诚意，也使其他人笑话你们，讥笑你们不会跪拜。而且在朝廷中若不行礼，那些行礼大臣也不会答应的。你们现在就要练习练习，不然到时候跪拜就不习惯，让人笑话。”
虽然中国官员进行了善意的劝告和强力的压迫，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却丝毫不让步：“敝国一向没有什么裹腿的风俗，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跪拜的问题，而是代表国家地位尊严的一种行为，这个行为不是代表我个人的，我是代表我们国家的。”“我对英王陛下是无限忠诚和无限服从的，我谒见英王陛下时，只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这是对英王忠诚所表示的最高规格的礼节。我们大英帝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绝非大清王朝的属国。独立国家的使节与属国代表在觐见礼仪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代表屈服和顺从，前者代表尊敬和友谊。如果一国使节向他国皇帝行礼的规格高于对本国国王行礼的规格，那将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极不尊重。”“为了大英帝国的尊严，我们坚决拒绝三跪九叩首大礼。”
钦差大臣徵瑞见英国使节傲慢无礼，态度也就强硬了起来：“我们的大皇帝统御万方，四海朝揖，拥有亿万民众和无数的属国，天空只有一个太阳，这一光辉灿烂的太阳就是我们的皇帝，外夷红毛狂犬吠日，不自量力，可笑至极！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无知者无畏，蕞尔红毛居然暴食虎胆，撼天震日，不自量至极！没有谁能改变我们千古不易的定制，要想一睹天颜，必须老老实实跪在大皇帝脚下！”
徵瑞所说的这番话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大清王朝有史以来的字典里，外国使节来华历来都只能“三跪九拜”“言语恭顺”。例如，顺治十一年（1654）至雍正六年（1728），俄国沙皇为了商贸和边界问题，先后派遣过多个外交使团来中国，因礼仪问题处理得当与否，而有过不同的结果。首次来华的巴伊科夫使团因拒绝将沙皇国书交给理藩院官员，不行跪拜大礼，被顺治帝驱逐出境。康熙十五年（1676），斯帕法里使团因行了跪拜大礼，得到康熙帝的召见，但终因举止傲慢、言语粗鲁而被赶出国门，无果而终。康熙二十五年（1686），维纽科夫使团抵京，由于言语恭顺并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顺利完成了沙皇的使命。康熙三十一年（1692），伊兹勃兰特使团来华，大清的礼仪官发现俄国国书中竟把康熙帝的称号列在沙皇之后，立即退还了国书与礼品。事后，康熙帝虽然决定召见使团，但依然要求使团必须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以后的伊兹马伊洛夫被允许直接把国书交给康熙帝，但也必须行三跪九叩礼。雍正六年（1728），萨瓦·费拉季斯维奇使团来华，三跪九叩礼后，雍正帝与其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而且不久也向俄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英国使团的到来，也同样应遵循大清王朝的旧例，理所当然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才对。然而受过高等教育、有着高贵血统的马戛尔尼，大有“士大夫可杀不可辱”的劲头：待附庸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死也不奉敕。
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外国使团的目的大多只是在皇帝寿辰或其他重大节日时，向皇帝致敬获取赏封或者有求于中国的大皇帝。清王朝历来以其“天朝大国”的优越心理自居，甚至将整个世界按等级、名分构成纳入一个朝贡体系之中。在乾隆帝漫长而又辉煌的统治下，中国大皇帝的恩泽已扩展到安南、交趾、暹罗、缅甸、尼泊尔、朝鲜、蒙古，中亚直至咸海、里海。据清朝文献记载：“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中国既然是全世界的中央帝国，那它同外夷的关系也就只能是宗主与藩属的关系了。以致凡外国使节来中国，均被视为仰慕天朝大国的表现，那外夷使节也就只能必须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行三跪九叩大礼了。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这种傲慢的眼光。而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硕士学位，通晓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却显然没闹明白“皇帝”一词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下的内涵。在中国话里，皇帝的意思就是世界的主人、人间的上帝、所有生物生灵的主宰者。
马戛尔尼这位在欧洲令人尊敬的英国特使眼见与那些接待他的官员无法说清，便自作聪明地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向中国皇帝提出了礼仪要求。
英国人想象中的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的情景
西方人想象中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的情景
乾隆帝对于英使的“无知”和“无礼”非常恼火，立即取消了原定八月初六日的觐见活动，乾隆帝特别恼怒地说：“令英国人学习礼仪，却装病，只派副使前来。”也因此，乾隆帝批评各地大臣给予了英国人太高的生活待遇。
乾隆帝为了给这些不知礼义的蕞尔红毛一点颜色，使出了减少赏赐和供给的招数。副使斯当东在事后回忆道：“从来供应丰富的桌面，现在却不够供给一半人所需饮食的数量。”(www.xing528.com)
乾隆帝的强硬态度，大大出乎英国使团的意料，他们怎么也不明白，作为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特使，为什么必须跪趴在中国皇帝的脚下？然而中国人也同样不明白，这些蕞尔红毛的老外在中国军队的严密监视下，在中国大皇帝已龙颜大怒的非常时刻，居然还有胆量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马戛尔尼像（左）和斯当东像（右）
面对对华贸易和开拓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素有“商人”之称、流有商人血液的硕士学者马戛尔尼特使，经过冷静的思考，反复权衡利弊，不得不暂时放下所谓的大英帝国的尊严，亲自拜请当时乾隆朝大红人、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出面，从中斡旋调解与乾隆帝的紧张关系。而接受了英国使团大量贿赂的和珅，向乾隆帝说了英国使团的大量好话。最终，乾隆帝以天下唯一大皇帝宽厚仁慈的教养和胸怀，考虑到使团万里而来，又携带贵重礼品，相应礼仪可略为灵活，即清廷于“万寿节”前的八月初十日，在万树园举行一次礼节性招待宴会，由乾隆帝非正式地召见英国正、副使臣等人，并允许其行英国单腿下跪礼节；八月十三日在澹泊敬诚殿举行乾隆帝“万寿盛典”之时，英使向乾隆帝跪递英王国书并行中国三跪九叩首大礼。既然英国人肯下跪，虽然是单腿跪地，但也完全可以表明臣服之意，对于一个粗俗的蛮夷，没有必要当然也不可能指望他完全做到文明人应该做到的事。于是，乾隆帝决定接见英国使臣，当然是“该贡使等与蒙古王公及缅甸贡使等一体宴赍观剧”，英使并不是这次接见中的主角，但就这一点来说，乾隆帝也已表现出了一定的气度。
中、英双方各自让步，使双方最终在礼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接见英使的活动得以进行。于是，军机大臣和珅拟定了一份详细礼仪清单：
臣和珅谨奏：窃照英吉利国贡使到时，是日寅刻，丽正门内陈设卤薄等大驾。王公、大臣、九卿等俱穿蟒袍补褂齐集。其应行入座之王公大臣等，各带本人座褥至澹泊敬诚殿铺设毕，仍退出。卯初（5时），请皇上御龙袍褂升宝座。御前大臣、蒙古额驸、侍卫仍照例在殿内内翼侍立。乾清门行走、蒙古王公、侍卫亦照例在殿外分两翼。侍卫内大臣带领豹尾枪长靶刀，侍卫亦分两班站立。其随从之王大臣、九卿、讲官照例于院内站班。臣和珅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监副索德超（葡萄牙耶稣会士），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送表文，由避暑山庄宫门右边门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御前大臣福长安恭接，转呈御览。臣等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其应入座之王公大臣以次入座，带领该贡使于西边二排之末，令其随同叩头入座。俟皇帝进茶时，均于座次行一叩礼，随令侍卫照例赐茶，毕。各于本座站立，恭候皇上出殿，升舆。臣等将该贡使领出，于清音阁外边伺候。所有初次应行例赏该国王及贡使各物，预先设立于清音阁前院内。候皇上升座，臣等带领贡使，再行瞻觐。颁赏后，令其向上行谢恩礼，毕，再令随班入座。谨奏。奉旨：知道了。钦此。[2]
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起居注》中详细记载了乾隆帝在万树园接见英使、蒙古王公及属国使臣的情形。作为蒙古王公和外国使臣觐见皇帝的重要场所，中国的大清帝国在万树园中永久设置了象征皇朝尊严的大幄。
乾隆帝在热河接见英使
八月十三日（1793年9月17日）即乾隆帝的“万寿”之日，英国使团终于盼来了乾隆帝的出现。早上四点钟，英国使团便在举行庆典的万树园等待以天朝皇帝自居的乾隆帝。经过长达三个小时的焦急等待，七点多钟，乾隆帝终于出现了。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以极其抒情的笔法写下了他对中国皇帝的第一印象：“皇帝从身后一座树林茂密的高山中出现，好似从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走来。御驾之前有侍卫多人，一路高声宣扬皇帝的圣德和功业，皇帝坐在一个无盖的肩舆中，由十六个人抬着走，舆后有警卫执事多人手执旗伞和乐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绣花的丝绸长褂，头戴天鹅绒帽，帽前缀一巨珠，这是他衣饰上所带的唯一珠宝。”[3]
其他英国使团成员看到的乾隆帝则是动作敏捷，风度翩翩，脸上没有一点老年的痕迹，总是笑眯眯的，看上去不超过六十岁。
这一天，马戛尔尼特使身穿绣花天鹅绒官服，缀以巴茨骑士钻石宝星及徽章，上面罩着一件掩盖四肢的巴茨骑士外衣。由于马戛尔尼又是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所以特意在官服之上加罩一袭深红色的博士绸袍。他与副使在礼部官员的带领下，向乾隆帝行了三跪九叩首礼。同时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给乾隆帝的信及精美的礼品，当面贡献给了乾隆帝。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对乾隆帝这样描写：“乾隆皇帝年已八十有三，而精神矍铄，貌似六十许人，其心思亦颇灵活，富于决断及自信……皇帝身材约高五英尺十英寸，虽背已微偻，而精神甚好，目作黑色，鼻尖钩曲，略如鹰喙。举动神情，颇具英明之气，所衣为黄色大袍，冠则是天鹅绒制，上有红顶子及孔雀毛以为饰，靴亦绸制，以金线绣花于其上，腰间束一蓝色之带，亦丝织物。”[4]
见到乾隆帝后，马戛尔尼总想把乾隆帝拉到外交事务上来，为此婉转地提起此次使团的目的，但都被乾隆帝岔开。直到八月十四日，乾隆帝才请马戛尔尼转交英王一个盒子，盒子内装有他的诗、绘画和几颗珠宝。
八月十七日，马戛尔尼等全体使团成员奉乾隆帝谕旨返回北京。与此同时，乾隆帝发布上谕，表明自己对于英使团来华目的的态度：不允许英国人留住在北京。
原来，乾隆帝接到了由钦天监监副索德超翻译的英国国王表文，御览后才恍然大悟：英国贡使来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仅仅祝寿，而是心怀叵测，另有动机的。
从热河回北京的路上，马戛尔尼已经隐隐感觉到一种不祥的气氛：“我们忙于准备把剩下的礼品送往圆明园。陪同我们的中国官员好像在催促我们加快行动。这种态度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获悉的情报，使我认为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冬。”马戛尔尼的感觉没有错，此时，乾隆帝已发出一道结束他们使命的上谕，规定他们回国日期为九月初五日以前。
既然乾隆帝已经确定好英国使团离开的日期，为避免英使借口拖延，乾隆帝命令钦差徵瑞监督所有贡品都要在同一天送到圆明园。
马戛尔尼深深感到一种迫使他们离开的压力了：“中国官员已显得迫不及待，反复说明他们可以叫上百名甚至二百名劳力，要多少可以来多少。”马戛尔尼也从在北京的传教士那里听到清政府希望他们尽快整装回国的消息，并从中国官员那里了解到清政府规定外国使团在中国的期限为四十天。他的一位私人朋友曾对他说过：“中国人对外国使节仅视为在国家重大节日送礼而来，节日过后即刻归国。两个世纪以来许多到过中国的外国使节，是没有超过这个勾留期限的。葡萄牙是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在当今皇帝统治下，葡萄牙曾派特使前来，最多只住了三十九天就走了。”
八月二十六日，乾隆帝从避暑山庄回到北京后，直接来到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参观英国使团的礼品陈列。马戛尔尼当时没有在场，使团的机械师向乾隆帝演示各种仪器的性能：他们使用望远镜望远，用派克氏透光镜熔化金属片。乾隆帝立即指出这些东西不过是玻璃做的。乾隆帝对于一个安有一百一十门大炮的军舰模型很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军舰的航速和威力等许多问题。出于大国皇帝的恩惠，乾隆帝还赏给参加安装人员每人四两银子，并在参观结束后留下了一句令使团成员彻底绝望的一句话：“以后不需要再见面了。”这意味着乾隆帝比较委婉地下了逐客令。
乾隆帝在参观完礼品陈列后，也意识到英国使团并非善类，立即传谕沿海各督抚密切监督英国人的往来行迹，严防不法渔民与英国人里外勾结。
乾隆帝刚回到皇宫，就闻报说英国人水土不服，死了三个人，但仍赖着不想回国。乾隆帝听罢，只是淡淡地对和珅说：“他们英吉利人究竟不配到中国来，来了就死人，你亲自去一趟，让他们办完了就走。”
八月二十七日，和珅在圆明园会见了马戛尔尼，向他转达了乾隆帝的意思。当时的马戛尔尼也正卧病在床，不过他还是按时来了。和珅首先向马戛尔尼表示了问候，然后说皇帝考虑到了北京的天气状况，使团成员的健康、厌倦、思念家乡等情形，出于对他们的关心，希望他们最好在冰冻之前动身回国。当然，和珅的词语是相当有分寸的。此时的马戛尔尼虽然身带重病，但依然没有忘却国王赋予的使命，厚着脸皮再次道出他此行的目的：“我的国王希望皇帝陛下恩准我根据欧洲的惯例，作为常驻使节留在北京，费用由我国负担。这样便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君主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友谊。作为交换，皇帝陛下亦可向英国派驻使节。我保证一切都会安排得使您满意。皇帝的特使可舒适地乘坐英国船只旅行，他们将受到尊重，并能安然无恙地返回。”和珅对此表示一定如实上报。此时这些西洋鬼子哪里想得到，正因此前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时的礼仪之争，和珅的内心还留有余悸：此时若再将他们留京，断断不可将各情节向该贡使提及，恐该贡使复生疑虑，托病迁延，或不肯收拾贡物，又拖故不领敕书皆未可定。马戛尔尼留给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极为不好的，甚至特别糟糕，使得每一个人与其说话都要小心又小心，谨慎又谨慎。
八月二十九日，和珅派人再次叫来马戛尔尼，并且代表乾隆帝告诉马戛尔尼，给英王的复信将以隆重的形式送到他的住处，然后漫不经心地指着几个桌子上的黄纸包，告诉马戛尔尼，这是皇帝送给使团的最后一批礼物了。马戛尔尼带着失落沮丧的心情表示谢恩，并且再一次以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气魄向和珅递交了一份他草拟的照会，恳请转交朝廷，该照会为《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
乾隆帝赏赐英国使团的礼品清单
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
1.请求中国皇帝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2.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3.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4.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
5.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1782年之税率，从宽减税。
6.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且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缘敝国商人向来完税，系听税关人员随意估价，从未能一窥中国税则之内容也。
7.请允许英国在华传教的自由，并保障传教人员的人身安全。
本使节希望得到和珅阁老对此做的书面答复，以便英国国王满意。
1793年10月3日[5]
这一回，马戛尔尼在中国人眼里大跌眼镜了，英国人给中国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如果不是奸商便是坏人了，哪有什么绅士风度可言！在英国使团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天，乾隆帝专门给英国国王下发出了一份称为回信的敕书，在诏书中，乾隆帝不但拒绝了英国的所有请求，并且以天朝大国君主涵容四海的宽广胸怀耐心地向英王做出解释，其中指出：朕无求于任何人。我国所有的东西比你们所送的礼物更加精巧贵重，鉴于礼尚往来，我国送你们的礼品也够多的了，不要贪得无厌，赶快收拾起礼品，启程回国吧！最后以天朝大皇帝君临天下的口气对英王说：“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共享太平之福。”同时，乾隆帝指示和珅派人暗示英国人自己离开。事到如今，马戛尔尼也只好自己向乾隆帝提出了准予离京的请求，乾隆帝很痛快地答应了。
九月初三日早晨，英国使团即将起程回国。乾隆帝只是派遣和珅在城门口象征性地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并且希望马戛尔尼能对以往的招待满意，同时保证在中国境内一路上仍会得到最妥善的招待。到了通州之后，一个官员才将乾隆给英王的敕谕交给了马戛尔尼。英国人带着中国政府给予马戛尔尼的最后照会的答复和深深的遗憾离开了。在这份答复中，他们最后的一丝希望也被无情地粉碎了。天朝的威严是毫无情面且毫无回旋余地的，再次给这些不谙礼节的外夷人上了一课。
乾隆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
英国使团接下来所能做的就是悲观失望、伤心透顶地走了，他们落魄索然、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曾经寄予巨大希望、向往已久的富有的天朝。英国使团中一位成员不无悲观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在他的著作中写道：马戛尔尼这次访华，是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初七日，马戛尔尼一行由广州起航回国，前后历时二百零四天。按照到达和离开北京的时间计算，恰好是四十天整。
但对于此事，中国人则另有一番描述：“贡使于十二月初七日顺风放洋回国。因奉有恩旨，允许再来进贡，其欢欣感激之忱，形于辞色，益加恭谨。仰见我皇上抚驭外夷，德威远播，凡国在重洋及岛，无不效悃献琛。现在该使臣等起程回国之时，即预为下届贡忱之计，似此倾心向化，实为从古所未有。”
事情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天真和乐观，二十四年后的1816年，阿美士德率领英国使团再次访华，完全改变了中国人的这种乐观的看法。
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初四日（1816年7月28日），刚到天津的阿美士德使团，就被嘉庆帝派来的工部尚书苏楞额等人强行在英国使团的车船上挂上了“贡使”的旗帜，而且要求阿美士德觐见嘉庆帝时必须遵行中国的叩头礼节。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嘉庆帝比他的父亲乾隆帝更加维护传统礼制，他不但要求英国人“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并要求接办大臣必须让英国人在中国行叩头礼节，如不能使英国人如仪行礼，不但将英国人驱逐回国，还要治接办大臣的罪。和马戛尔尼所用方法一样，阿美士德坚决拒绝了。可怜的接办大臣不敢将实情上奏，向嘉庆帝撒谎说：“起跪不甚自如，勉力尚堪成礼。”七月初三日夜里，英国使团刚到达圆明园时，许多王公大臣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想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在阿美士德极端疲劳的情况下，迫使他稀里糊涂地就范。但阿美士德借口疲劳、衣冠不整、没有带英王的国书而拒绝前往觐见皇帝。尽管中国官员百般劝促，英使还是不肯入觐，并且强烈声明决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帝闻讯后大为光火，谕令将使团“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进”。可怜的阿美士德万里迢迢、千辛万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最后未能与嘉庆帝见上一次面，就这样被灰溜溜地赶了回去。
阿美士德像
英国使团出访中国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对中国民俗中的礼仪与名分的理解不够，没有认真地重视并加以利用。对此，一位号称中国通的传教士曾经说过：“清王朝的政治目的仅仅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它极不重视和外国通商。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他们接受。外国使团一旦被接受，所有的外交官员都由清政府配备车夫、翻译和仆人。这些服务人员受某部尚书领导，并向他汇报情况。外国大使讲的话都会汇报给尚书大人。外国人一步也不能离开指定的馆舍，只能出席皇帝赏赐的宴会和演出，他们只能接见属于礼仪性拜访的客人，外出拜访也只能是礼仪性的。”
英国派遣的使团两次访华均以失败而告终，迫使英国人以阴险毒辣的方法用大量的鸦片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意志，继而使用野蛮的武力手段强迫中国人与之进行贸易，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
外交谈判的失败，使得鸦片和战争成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新战略，鸦片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英国人更是从中掠夺了大量中国财富，使得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剀切陈词：“烟不禁绝，国度日贫，百姓日弱，数十年后，不惟饷无可筹，并且兵无可用！”英国的这一场无硝烟的战争真可谓阴损至极。林则徐虎门销烟给英国人当头一棒后，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英国人则把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大炮搬了出来，打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国门，直接后果是导致中国丧失了一系列领土和主权完整。《南京条约》的最终签订，使中国从此陷入水深火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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