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的影响

西学引进以后,除少数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积极鼓吹与推广外,绝大多数士人更可能是将信将疑,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应当说,面对一种突如其来的新事物、新面孔,面对历经数千年的传统正遭受新的外来知识的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这样一种观望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对于西学或西方文化的进入大致有三种态度。其一是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主张全盘接受;其二是一概否定,极力反对,这包括明末的冷守中、魏文魁以及上面提到的清初的杨光先等;第三种则是主张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时间而言,主要是在清初,这大致可以王锡阐和梅文鼎为代表。(18) 前两种态度前面均已涉及,此处主要考察这第三种态度的状况。

一般而言,清初先进的特别是一流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西方天文学与数学的先进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西方知识的积极与合理之处,并不同程度地在自己的知识活动及思想中引进西方知识。但是,在进入到文化比较的层面时,当时的人们对于西方科学知识以及“会通”的理解或解释是多样的,甚至是有分歧的。如熊明遇说:“语曰:‘百闻不如一见。’西域欧逻巴国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轮,上窥玄象,下采风谣,汇合成书,确然理解。”(《表度说序》)熊明遇的以上心态或观点应当说是比较开放的。不过更多的学者很可能是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既主张会通中西,但同时强调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如薛凤祚讲:“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历学会通》序)又方以智在面对当时的西方科学时,也并未像徐光启一样抱有特别的热情,而是更为“冷静”地指出:“万历年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物理小识》自序)并且主张:“收千世之慧,而折中会决。”(《物理小识编录缘起》)王锡阐则表现出更为“客观”的态度,其既讲:“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又讲:“余故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晓庵新法》自序)梅文鼎以下这段批评性意见也同样代表了一种更为“中肯”的看法:“无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或“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绩学堂文钞》卷二《中西算学通》自序)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学者都强调不同的知识传统都有其值得肯定和继承之处,这应当说是合理的,虽然其中也难免有不实或自负之处。

在此过程中,出于为中学的维护与辩护,又逐渐形成一种“西学中源”说,并在清初盛极一时,应当说,这种心态的出现同样不难理解。当时有不少学者都认为西方科学源于中国,包括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熊明遇、方以智还提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看法。如方以智就认为西方地球中心说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浑天理论,他说:

天圆地方,言其德也。地体实圆,在天之中,喻如脬豆。脬豆者,以豆入脬,吹气鼓之,则豆正居其中央。或谓此远西之说。愚者曰:黄帝问歧伯,地为下乎?歧伯曰:地,人之下,天之中也。帝曰:凭乎?曰:大气举之。邵子、朱子皆明地形浮空,兀然不坠,以世无平子、冲之、一行、康节诸公耳。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物理小识》卷一)

之后,王锡阐与梅文鼎同样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王锡阐曾说:

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赅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松陵文录》卷一《历策》或《畴人传·王锡阐传》)

梅文鼎也说:

是故西洋分画星图,亦即古盖天之遗法也。(《历学疑问补》卷一《论浑盖之气与周髀同异》)(www.xing528.com)

又说:

算术本自中土传及远西,而彼中学者专心致志,群萃州处而为之。(《绩学堂文钞》卷二《测算刀圭》序)

王锡阐甚至还下结论说:

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松陵文录》卷一《历策》或《畴人传·王锡阐传》)

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很浓厚的中华情结。特别是由于王锡阐、梅文鼎二人的学术地位,他们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关于当年一些学者对西学的批评以及盛极一时的“西学中源”说,今天已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例如樊洪业就针对方以智对西学的批评指出:“即便是把‘质测’理解为‘科学’,也难于因此而提高对方以智的评价。明末的西学传播,的确掺杂着许多中世纪的宗教迷信,再加上正处在近代科学的形成期,知识更新的速度较快,所以‘未备’是必然的。不过‘智士’是指谁呢?如果是指他本人,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怎样站在科学的新高度上指出西学的‘未备’。”(19) 显然,这其中包含有对方以智的尖锐质疑与批评。又如江晓原指出,“西学中源”说有着明显的政治背景,康熙就是“西学中源”说的提倡者。此外,江晓原又指出:“西学中源”说之所以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受到广泛欢迎,流传垂三百年之久,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此说的提倡者曾希望以此来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信心。千百年来习惯于以“天朝上国”自居,醉心于“声教远被”、“万国来朝”,现在忽然在许多事情上技不如人了,未免深感难堪。如阮元就说:“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逻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畴人传·汤若望传》)江晓原认为,技不如人的现实是无情的。“西学中源”说虽可使一些士大夫陶醉于一时,但随着时代演进,幻觉终将破碎。(20) 樊洪业与江晓原的上述分析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客观地说,如上所见方以智关于西学“拙于言通几”的判断显然并不正确,并且关于“彼之质测,犹未备也”的结论看似冷静,亦不能排除识见的局促。

当然,知识或文化的交流问题十分复杂,这其中既可能有主观感情,也不能排除有客观事实。而以上考察也表明,在进入文化特别是观念和制度层面以后,相关讨论要比纯粹知识层面复杂得多,这种现象自古已然,至今犹然。但有一点也是可以大致确定的,即西方与中国基本上是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对这一点,至少今人大抵是不会多疑的。因此,今天我们对“西学中源”说会保持更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另外,由于明清时代的特殊性,我们在考察和评价科学家或哲学家的思想时,已经不能再以既有的传统作为标准,究竟是否站在时代的前沿,在时代遽变中是否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敏锐的眼光,这些都是评判与考量学者地位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