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香妃容妃陵画像现存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疆的贵族进入北京，新疆的女子住进皇宫，当上了乾隆帝的皇妃。与满族、汉族女子相比，这位大清皇帝唯一的新疆维吾尔族妃子的长相有什么特色？由于当时还没有照相术，所以香妃是否留有画像则格外引人关注。而香妃故事的传播源头也是香妃画像。

目前流传于世的香妃个人单幅画像有四幅：第一幅为戎装像；第二幅是洋装像；第三幅是旗装像；第四幅是吉服像。现在，我们依据有关史料对它们进行分析考证，判定其真伪。

第一幅：《香妃戎妆像》。此幅画像为半身像，女子身穿欧式盔甲，英姿飒爽，颇有巾帼英雄之气。这幅像是掀起“香妃传说”风波的源头。如今，这幅画像保存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在该院2002年度“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大展近200组件中，这幅画像的名称依旧被冠以“香妃”。虽然关于这幅画像已经论证了很长时间，但其产生的影响及讨论却不是轻易能消失的。

首先，这幅画像就是曾在武英殿浴德堂展出的那幅像，来源是清朝皇帝的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其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但问题是画像上没有题记和落款，很难确认画像的年代和出自谁的手笔。画像上的人物是谁，清宫档案上也没有记载。传说此画像的作者是郎世宁^[6]，但郎世宁的作品在《国朝院画录》《石渠宝笈》中都有记录，而在这两本书中均未见有香妃像的记载。有人说画像是郎世宁的“游戏之笔”，既是“游戏之笔”，那就难以确定画中人物是香妃了，因为郎世宁作为一个三品官阶的画师，没有胆量敢用游戏之笔随便画皇帝的妃子。况且若是一幅游戏之笔画作也难以安然无恙地保存并流传下来。另外，画像的风格手法也不像郎世宁一贯的手法，所画的人物相貌也没有维吾尔族女性的特征。

关于这幅画像的来历，原故宫博物院著名清宫史专家朱家溍^[7]先生在《“香妃戎装像”定名的由来》一文中有这样的介绍：

已经知道乾隆帝只有一个容妃和卓氏，是回部的女子。如果说这个“香妃”实有其人的话，指的当然就是容妃。不过画像的面貌丝毫没有回部女子的特点，而且画的这身打扮，是欧洲古代骑士的甲胄，这与回部也没有什么关连。即使是一幅嫔或公主的肖像，也只是一种游戏性质的肖像，就像雍正帝有一幅着西洋服装的画像，以及雍正、乾隆都有很多古装像、佛装像等是同样的作品。

郎世宁画的《亲蚕图》人物局部

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遗留下来的无名称无款识的画像，往往背后粘贴着当时的记载签子，我曾问古物陈列所的古物保管科科长曾广龄先生：“这幅‘香妃’像背后是不是写有容妃的签子？”曾先生回答我“没有”。我又问：“最原始起运时的账本子是怎么样写的？”曾先生回答：“关于这件藏品，在帐上只是写油画屏一件。”

曾先生原是逊清皇室内务府的人，当1914年成立古物陈列所时，到承德、奉天起运古物，都由他经手操办，这幅油画屏就是他经手，由承德避暑山庄运回北京的。后来古物陈列所的展览工作，也是他经手，所以他最清楚。

我又问：“既然原帐上只是油画屏一件，而原画背后也没有记载的纸签子，那么根据什么定为‘香妃’画像呢？”曾先生笑着回答：“总之是官大表准，当时文物运到北京后，内务部朱总长看见这幅画像，就说这大概就是香妃吧。其时他也没有什么根据，只是顺口一说而已，就定下来了。”到此我方知所谓《香妃戎装像》也者，不过是以意为之而已；但这幅肖像画的是谁，尚待考证。

对于《香妃戎装像》，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古建专家单士元^[8]先生在《故宫札记》中《武英殿浴德堂考》一文中写道：

按清代帝后画像，有生前的行乐图，有死后的影像。在帝后死后，影像藏在景山寿皇殿中，以便岁时供奉。行乐图在帝后生前藏于宫中，死后与影像同贮一处，间亦有帝后影像在宫中辟室供奉者，事属个别，此例甚少（溥仪出宫后，只见同治后之像在西六宫悬挂）。而所有影像均裱成立轴，以贴落存者在行乐图中则有之。所谓乾隆的香妃画像，即为贴落。按帝后妃嫔等画像，不论是属于影像或行乐图，均应有帝后妃等的封号，影像则要写上死后的谥号，一般都无臣工画家题款之例。检故宫所藏《宫廷画目录》，在行乐图上有画家题款者，只在乾隆一幅行乐图上见之，其他各朝则未之见。至于后妃行乐图上，则从无画家署名。影像只在画前封首写明某后某妃某嫔的封号，用以识别所画者为谁。承德避暑山庄运来的所谓香妃画像，即属贴落，当然无轴封首，不能注明为某妃，若真为一个妃子画像，亦不能有画工之题款。此画多年来传说为西洋人所绘，惜原画像远在台湾，北京存有三十年代的摹本。1915年参与搬运承德避暑山庄文物的曾广龄先生，还健在之时，笔者向曾老请教此事，答曰：“原画上有一黄签，题为“美人画像”数字，据此则非后宫有名号之妃嫔可知。

单士元老先生还回忆说：那时，古物陈列所的人根据民国政府内务部一官员说的“这大概就是香妃”，并考虑到当时社会经济效益商定的，是没有查史料的，是错误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应该纠正的。

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单士元先生与朱家溍先生在询问此画像运办的经办者曾广龄先生时有一点出入，一说此画像上没有签子，一说此画像有签子并原签子上写有“美人画像”字样，真不知两种说法中哪个准确。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张画像上并没有标注香妃字样。

从上所知，《香妃戎妆像》来自皇宫，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不能因此就确定此画像的作者是郎世宁，更不能确定其画像上的人物就是香妃。

《御苑春狩图》（传说中的香妃像与乾隆帝）

对于这幅画像，也有人考证说是乾隆帝的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理由是：乾隆帝的这个公主喜爱男装，常和男孩子在一起玩耍，并经常与乾隆帝一起出巡打猎。史料上记载，乾隆十公主“性刚毅，能弯十力弓，少尝男装随上较猎，射鹿丽龟，上大喜，赏赐优渥”，因此有人判断此《香妃戎装像》与《御苑春狩图》是同一版本的女性，都是乾隆帝的十公主。这一说法因为没有其他的详细史料附证，所以，笔者不敢苟同。

第二幅：《香妃洋装像》。这幅画像是北京故宫久存的一张女装像，现在是临摹版本，原版本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被收入《郎世宁画集》。这幅画像的画面为：一身穿西式长裙的年轻女子，左手扶一木质小铲，右手提一花篮，头戴西式小帽，安和端详，懒懒依坐，双目凝视，若有所思。当时被题为《香妃燕居图》，1955年故宫曾把它题为《香妃像》。实际上这幅画像同样没有题记与落款，史书中也没有记载。如果仅从服装上就判断此画像是香妃的话，未免过于武断。

《香妃洋装像》

《长春园香妃扈跸阅鞠图》

另外，与此画像人物服饰和绒帽极为相似的，还有一张乾隆帝与香妃在圆明园长春园瀛观的画像——《长春园香妃扈跸阅鞠图》。

第三幅：《香妃旗装半身像》。这幅画像现也被收录到《郎世宁画集》。据记载，此画被宋美龄收藏。这幅画像画的是一位穿红色旗袍、梳满洲大翅头的少妇，人物面目清秀安详，戴有耳环，雍容华贵。这幅画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有人说此幅画像是东陵大盗匪首孙殿英贿赂宋美龄的礼物之一。孙殿英的文化素质和修养极为低下，连慈禧陵和乾隆陵最为珍贵的书画都不重视，何况是一幅极为普通的没有标明是哪个妃子的画像？拿这样的一幅画像去给宋美龄送礼，于情于理说不通。

传说中的《香妃旗装半身像》

宋美龄像

这幅《香妃旗装半身像》和《香妃洋装像》一样，也是来源不明，无法辨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诸多的后妃像中，从没有见过有这种服饰和发式的，所以不能确定这幅画像就是香妃像，只能说这幅画像比较接近人们心目中的香妃形象。以至于被很多图书和一些商店利用。另外，此画像曾在香港被印刷成邮票，定名为《十九世纪香港画像》，并且其服装颜色为蓝色。邮票文字说明则是《清人旗装像》，并未指明是香妃。

香港印刷的邮票

第四幅：《容妃吉服像》。《容妃吉服像》来源于清东陵裕陵妃园寝，是一位旅行者太仓陆夫人拍摄，目前在中国台湾被私人收藏。所谓吉服，是古代帝王后妃在庆寿、大婚、赐宴等吉庆活动时穿的服装。吉服的种类很多，包括皇帝龙袍、皇子、宗室蟒袍（王公品官及命妇的蟒袍）、后妃们的龙袍、龙褂等。

供奉裕陵妃园寝的容妃神像

著名清史专家孟森教授在《香妃考实》中记载了这幅画像的来源：

近日吴生丰培贻一容妃园寝神像，问其所从得，则云有太仓陆夫人藏此。夫人为陆文慎宝忠之子妇，徐相国郙之女。于民国二三年间至东陵，瞻仰各陵寝；至一处，守者谓即香妃冢，据标题则容妃园寝也。凡陵寝园寝飨殿皆有遗像，一大一小，小者遇有祭祀即张之，大者年仅张设一次。陆夫人以香妃之传说甚庞杂，亲至园寝，始知流言之非实，请于守者，以摄影法摄容妃像以归。所摄乃其小者，大像封扃未得见也。

裕陵妃园寝享殿

文后还附有陆夫人所拍摄的香妃画像，只是由于是影印，又经过多次影印，所以很不清楚。但通过这段文字我们知道，这幅《容妃吉服像》的来源地明确，时间明确，收藏、摄影者也明确，画像的真实性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但是，画像上的人是不是就是香妃，现在还是不能确定，因为仅凭口传无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这画像上的人就是香妃。在《昌瑞山万年统志》《陵寝易知》这两部由陵寝官员编写的专著以及清宫档案中，均无妃园寝藏有妃子画像的记载，也没有妃园寝祭祀时悬挂妃子像的记录。所以，对太仓陆夫人在裕妃园寝见到香妃像一事，笔者有所怀疑。

后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浩瀚如烟的清史档案中发现一条史料，可以证明清末民初清东陵确实有容妃的画像存在世上：

毓彭^[9]在民国十四年旧历八月十七日，给天津张园胡大人信中说：“……护理总兵张之庆于毓彭未到任以先，听本地奸人之计划，视陵寝为奇货可居，凡官产官物一律排（拍）卖。各陵瓷器一百二十余件业已装箱运走，当铺所存软件，现正查点出售。红墙以内树株擅自砍伐。桃花寺行宫早已变价。其余裕陵圣容及容妃圣容均行携入署中。”

《陵寝易知》书影

这条档案清楚地表明，遵化的清东陵确曾有过容妃像，但当年太仓陆夫人所拍摄的影像是否就是被张之庆携入署中的那幅容妃像，目前还不敢确定。

乾隆帝像

对于太仓陆夫人所拍摄的这幅画像的考证，可以参照备受乾隆帝珍爱的《心写治平图》画卷。此卷（部分）为郎世宁所画，画卷从左至右依次是乾隆帝和十二位后妃的半身像：弘历、皇后、贵妃、纯妃、嘉妃、令妃、舒妃、庆嫔、颖嫔、忻嫔、惇妃、顺妃、循妃，共十三人。在乾隆帝的画像旁写有“乾隆元年八月吉日”八个字。上面钤盖着“古稀天子宝”“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等五方印。此卷为绢质，全长七点七九米，宽零点五三米，乾隆帝将此画像装在一个雕刻精美的红漆盒中，并亲笔御题“心写治平”。画像中的人物，均头戴冬吉服冠，身着冬季龙袍，当属宫廷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的乾隆帝、皇后和贵妃三幅画像，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帝、孝贤纯皇后、慧贤皇贵妃大幅全身朝服像，如出一人手笔。尽管服饰稍有变动，而面庞神态一模一样。从绘画技巧及设色风格来看，包括纯妃在内的这四幅画像均应出自宫廷画师郎世宁之手笔。其余画像，很可能出自郎世宁弟子或其他画师之手。得出这些判断结论，主要是依据人物画像的封号便可以确定她们的年龄和绘画时间，并由此判断绘画之人是谁。只要是绘画时间晚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便都不是郎世宁所画，因为郎世宁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病死的。

皇后像

贵妃像

妃冬朝冠

《心写治平图》画卷人物是按严格等级绘制的。其中乾隆帝头戴冬吉服冠，红缨顶，海龙皮帽，冠顶衔大珍珠一颗；身着明黄色龙袍，领袖边俱为石青缎绣五彩云金龙，加海龙皮领。

妃嫔吉服冠

皇后头戴冬吉服冠，用海龙皮帽檐，冠顶东珠一；耳饰左右各三，每具金龙衔一等东珠各二；明黄八团龙袍，石青缎领袖上绣彩云金龙，外加海龙皮领。

舒妃像(www.xing528.com)

贵妃头戴冬吉服冠，海龙皮帽檐，冠顶东珠一，耳饰如皇后，用二等东珠；身着皮领金黄缎绣彩云金龙八团冬龙袍，领袖俱为石青缎绣五彩云金龙。

妃头戴吉服冠，海绣帽檐，顶饰东珠一，耳饰如贵妃，用三等东珠；身着金黄缎绣五彩云金龙八团冬龙袍，领袖均为石青缎绣彩云金龙，海龙皮领。

嫔头戴吉服冠，海龙帽檐，冠顶饰东珠一，耳饰如妃，用四等东珠，身着香色缎绣彩云金龙，海龙皮领。

忻嫔像

乾隆帝及十二位妃嫔肖像图卷，是专供乾隆帝观赏，而不是画给外人看的。这些真实写照的肖像，从其服饰色彩、顶戴佩饰一丝不苟的绘画中，充分显现出这些人物在宫廷中地位的差异。

图卷中的这十二位后妃的容貌大同小异。将之与太仓陆夫人所摄香妃画像相比，无论人物形象、冠服样式，还是绘画手法，基本一样。宫廷绘画多是写实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师也不敢将为宫廷主人所画的画像任意变化，更不敢张冠李戴。由此可知，陆夫人所摄的东陵的容妃像同是源于皇家的正式画像。这就更进一步表明了陆夫人所摄容妃像的可靠性。此画像更可以肯定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容妃的画像。如今，《心写治平图》卷原件保存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内。

把容妃吉服像说成是容妃或者传说中的香妃画像目前是最权威的说法。

除这四幅单人画像之外，还有一些画像也被说成是香妃的画像，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两幅画像：一是《塞宴四事图》，二是《威弧获鹿图》手卷。

《塞宴四事图》

《塞宴四事图》中的乾隆帝

一、《塞宴四事图》。绢本设色，画卷尺寸为纵三百一十六厘米、横五百五十一厘米。据说，此画卷曾挂在避暑山庄云山胜地楼二层的东壁上。《塞宴四事图》卷后有黄签：“‘云山胜地’楼上东间东山墙西面贴”，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的画法，中西合璧，重要人物的肖像显系出自欧洲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之手，逼真细腻，尤其是画幅左下角帐帷内的嫔妃内眷，出现在这种场合中，并不多见。而其余部分，则是由中国画家补绘的，参与其事的应当有金廷标等人，其中个别后妃画像有涂抹修改处。

《塞宴四事图》画卷所记载的是：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1760年10月17日）乾隆帝在木兰秋狝后，于避暑山庄举行诈马（赛马）、什榜（音乐）、布库（相扑）、教跳（驯马）等四事的场景。画卷的上方，有于敏中书乾隆御制诗四首并序。

何为“四事”？“四事”在这里是指四项表演活动。“塞宴四事”就是宴席中渐次展示的四种极富观赏的表演：诈马、什榜、布库、教跳。

塞宴四事是清朝皇帝重要的政治活动。《塞宴四事图》画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是一幅反映当时清朝与漠南、漠北蒙古族亲密关系的重要历史画。

值得注意的是，在画卷画面左侧中间偏下的位置，帷帐前有七个女子。在这七人中有一人头冠服饰明显与众不同，因此有人认为，此女子就是乾隆帝的容妃。故宫博物院王志伟先生于2014年在《紫禁城》第3期发表署名文章——《被乾隆帝“抹去”的断发皇后》，其中写道：

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画面左侧中间偏下的位置，帷帐前后站立着两群衣着光鲜，行止款款的宫中女子，近处七人，远处三人，其中尤以近处七人最为显眼。七人中前排被簇拥者身着明黄色吉服，站在她右侧的二人与后排左侧一人身着杏黄色吉服，这四人前额的头饰也表明了她们的同一族属。

…………

《塞宴四事图》中的乾隆帝后妃

《塞宴四事图》局部中的妃嫔图

其余三人中，左右二者分别扎着两条长辫，衣着发饰与《威弧获鹿图》卷中为乾隆帝递矢的维吾尔族女子一致。中间着红衣者，头戴维吾尔毡帽，虽然同为回装，但其形象与左右二人明显不同，此人似为该年二月新近入宫的和卓氏。关于此人，维吾尔族学者艾哈迈特·霍加据满文档案考证为小和卓霍集占“离弃”之妻，名“batma”，即后来乾隆帝的容妃，她在图中被描绘的样貌也与其二十六岁的入宫年龄（据容妃卒年倒推）相一致。站在她身边的二人可能是乾隆二十五年年初与她一同迁居京城的和卓氏族人。

虽然笔者对清宫衣冠服饰并不了解，但对于以上说法并不苟同，理由有三：

一是仅以服饰不同下结论，有些草率不严谨，尤其是对图中人物像头部涂改并未作合理解释。

二是《塞宴四事图》画卷所记载的是乾隆二十五年九月（1760年10月）木兰秋狝盛宴这件事，未见档案中记载刚入宫不久的容妃及族人在避暑山庄参加。但也不否定容妃及族人参加，因为举行木兰秋狝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与少数民族贵族加强联系、展示武力。塞宴四事也正是向刚刚归来的维吾尔贵族展示清政府强大强盛的最好时机。所以刚刚到北京定居生活的维吾尔贵族很可能也会被邀请参加这样的重要活动。

三是此图曾被用于他人书中，冠以“容妃”像。就此笔者请教作者，告知乃“紫禁城出版社编辑所为”，他本人并不认可。

《塞宴四事图》在网上也有很多清史爱好者广为谈论，对图中女子的画像争论不休，在此就不一一介绍。

《威弧获鹿图》手卷卷轴画套上的白玉别子

二、《威弧获鹿图》。此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朝织锦《威弧获鹿图》卷轴的画套是中国卷轴的典型包装形式，此画套为杏黄色的金线织锦，压黑色包边，画套上的白玉别子仿汉玉蝉形。

《威弧获鹿图》手卷卷首

据说这是目前唯一经过故宫专家鉴定过的容妃画像。故宫专家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留下的最有可能是历史上容妃真容的一幅画像。画中的容妃高鼻深目，肤白如雪，身穿传统的维吾尔族服装，与乾隆帝一前一后策马逐鹿，乾隆帝搭弓，容妃递箭，举止行动甚是和谐。

故宫明清绘画研究权威专家杨伯达^[10]先生1984年在杂志《紫禁城》第1期上发表《清代回装妃嫔像》一文，对此画像详加分析写道：

《威弧获鹿图》手卷卷首及卷轴画套

《威弧获鹿图》

《威弧获鹿图》局部

回装妃嫔像，不是一幅独立的肖像画，而是《威弧获鹿》手卷中的一个人物。……全图以枫柞松柳、坡砣山崖为背景，描绘乾隆皇帝驰骑挽弓而射，矢中鹿肩，即将倒毙，一回装妃嫔骑马紧追弘历，并递上一矢。从弘历，回装妃嫔面相和骏马来看，当出自西方传教士手笔，而坡石树木是由如意馆画画人所绘，应是传教士与如意馆画画人合笔构幅。可能是乾隆木兰秋狝某次获鹿的真实记录。虽然，宫内表现弘历射鹿之图尚多，但由妃嫔陪同射获的木兰秋狝图，仅此一件，尤其表现回装妃嫔追随弘历秋狝，更是难能可贵了。

…………

回装妃嫔像，头戴红纽缨冬冠，长辫垂于背后，面白净，前额稍凸，目深陷，翘鼻头，高颧骨，厚唇，身穿正黄色地拜丹姆纹长袍，外套立领背子，胸前挂一长方形盒。冠，清制；衣服形式花纹均系回部即维吾尔族。查乾隆妃嫔，只有容妃和卓氏来自回部。因其兄图尔都……受封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五年遵旨迁居京师，容妃和卓氏亦随入京……从画卷回装嫔妃容貌判断，当在三十岁上下，正是由和贵人封为容嫔之后的五六年之内。这样，便与弘历五十几岁像大体相符。

对于这幅画像，虽说是经过权威专家的鉴定，但没有得到大多数的专家肯定。此女性人物面貌是侧面，不是正冠，众所皆知，一个人的正冠像与侧冠像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其争议目前还很多。

《威弧获鹿图》中的乾隆帝头像特写

《威弧获鹿图》中的女子头像特写

另外，还有人认为画中女性人物为乾隆帝的十公主。此画像最大的疑点是没有明确的档案记载，此画的作者、绘画的时间、画中的女性是谁，都不敢下最终定论。而杨伯达先生在考证时将此只是简单地认为“可能因涉及他与妃嫔行秋狝之礼，不便公开而未著录”。笔者经仔细观察此画像，认为杨伯达先生说的与画像有不太符合之处。杨先生说此女子穿的是回装，长辫垂于背后，但画面上那女人上身外罩坎肩，双箭袖外衣，这似乎有点像满族服装，并且画像上的女子两条辫子不是垂于背后而是垂于胸前。

对于此画像人物的服装和发式，笔者为此专门请教了曾在新疆生活工作十七年左右的王世杰^[11]研究员。王世杰认为，单凭画像的服装很难判断人物的民族，因为此服装的样式是典型的满族服装，服装的图案虽酷似维吾尔族喜爱的巴旦木，但却不是巴旦木。新疆的南疆是中国巴旦木主要产区，喀什地区的栽培历史已一千多年之久。巴旦木扁桃的形状深受维吾尔族的喜爱，其图样（含变形图案）广泛出现于花帽、头巾、绸料之上。人们把扁桃的形状，或变宽或变窄，或加长或缩短，或把桃尖变成卷曲状，变化形式很多。因此，对于《威弧获鹿图》上女子服装上的图案的理解，他这样写道：

递箭女子衣着上的图案，是由两种图案单元构成。其一是淡黄色的羽毛状图形，粗看外形与巴旦木有些相似，细看则与巴旦木完全不同。巴旦木果实表面基本光滑，巴旦木树叶也形如柳叶，外缘光滑，而此图形则外侧边缘为曲折，形如大锯齿。严格上讲，这淡黄色的图形更像花叶，一种比牡丹叶更狭窄的锯齿边缘的叶子，并在基部带有叶柄，甚至看出叶脉，总体形似羽毛。其二是面料上布满了折枝的花卉，花朵为五瓣或六瓣组成，花为粉白色，花萼下是一根长长的呈“S”形的花柄。而自然界里的巴旦木花，没有如此长的花柄，它是如桃花、杏花那样，花柄很短很短，花萼几乎就是直接生长在枝条上，紧密成簇地拥挤在一起。所以，递箭女子衣着上的图案，不能准确地说是巴旦木图案。当然，不排除画匠描画有误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见过巴旦木的花、果，绘画时，加上了自己的想象，加上了自己错误的理解，把巴旦木图案画成了这个样子。但画像女子的两根较长的大辫子发式，则与维吾尔族妇女的习俗相一致。维吾尔族少女时，常是扎多根细小的发辫，甚至数目与少女的年龄相同。而成年女子则多为两条发辫，已婚女子更是如此，且辫梢散开，一般不用头绳绑扎，有时也会把长发辫盘结成发结。……无法依据该画的面部形象断定她是西域人种。

但综合比较分析后，王世杰研究员和杨伯达老前辈的结论是一样的：此画像女子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容妃。

尽管如此，此幅画像在没有查到确凿的文字记述之前，还是不要太武断地下结论。

另外，在此文章中，杨伯达先生将前面那幅《香妃戎妆像》定为乾隆帝的固伦和孝公主像或者固伦和孝公主母亲惇妃像。杨伯达老前辈的这些定义性质的论断，为香妃画像之谜更添加了一些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