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格物致知在知识领域的理解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在明清两代,“格物致知”、“格物穷理”这样一种观念在知识领域获得了更大的重视,作为方法,其也得到更多的使用。

这其中,医学仍是使用“格物”、“格致”、“穷理”等语词最多的知识部门之一。如李时珍就说:

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本草纲目·凡例》)

王世贞在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作序时也说:

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本草纲目》序)

此外,明吴有性也视其医学活动为格物穷理,他说:

余虽固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瘟疫论》自序)

另清人张炯在为《神农本草经》作序时也认为医术乃是格物致知的儒家之书,他说:“孔子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曰:‘致知在格物。’则是书也,非徒医家之书,而实儒家之书也。”(《神农本草经》序)还有刘芳在为杨屾的《豳风广义》作序时亦将医书视作格物穷理之学,他称:“先生格致之精,洞达医理。”(《豳风广义》叙)明清两代的医书也多有用“格物”或“格致”来命名者,如明代万全的《痘疹格致要论》、汪普贤的《医理直格》,清代顾靖远的《格言汇纂》、胡大淏的《易医格物编》、翟绍衣的《医门格物论》、高应麟的《格致医案》等。

如同宋元时期一样,生物学也是“格物”、“格致”观念和方法得以落实的一个最重要的知识门类。如清蒋超曾《水蜜桃谱》跋曰:

丙子秋日,读文洲褚君《水蜜桃谱》,旨哉!体物之精,此其一斑矣。粤自《草木》著嵇含之状,《虞衡》成范氏之编,《种树》传自橐驼,《杜阳》作于苏鹗,载披往册,具数《群芳》。文学以瑰博之才,究心物理;光禄以典坟之暇,搴胜林泉。(www.xing528.com)

清金文锦在《促织经》序中亦自谦地说道:

余值小圃凉生,酒酣夜坐,风飘桐叶,露湿桂花,蛩声四壁,凄凄切切,因检旧编挑灯删定,非敢自附于古之格物君子。

又据《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一书研究,受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想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人们也多以“识”表示格物之学,如明阎调羹《校刻异鱼图赞》叙曰:“夫孔训多识,传释格物,博闻强记,谓之君子,一物不知,学者耻之。”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以“识”命名的生物学著作,如明胡文焕的《胡氏诗识》、林兆珂的《毛诗多识编》,清姚炳的《毛诗识名解》、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石韫玉的《多识录》、何震的《多识考》等等。如上一章考察所见,事实上这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传统。

此外还有博物学。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序中述说自己:

余自幼性本酷嗜古,侍于先子之侧,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非而后已,迨老至,尤弗怠,特患其不精耳。

日后《格古要论》的编校者舒敏也在《格古要论》序中称赞曹昭是“凡世之一事一物莫不究其理,明其原,而是非真伪,不能逃其鉴”。并称自己的增益是“予窃观而爱之,颇为增校,订其次第,叙其篇端,亦可谓格物致知之一助也”。又清人周心如在《重刻博物志序》中亦说:“人则物之灵者也,故不惟不物于物,而且是就见闻所及之物并穷其见闻所不及之物,是所谓格致之学也。”

除以上所述外,明清两代还有更多以“格物”或“格致”为书名者。如曹昌言的《格物类纂》、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屠仁守的《格致谱》。这也体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之中,如熊明遇的《格致草》以及西洋人高一志的《空际格致》。直至清末,不少综合类自然科学书籍的译名仍用“格物”或“格致”概念,如英国艾约瑟的《格致总学启蒙》、美国林乐知的《格致启蒙》、美国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以及英国傅兰雅的《格致汇编》、《西学格致大全》,益增书会编辑的《格致指南》等等。当然,上述现象已经不应仅仅从延续意义上来理解,而更应从中西文化交流之后的提升意义上来理解。(10)

由于“致知”和“穷理”的提倡,与宋元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人们也保持有一种疑问与批判的精神。特别是明人,不像历代那样有更多的泥古品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与心学有关,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心学的某些正面意义。在科学活动中,疑问与批判精神通过徐光启、方以智等很多人的相关思想体现出来。如徐光启说:“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农政全书》卷二《农本》)这是对传统的“风土说”提出怀疑。又如方以智说:“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钱澄之《通雅》序引方以智语)还说:“善疑者,不疑人之所疑,而疑人之所不疑。”(《东西均·疑何疑》)这更包含了一种对事物追根究底的科学批判精神。总之,这样一种疑问或批判精神在明清两代的科学活动及哲学活动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格物致知”学说对宋元至明清时期科学活动的积极意义,没有这一学说作为基础,很多重要科学成果是不可能出现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近代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传播,“格物致知”学说及其实践也起着桥梁或摆渡的重要作用。同时,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也为“格物致知”学说注入了新的生命,而这也再次证明了科学或知识对于观念的力量。