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宝月楼是专为“香妃”而建，并据此加上一些乾隆帝诗句编成许多感人的故事，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宝月楼位于中南海南岸西长安街路北，这座建筑现在保存得非常好。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办公地设在中南海。袁世凯把宝月楼南面原有的一段长墙拆毁，把宝月楼露了出来，作为中南海的南门，改称为“新华门”，即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地方的中南海的正门，也就是说现在的新华门就是原来的宝月楼。
据考证，宝月楼始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在《宝月楼记》中写道：“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之，鸠工戊寅之春，落成是岁之秋。”这里的“戊寅”是指乾隆二十三年（1758）。就是说在这年春天开工营建，在当年秋天就竣工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初五日，内务府奏为销算宝月楼工程银两事，称：
修建瀛台南泊岸宝月楼一座，计七间，月台一座……及油饰彩画糊裱等项工程俱经完竣。……共销银六万三千四百四十三两四钱五分……
民国早期的新华门即清朝的宝月楼（1）
民国早期的新华门即清朝的宝月楼（2）
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帝在《御制题宝月楼诗》中写有“南岸嫌长因构楼，楼临直北望瀛洲”，并小注：“瀛台皆前明所建，惟南岸向无殿宇，故为楼以配之。”这里，乾隆帝把建宝月楼的意图已说得一清二楚了，就是为了补景、配景，起到一个屏障的作用。又为什么称其为“宝月楼”呢？乾隆帝是这样说的：“池与月适当其前，抑亦有肖乎广寒之庭也。”宝月楼因其地理位置有似于月宫的广寒宫而得其名。乾隆二十三年（1758）建宝月楼时，清军正在新疆与回部叛乱军队作战，胜负难测。而容妃进宫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宝月楼早已建成一年多了。也就是说在建宝月楼的时候，别说是否知道有一位新疆女子将进入皇宫，就是连新疆战况结局如何还不知道呢。把一个为了填补风景的建筑物说成是为了异乡美女而建，真是把牛头和马嘴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一些清史专家和学者居然也认为乾隆帝建宝月楼的目的就是为了香妃，其用意很简单，就是要宠爱、讨好这个来自新疆的女人。其理由一是语言文化不同，二是饮食习惯不同，三是生活风俗不同，四是宗教信仰不同。这些理由看上去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是笔者认为乾隆帝是大国之主，天之骄子，作为天下最尊贵的人，他拥有天下所有的一切，其尊严和地位是不会被一个女人影响的。“语言文化不同”，乾隆帝会维吾尔语，这点很重要，他不用翻译就可以独自与容妃在语言上沟通；饮食习惯不同，生活风俗和宗教信仰也显然不同。至于饮食和宗教的不同，这些并不影响得宠，容妃在皇宫中同样可以受到生活特殊照顾，并且有更多机会和时间见到皇帝而得到作为女人应有的幸福。
至于宝月楼之南的回子营，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十三日的清朝内务府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今西长安门外，回子营居住房屋已修成，恳请将回子额色音等移居彼处（原件为满文，此处为译文）”。并且提到拟移居的人员有公爵额色音、台吉衔图尔都和玛木特及随从等九人，他们原居住在关防衙门处，移入回子营后“额色音等三人仍居住在一处，家眷送到京后，供给所需生活什物，又赏予三所房屋等情，另行请旨办理”。由此可知，回子营建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末，额色音等人是进京的第一批人员，他们的家眷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底还未进京，这其中包括图尔都的妹妹容妃。也就是说容妃进京前，回子营已建好，并有人入住了，此时的乾隆帝并不知新疆来的额色音等人的家眷中有自己未来的妃子，把建回子营说成是为取悦容妃，以“稍杀思乡之念”，纯属后人臆断出来的。
虽然乾隆帝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一首《御制宝月楼诗》的诗注里写有“楼临长安街，街南俾移来西域回部居之，室宇即肖其制”，但根据历史档案记载，那些回子营的建筑形式，是传统的八旗营房样式。“室宇即肖其制”，无非是在建筑中添加了一些毡帘之类的建筑装饰。而当初营建回子营时，并没有建回民宗教朝拜需要的“礼拜寺”，而营建“礼拜寺”则是因为把这些回民正式编成“佐领”，纳入一个地方地区的行政编制。“礼拜寺”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兴工，乾隆二十九年（1764）落成的，而此时已是回子营建好后的第五年。并且根据严谨的考证，该回子营中的礼拜寺的建筑规模，远不及牛街和东四牌楼的清真寺。乾隆帝在该寺建成后的《御制礼拜寺碑文》中解释营建的目的是为了“宠绥，回人亦吾人也”，“统同合异，使瞻听无奇邪”。这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睦，是乾隆帝推行怀柔民族政策的一种手段。
浴德堂内景
武英殿鸟瞰
再来看看浴德堂。那座被说成香妃沐浴的浴德堂，位于紫禁城武英殿内西北，坐北面南，面阔三间。浴德堂内一房间的东门外，有一条砖砌的弯弯曲曲的通道，通道顶部呈拱形，通至后室，并且有通向室外的天窗。后室屋顶呈穹隆形，建筑带有鲜明的土耳其式风格。浴德堂的整体构造与附近其他建筑迥然不同，确实像一间浴室。室内天顶及周壁遍砌白釉琉璃砖，顶部开窗。室外有锅台，供烧水之用。西侧有井亭一座，悬石槽引水入锅，烧热水入室。仅从这些内部装修的设备来看，浴德堂的确像是供人们洗澡的地方。
紫禁城是在元代宫殿废墟上兴建起来的。据考证，这组建筑就是元代遗留下来的。它原是元代大内正门崇天门外元大都留守司衙门里的浴室。清人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中记载，当元朝统一全国时，朝廷在重用蒙古人、汉人之外，很多回族人也得到了重用。在生活习惯上，蒙古人逐渐脱离游牧之风，把蒙古、汉、回三个民族生活方式融为一体。蒙古人的居室最初习惯上是没有浴室的，最后可能受回族礼拜沐浴生活的影响，才在大内宫殿中设有浴室多处。另据明人萧洵《元故宫遗录》记载，“台西为内浴室，小殿在前”。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延华阁浴室在延华阁东南隅东配殿后”，而且在大内还有专门管理浴室锁钥的机构。武英殿浴德堂的结构布局，正好与元大内“延华阁浴室有小亭”和“台西为内浴室、小殿在前”之安排相吻合。
单士元先生生前曾撰文《故宫武英殿浴德堂考》，认为浴德堂可能是元代建筑，明代重修北京宫殿时，规划中将这座浴室与东华门内文华殿大庖井相对称，正合“左厨房右浴室”的古礼，因而得以保留。但该处并非真正的浴室，而是按古礼帝王宫殿必具“浴德澡身”之意而存在的。
文华殿是明清两朝皇帝讲经赐宴的场所
据考证，“浴德”二字来自儒家经典。《礼记·儒行》云：“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沐浴，由清洗身体开始，后引申为整洁心态，乃有“浴德”之说。“澡身浴德”，意谓砥砺志行，使身心纯洁清白。宫殿中有以“浴德”题额者，均属比喻之意，并非真指洗澡。
另外，有人根据《礼记》记载，人死后也需要洗澡这一礼制，并根据明朝曾在仁智殿为明仁宗举办过殡礼活动这一事例（按礼制，武英殿斋宫和仁智殿均是举办丧礼活动的场所），而浴德堂浴室则正好处于两者之间，因此认为它是专门给死后的皇帝尸体洗浴的场所，附属设施都与《礼记》所记载给死者沐浴的情况相同，浴德堂浴室独特的结构和地理位置完全符合浴尸条件及礼仪制度。但就此而言，即便浴德堂在明朝或者更早时期真有如此功能，那么在清朝是否也会如此安排就很难说了。至于让后宫妃嫔在里面洗浴，那更不可能了。我们可以设想：深居皇宫大内的皇妃，能够到很远的外朝去洗澡吗？能够让皇妃到曾经给前朝皇帝洗尸体的地方洗澡吗？
清朝后妃洗澡用的澡盆(www.xing528.com)
在清朝，武英殿一直是皇家编书印书的场所，浴德堂也成了编书人校勘书籍、执管完文的地方。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帝颁旨，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版、印刷、装潢。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的《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都是在武英殿印制而成。乾隆朝鄂尔泰、张廷玉等人编纂的《国朝宫史》一书中对浴德堂有如下记载：“……西有浴德堂，为词臣校书之处，设总裁统之。”档案记载，“嘉庆年间，茶库存贮黑香、白芸香等物各有千余斤，一年武英殿蒸露所用无几”。在历史上，书又被称为“芸编”，因为印书的纸张用芸香熏蒸，可免虫蛀。古人用纸有生熟之分，经涂蜡或煮锤者为熟纸；反之是为生纸，染纸则是用水和色浸染。浴德堂的穹隆顶建筑，很可能是修书处装潢过程中熟纸、染纸、染帛等工序所需建之“潢”，相当于现在的积水池。与现代印刷术相比，过去木版印刷过程中，很重要的程序之一是对所用纸张进行湿润、压平，这就需要一个能大批量处理纸张的地方。因此，武英殿中的浴德堂是最好的一个修书的场所。
了解了浴德堂建筑的来历和用途就会明白：皇帝后妃是不可能在浴德堂内洗澡的。另外，从建筑位置来说，浴德堂属于故宫外朝宫殿，故宫外朝宫殿在清代是处理王朝大政之地，后宫妃嫔一律不准到达。后妃们又怎么可能在里面沐浴呢？因此，把紫禁城外朝宫殿浴德堂说成香妃洗澡的地方，是没有根据的。
单士元在《故宫武英殿浴德堂考》中认为，浴德堂后面井亭里的那口井的井口石头上磨出来的那十五道沟、每道沟深有五厘米至六厘米，这些深沟也不可能是乾隆朝一个妃子洗澡就能磨损出来的。
现在可以充分说明，乾隆朝时期的宝月楼和紫禁城外朝武英殿的浴德堂都不是乾隆帝为新疆妃子而营建和存在的。把宝月楼和浴德堂的存在说成是为了新疆来的妃子纯属主观臆断，无稽之谈。
【注释】
[1]后三宫：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之总称，位于紫禁城后半部的中轴线上，是明清时期内廷的中心。后三宫南北依次坐落在二米高的台基之上，以门庑相连，平面呈矩形，南北长约二百二十米，东西宽为一百二十米，占地约二万六千平方米，房屋四百二十余间，至今建筑保存完好。
[2]避暑山庄：又称为热河行宫，是清朝大型皇家园林。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初有三十六景，乾隆年间又增三十六景。康熙五十年（1711），玄烨在行宫的大门上题额“避暑山庄”，遂得名。因位于承德，所以又称为“承德离宫”，是清朝皇帝避暑及举行政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3]即沈阳故宫，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内，为清王朝入关前之皇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年），清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基本建成，历时十一年。全部建筑九十余处，三百余间，占地六万余平方米。
[4]杨令茀女士（1887—1978年），是一位有抱负的女画家。1928年，她在沈阳故宫任职，将自己临摹的近百幅历代帝王画像在馆中展出。
[5]伯克（bek）：满语对维吾尔语一词的音译，意为官员，亦可用在人名中做尊称。古代维吾尔族中即有“伯克”这一名称的官职，世袭制。此处指大、小和卓政权前后，清帝国延续叶尔羌汗国官制建立的政体下的官员。
[6]郎世宁：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1688年7月19日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到中国，随即入宫，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五十多年。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帝、乾隆帝时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图》《百骏图》《心写治平图》等。
[7]朱家溍：1914—2003年，字季黄，浙江萧山人，著名的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文物专家、金石学家、明清史及戏曲研究专家。
[8]单士元：1907—1998年，1907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文物专家。1924年年底参加溥仪出宫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任书记员。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被批准赓续在院。1930年供职院内文献馆，不久，又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历史档案事业创建者之一和中国古建筑早期研究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故宫博物馆建筑研究室主任、副院长、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文物研究保护工作。
[9]毓彭：清宗室，1925年（民国十四年）被派往遵化东陵任陵寝守护大臣。1928年发生孙殿英盗掘裕陵、慈禧陵事件后，溥仪以其失职且跑回北京藏匿不出而将其逐出宗室。
[10]杨伯达：1927年出生于辽宁旅顺市，故宫博物院研究员。1948年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
[11]王世杰：天津人，从事考古调查工作，有十七年左右在新疆生活和从事文化工作的经历，发表古代文化研究和新疆风物散文百余篇，主要著作《神秘的大漠边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