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中西学的碰撞及政治风波

但西学的引入势必导致中西学的碰撞以及观念上的冲突。

前已有述,万历以后,西法开始随传教士进入,之后逐渐为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所掌握。崇祯二年五月日食,用其他方法都不验,唯徐光启所据西历不误。于是礼部令徐光启主持改历,由此也产生中国历法与西洋历法的激烈冲突,中西历法曾数度交锋均以西历胜出。此后经反复争论,终于在明亡前不久形成了中西合一的《崇祯历书》,但仍因受多方阻挠直至明亡还是未能实行。

清代初年,任用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制定新历法。汤若望对《崇祯历书》略加修改而成为《时宪历》,于顺治二年(1645)颁行,但之后经历了废兴风波,一班旧臣激烈反对制定新历法。顺治十四年(1657),前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上疏,告汤若望治历有误。经测验,汤若望不误而吴明炫误,吴明炫险以“诈不以实”处死。顺治十七年(1660),安徽歙县人杨光先入京,状告汤若望,说《时宪历》封面所印“依西洋新法”五字是“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杨光先还在其《辟邪论》中说:“天下之人知爱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是爱虎豹之纹皮而豢之卧榻之内,忘其能噬人矣。”(《不得已》卷上)时汤若望为顺治所宠,礼部不予接受,但以“奏准”替代“依西洋新法”。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再次入京,上《请诛邪教状》,告汤若望等以邪说惑人并图谋反清,状书称天主教“二十年来收徒百万,散在天下”,又“布党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引起清廷不安。其时,天主教确实势力日张,且在朝供职的耶稣会士又与以顾命大臣鳌拜为首的中国官员矛盾日深。康熙四年(1665)四月,在鳌拜的主持下,杨光先的上疏得到礼部准状。结果判处汤若望凌迟,南怀仁被流放,钦天监中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学者如李祖白等亦被处决。史称“康熙历狱”。后因恰逢北京地震,余震不断,被认为是上天之怒,汤若望遂被开释。

“康熙历狱”后,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后又提升为钦天监监正。但杨光先自知不能胜任,遂推举吴明炫之弟吴明烜(一作煊)为钦天监监副,负责立法推算,并以回回历取代西洋历法。康熙六年(1667),康熙亲政。康熙七年(1668),鳌拜倒台,清朝朝廷发现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复启用南怀仁,南怀仁遂提出要以实证证明西洋历法的准确度。十一月,康熙谕杨光先、吴明烜以及南怀仁等人:“授时乃国家要政,尔等勿挟宿仇,以己为是,以彼为非。”(《清史稿》卷四五《志》二〇)(15) 康熙又要求双方当众推算和验测。结果,南怀仁推算与实测分毫不差,而杨光先误差很大。之后,中西历法又两度比试而中历每每告负。康熙又下旨命“将吴明烜所算七政及民历,着南怀仁验看,差错之处写出,俟报部之日,尔等议奏”。南怀仁经认真计算,将错误之处一一列出,写成奏折呈上。康熙读奏折后,又命南怀仁与吴明烜再次公开测试日影,结果又是南怀仁“逐款皆符”,而吴明烜“逐款皆错”。杨光先、吴明烜屡次失误后仍坚称西士“不知合理数之精微”,而南怀仁也上疏称杨光先为鳌拜党羽。结果杨光先被革职遣返,吴明烜后被革职留用。康熙八年(1669),复行《时宪历》。此后又由传教士南怀仁负责钦天监事务。至此,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历程终于被点上句号。(www.xing528.com)

事实上,上述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近代科学知识对传统保守观念的胜利。对以上这样一场历法冲突,《中国科学思想史》的作者这样归结道:“汤若望、杨光先两案是历法风波,更是政治斗争。就心理意识而言,是一场内容深广的思想争论,所争论的问题大致如下:西洋人因何来华,该不该让其进入中国,天主教的性质如何,西洋科技水平怎样,如何对待西洋科技,引进西方科技与保持传统文化的关系等。”(16)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得知,中西学之间的冲突,广而言之,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最早始于明末和清初,而最早感受这一冲突和碰撞的是天文历法领域。但恰恰是由于这样的冲突是发生在了天文历法领域,它才会在观念与意识上引起巨大的震动。因为天文历法领域自古以来就位于中国知识系统的核心区域,它是世俗政治的基础,也是神圣观念的基础,因此,更是一切最高权力和权威的基础。但是在崇祯至康熙年间,这样一个历经两千年的坚固基础几乎在短瞬间便崩溃了,而导致其崩溃的就是来自西方的天文知识系统。今天我们不难想象它当时对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以及统治者的触动和打击,它不啻是一场巨大的“地震”。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人们做出任何一种反应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对于西方科技的态度。应当看到,统治者最初对西方科学的关注与接受是与制历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明崇祯,还是清顺治、康熙都是如此。正是在制历过程中,这些统治者注意到西法较之中法要更为精确。由于历法在中国政治中所处的基础与核心地位,这自然会引起这些统治者的重视。如顺治说:“是以帝王膺承历数,协和万邦。所事者,皆敬天勤民之事,而其要莫先于治历。”(《天主堂碑记》)而以此为基础,对西方科技及价值的认识会进一步扩张,如康熙就是如此,《中国科学思想史》作者指出:“康熙八年(1669)的实地测验,表明《西洋新历》优于《大统历》、《回回历》,使康熙认识到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的水平较中国为高;平定三藩之乱,南怀仁所造大炮的作用,又使他认识西方的力学及兵器制造术胜过中国;测量地形、绘制地图,也使他认识到西方的测量绘图技术优于中国。他认为在科学技术上应以先进代替落后。于是,他重视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技术,培养这方面的人才。”(17)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在中西知识系统的对比与较量中,中国传统统治者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当然,我们又要看到另一面,事实上,清统治者对于杨光先等所感知的问题也是抱有警惕的。故后来当天主教控制教民与清统治者争民时,便终于导致禁教的发生。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中西文化交往过程的复杂性和统治者心态的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