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端-《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成果

但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科学也确乎开始发端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端最早无疑应追溯至晚明的徐光启、李之藻、王征等人,这在前面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考察,但这一时期主要是以翻译为主。明清之际及清初,也有些学者开始吸收西学知识或思想,这包括游艺、方以智等。如方以智,其总体上是传统思想的延续,同时也在天文学等知识方面吸收了西学的一些内容,例如其在《历类》中就介绍了西方的星体大小与各星体距地之说。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既未有像明末那样专注于翻译西学的兴趣,也未有后来像清前中期在天文数学领域扎实的会通性研究。

就近代意义的科学研究而言,清代前期直至中后期间一些科学家的活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清代前期最值得注意的两位学者是王锡阐和梅文鼎,因为从一定意义讲,二人开始了崭新的天文学与数学研究工作。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王、梅二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以一方之学为圭臬,而是兼收中西、去芜存菁。如王锡阐说:

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

故应:

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意。(《晓庵新法原》序)

又如梅文鼎说:

数者所以合理也,历者所以顺天也。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

故其主张去除成见,(www.xing528.com)

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历算全书》卷六〇《堑堵测量二》)

王、梅二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王锡阐精于中西天文历算,尤以天文为娴熟。王锡阐在当时对中西历法都作了透彻的研究,深知各自利弊,在此基础上,撰《晓庵新法》6卷,比起当时的中西方法都有进步。梅文鼎的工作涉及天文学与数学两个方面,但其主要成就是在数学领域,仅据《梅氏丛书辑要》所收的数学著作就有13种40卷,内容涉及初等数学各个分支,亦多有创见。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中这样评价王锡阐和梅文鼎的工作:“总之,王锡阐和梅文鼎的工作,使明代以来传统数学和天文学重获生机,使新移植过来的西方数学和天文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成了根干,结出了一些新果。他们对古今中外的有关知识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工作方法,是他们在科学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23)

王、梅二人之后,天文学特别是数学仍继续发展,涌现出一批数学家,如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其中尤以李善兰的成就最为卓著。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其翻译了《几何原本》(后9卷)、《重学》(介绍静力学、动力学与流体力学)、《植物学》、《代数学》等一批世界名著。李善兰尤擅长数学,主要成就涉及尖锥术、垛积术、根数术,更重要的是其确立了一大批数学符号与概念,从而直接铺就了中国数学连通西方数学的道路。当然,李善兰在时间上已经是属于典型的中国古代与近代之交的人物。又李善兰也阐述了自己的数学观,特别是从文化比较和冲突的角度来论证数学及其精细思维对于强国强族的重要性,他说:

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

由此希望:

异日(中国)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重学》序)

应当说,与明代相比,明末清初以及清代在传统数学的研究上的确有所“复兴”,涌现了一批具有相当造诣的学者,包括王锡阐、梅文鼎、李善兰等。不过也应看到,直到近代以前,西学东渐之风主要是对天文学和数学这两个学科影响较大,而其他学科所取得的进展却十分有限,并且即便是数学这样一个成果显著的领域其实也已远远落后于西方。(24) 但尽管如此,我们的确已经看到近代科学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