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中国哲学通史》中的会通思想及其与历法的关联

此外,徐光启又提出了中西科学“会通”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早见于徐光启的《历书总目表》(《徐光启集》卷八),其中说道:

欲求超胜,必须会通。

事实上,“会通”这一思想的提出与改历有关。在改历过程中,徐光启注意到西法较之中法要更为准确,故主张“必须参西法而用之,以彼条款,就我名义,从历法之大本大原,阐发明晰,而后可以言改耳”(《徐光启集》卷七《修改历法请用访汤若望罗雅谷疏》)。即通过引进、参照、结合西方的历法系统来制定新法。而在“会通”过程中,徐光启又十分重视翻译。他说:

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盖《大统》书籍绝少,而西法至为详备,且又近数十年间所定,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随地异测,随时异用,故可为目前必验之法,又可为二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会通”思想提出的初衷与制订历法有关,有取长补短的意思。以后梅文鼎对此有十分确切的表述,他说:“乃兼用其长以补旧法之未备”,“于中法之未备者,又有以补其缺。”(《历算全书·历学疑问·论中西二法之同》)

当然,“会通”说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天文历法的范围,也并不止于科学知识的范围。“会通”说的提出除了知识层面无疑有着更为深层的文化意义,它在当时甚至直到今天都涉及文化的认同与忧患一类问题,也就是说,在“会通”问题的背后有深刻的哲学问题,因此,“会通”思想提出后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而由近代开始的哲学思考就是企图回答和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西哲学及其文化的争论中始终可以看到它的“身影”,看到这一思想或问题在整个中国面向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中的延续意义。并且,由于徐光启当初讲“欲求超胜,必须会通”。这里就不仅有“会通”的思想,而且还有“超胜”的思想。对于“超胜”问题,徐光启本人其实并没有展开。但这一思想或问题的提出,的确给当时和后来的知识界与思想界留出了无限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